一九三八年初，我母親快七歲了。她聰明好學，春節一過，新學年開始，父母親就送她上了學。當時的教育由日本人嚴密控制，尤其是歷史和倫理課程。法定的「國語」是日文。小學四年級後，教學全採用日文。學校絕大多數教師都是日本人或是會講日語的中國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我母親入學第二年，「滿洲國」皇帝溥儀攜夫人到錦州視察。我母親被選為學生代表向皇后獻花。當天一大群人站在色彩鮮艷的露天秤台上，手裡揮動著象徵「滿洲國」的黃色紙旗。我母親手捧一大束鮮花，站在銅管樂隊和達官貴人旁邊，顯得神氣十足。一個和我母親年紀相仿的男孩則侷促不安地站在她身旁，手裡也抱著鮮花，這是要獻給皇帝的。當溥儀夫婦出現時，樂樂奏起「滿洲國」國歌，人人肅立致敬，我母親走上前去，動作熟練地行屈膝禮，獻上花。皇后身著白裙，戴著一雙極薄的長至肘部的白手套，我母親覺得她簡直是漂亮極了。我母親趁機瞥了一眼穿軍服的溥儀，覺得在他厚厚的近視眼鏡後面有著一雙金魚跟。
我母親之所以被挑選出來向皇后獻花，不僅是因為她的成績拔尖，還因為她在註冊填表時把自己填為滿族，這是她繼父的民族。「滿洲國」被稱為滿旗人自己的國家，這裡的大多數居民是滿人，假如能讓他們有機會想想誰來統治這個問題，他們會說滿人皇帝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溥儀對日本人的確很有用。夏瑞堂認為自己是個忠誠的子民，我姥姥也這樣想。按照傳統，女人表達愛情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對所愛的人百依百順。和夏瑞堂意見不同這樣的念頭，姥姥是轉也不轉的。
在學校，我母親接受的教育是祖國是「滿洲國」，鄰國中有兩個中華民國：一個是蔣介石領導的「敵國」；一個是汪精衛領導的「友國」（日本人在中國佔領區扶持的傀儡）。她被灌輸「滿洲」並非中國的一部分，要做「滿洲國」的順民。她在學校學的第一首歌是這樣的：
紅男綠女踏街頭，
人人都說好滿洲。
你快活來我快活，
吃穿無愁腸，來、來、來，好滿洲！
老師們常說「滿洲國」是人間天堂。然而，我母親就是小小年紀也能覺察到，如果這是天堂的話，也只是日本人的天堂。日本小孩上的專門學校，那裡設備完善，有良好的暖氣供應系統，光亮的地板和明淨的玻璃窗。而當地的中國小孩則擠在破爛的廟宇和私人捐贈的舊房子裡上課。冬天，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往往不得不中止教學，同學們圍著教室跑步，或一齊跺腳。
不僅主要的教師都是日本人，教學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打學生是家常便飯。冒犯校規時，哪怕是最微小的過失，如像女孩的頭髮長過耳垂以下半寸，都會挨湊。處罰方式主要是賞一頓耳刮子，男孩子還常被木棍敲打頭部。另一種懲罰方式是在雪地上跪幾個鐘頭。
當地的孩子在街上遇到日本人時，得鞠躬讓路，即使這個日本人比他們還年幼。日本學生常常叫住當地學生，無緣無故就打他們耳光。學生們遇到老師必須恭恭敬敬鞠躬行禮。我母親常對她朋友開玩笑說：日本老師所到之處，就像旋風刮過草地，只見草兒們不斷地彎腰。
許多成年人由於怕得罪日本人，也不得不向他們點頭哈腰。不過，開始時，日本人的出現並沒有給夏家造成很大衝擊。中、下層職務仍由當地的滿人和漢人擔任，我外曾祖父繼續做他的義縣警察局副局長。到了一九四○年，在錦州的日本人約有一萬五千人。夏瑞堂的隔壁鄰居就是日本人，我姥姥和他們相處得很好。這家男主人是一位政府官員，每天早上，當他乘黃包車離家上班時，他妻子和三個孩子都站在門外，向他鞠躬道再見。此番儀式結束後，他妻子就開始做家務事。讓我姥姥和我母親大感困惑的是她戴著白手套搓煤球。第一個煤球還沒有搓成，白手套就已髒得不成樣子了。
這位日本婦女常常來姥姥家閒坐。她很孤獨，因為丈夫極少在家。來時，她愛帶上一小瓶酒，姥姥則弄些佐酒小菜。姥姥能說一點日語，那位日本婦女也能講些中文。她們還互相哼歌，激動時又相對流淚。她們經常相互幫助整理花園，這家鄰居有很齊全的花園工具，對此我姥姥十分羨慕。我母親也經常被邀請到她家花園裡玩耍。
但是，夏瑞堂一家也聽到了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大片大片的「滿洲國」北部村莊被燒燬，倖存者被趕進「戰略村」集中。東北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約五百多萬人）失去了家園，成千上萬人死亡。東北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礦工們在日本監工的嚴密監視下，沒日沒夜地幹活，直至累死，採掘出的礦產都被運往日本。
很長一段時期，夏瑞堂一直在為皇帝溥儀辯護，說溥儀實際上是日本人的階下囚，對發生的罪行一無所知。但當溥儀把他對日本國的稱呼從「友邦」變成「兄弟」，最後變成「親邦父國」時，夏瑞堂氣得舉拳捶桌，大罵他是「認賊作父的昏君」。儘管如此，他仍說不知道皇帝對暴行該負多大的責任。然而，隨後發生的兩件事徹底改變了他的觀點。
一九四一年末的一天，夏瑞堂診所來了一位衣衫襤褸的病人。他臉色蠟黃，身體乾瘦，弓著腰，一副疼痛不堪的樣子。他是鐵路的苦力，從早到晚搬運沉重的貨物，常覺得胃部像火燒火燎地疼痛。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撐多久，但一旦失業了，他就沒法養活妻子和剛出世的孩子了。
夏瑞堂告訴他，他的胃不能消化粗食。由於溥儀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頒示，大米只供給日本人和少部分漢奸，絕大多數當地人不得不依靠橡子面和一些玉米、高粱過活，而這些都是難以消化的。夏瑞堂免費開藥給他，又叫姥姥送給他一小袋大米——這是姥姥偷偷從黑市上買來的。
不久，夏瑞堂聽說那人已死在苦工營了。原來他在離開診所後，吃了米飯就去幹活，結果在工地上嘔吐了。一個日本監工從嘔吐物中發現了大米飯粒，立刻以「經濟犯罪」的名義逮捕了他，送進苦工營，由於他身體太虛弱，只活了幾天。當他妻子聽到噩耗時，抱著嬰兒投河自盡了。
這次意外事件使夏醫生和我姥姥痛不自禁。他們覺得對這家人的死負有責任。夏瑞堂後來總是說：「大米能救人，也能殺人！一小袋大米，三條人命呀！」他開始罵溥儀是「暴君」了。
很快，慘劇直接降臨夏家。夏瑞堂最小的兒子在義縣當教師。和滿洲國所有學校一樣，日本校長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幅很大的溥儀像。每個人進房時都必須對此像行禮。有一天，夏瑞堂的兒子一時疏忽，忘了鞠躬。日本校長一個巴掌過去，他一時失去平衡，忍不住說：「難道我每天總得哈著腰，我就不能挺直身子，哪怕是站一會兒嗎？早上朝會時我剛鞠了躬……」
沒等說完，他臉上又重重挨了一下。只聽日本校長喊道：「這是你們滿人的皇帝，你們滿洲人連最起碼的禮節都不懂！」夏瑞堂的兒子衝口而出：「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一張紙片嘛！」此時，另外兩位中國老師趕來止住了他。他冷靜下來，恢復自製後，勉強對肖像躬了躬腰。
到了晚上，一位朋友跑來通風報信，說他已被定為「思想犯」——這種罪名起碼得坐牢，還很可能被處死。夏瑞堂小兒子於是出逃了。從此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可能他已被抓住，死在監牢或苦工營裡了。
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由於弟弟「犯罪」，地方上的惡霸開始騷擾夏瑞堂唯一倖存的兒子德貴，聲稱他沒有盡到兄長的責任，向他勒索保護費。他付了錢，但無賴們貪得無厭，得寸進尺，以至他不得不賣掉藥鋪，離開義縣到了奉天（瀋陽）。在那裡，他重開了一家新店「泰和堂」。
夏瑞堂從此成為滿洲國和溥儀的死對頭。
※※※
夏瑞堂行醫的名聲越來越響，日本人、中國人都請他看病。有時他會在替一位日本高官或漢奸治療之後，對家人說：「我希望他死掉才好。」但這並不影響他的行醫態度。「病人是個人。」他常說：「做醫生就得給他治病，不能管他是好人、壞人。」
姥姥此時已把她的母親，即我的外曾祖母，接到錦州。姥姥與夏瑞堂結婚離家後，外曾祖母一直和丈夫在一起。但外曾祖父討厭她。兩個蒙古族姨太太也恨她。她開始疑心這兩個女人想毒死她和年幼的兒子玉林，天天吃飯就都用銀筷子，還總是先餵狗。在姥姥離家數月後的一天，那條狗突然暴斃。外曾祖母忍無可忍，生平第一次與丈夫大吵一架。在婆婆楊老太太的支持下，她和玉林搬到外面租房子住下。楊老太太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也憤慨至極，她於是跟著媳婦、孫兒搬走了，從此再未見兒子，直至臨終時，兒子才來看了她一眼。
他們搬出之後，外曾祖父按月送生活費給他們，但他極不情願，到了一九三九年初就停止接濟了。那時沒有法律來保障分居或離婚婦女的權利，她們的生活完全靠丈夫發善心。外曾祖父不發善心，姥姥和夏瑞堂只得負擔起他們的生活。當楊老太太於一九四二年去世後，外曾祖母就和玉林搬到錦州，住進了夏瑞堂家。外曾祖母心裡總是不安，覺得自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