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於一九九一年首次出版。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成為「作家」。
當作家是我童年的夢，這個夢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潛意識裡，沒有用語言表達。在我成長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作家大都遭到政治迫害，書和筆是危險的東西。文革初期，全國到處燃起燒書的火焰，人們家中的書籍大半化為灰燼。身為中共官員的我父親，在文革中備受折磨，逼著燒掉心愛的藏書。這是他精神崩潰的開端。我在一九六八年十六歲生日那天寫在紙上的第一首詩，就是在造反派闖進家裡抄家時，撕碎了衝下馬桶的。
可是一支無形的筆，仍然不停地在腦子裡劃來劃去。在下鄉進廠的日子裡，它伴隨我在稻田裡撒糞，在電桿上接線，默默地刻著長文和短詩。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歲的我來到英國。毛澤東去世兩年了，中國開始變化。中共自掌權以來，第一次用全國統一考試的辦法選拔留學生。我有幸通過統考，成為四川省九千萬人中大概第一個到英國留學的人。
有這樣不可思議的運氣，可以自由地寫作了——但就在這時，我失去了寫作的興趣。對我來說，寫作不可避免地要回顧往事，要在內心重返中國。而我只想忘掉中國，忘掉那些傷心的日子。我來到的地方好似外星，滿目都是新鮮。我什麼都想看一看，什麼都想試一試，只想活在新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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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第一眼吸引我的，是從機場入城後沿街窗台上的盆花與住宅前的花園。記得我到後的第一封家信，幾乎都在描述它們。那時中國人的家中沒有花草。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發話說：「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房屋裡的花消失了，學校草坪上的草也被拔去。拔草時我心裡非常難過，但掙扎著掩飾自己的感情，還不斷責備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當時中國的孩子都得不停地做這類「思想鬥爭」。雖然在我離開中國時，種花養草已不再是罪過，但苗圃花市還沒有「捲土重來」，一般人的住宅依然灰暗無色，公園也滿目瘡痍。
到倫敦後，我們住在大使館指定的住處，第一次獲准外出時，我和幾個同行者去了著名的海德公園。在一排排栗樹的華蓋下，在一望無涯的柔軟草坪上，我走啊走，怎麼也走不夠，胸中充滿狂喜。我直想張開雙臂，撲在草地上，緊緊摟住這塊綠土地。
那時留學生在海外受到嚴格管束，每個星期六有例行的「政治學習」。這類在中國早就讓我煩透了的活動，在倫敦更教我忍受不下去。我斗膽向政治輔導員建議，何不把會搬到倫敦植物園去開？年輕的輔導員想來也嚮往大好景色和清新空氣，他居然冒著被批評的風險同意了。於是，我們這組人身著的清一色「毛制服」，便與五彩繽紛的花朵相映成趣。
「政治學習」僅是無數捆綁我們的繩索之一。其他的管囚犯似的紀律包括不許一人出門，起碼得「二人同行」。事無鉅細必須請示匯報，違反紀律會被馬上送回國去，後果不言自明。這些繩索每時每刻都折磨著我。初到英國時，我總在盤算怎樣「破壞紀律」。
在大陸留學生中，我也許是第一個涉足酒吧的人。那年頭，「酒吧」二字意味著裸女狂舞，燈紅酒綠，是使館明令禁止的去處，也讓我好奇心大發。一天，我偷偷跑出去，直奔街對面一間酒吧。推門進去，什麼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也沒看到，只有幾個老人安靜地坐在那裡。當時心裡頗有點失望。
我也可能是大陸留學生中第一個獨自出門的。我所在的學院有位職員邀我去格林威治天文台。「二人同行」的紀律規定，個人受到邀請時必須「帶朋友」。我便問他：可不可以帶個朋友一塊兒去？職員誤解了我的意思，正色答道：「我不會做不規矩的事情。」我很不好意思，但又無法向他說明這是我們的紀律。我們得到的指示是，這條紀律不準公開，只能自己找藉口。我討厭編造藉口，更想一個人自由自在地出去。我於是去請求使館管教育的官員，說：你看，這位英國朋友認為我懷疑他動機不純，我要是不去，會影響中、英友好，影響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聲譽。如此等等一番漂亮話，官員最後鬆了口，只叫我不要張揚。
我猜這位官員也不喜歡製造這些紀律的專制制度。一天晚間，住地樓裡只有我和他時，他對我講了點個人的身世。二十年前，他與深愛的女朋友正要結婚，「反右派運動」來了，女友被打成右派。結婚會毀掉他的前程，女友堅持要分手，極度痛苦的他再三考慮後同意了。後來，無論在外交界如何一帆風順，他忘不了她，原諒不了自己。在講這段往事時，他幾乎是聲淚俱下。
這位與我相交甚淺的使館官員，敢說心裡話，並不奇怪。那時的人們背負著毛澤東統治留下的創痛，一發現有個「心有靈犀」的人，會像開閘的洪水一樣傾瀉。中國在變，人們的恐懼少了——也使這位官員敢於開先例放我一人出門。
格林威治之行今天想起仍記憶猶新。這是一次再普通不過的旅遊：從一個景點到另一個，在子午線上照相，一隻腳踏在東半球，一隻腳踏在西半球。但從頭到尾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緊得頭暈。我的眼角不斷四下掃射，看有沒有華人，一旦發現便迅速從他們衣著上判斷是否來自大陸，如果判斷是，我就趕緊把臉別過去，躲開他們。當時大陸來英國的人寥寥無幾，可我偏偏覺得這個人也是，那個人也像，心不時提到嗓子眼兒，一邊勉強對主人表現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我怕有人看見我，告發我，那樣一來我就完了，使館好心的官員也要跟著倒楣。坐在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地中間野餐，吃著異國情調十足的乳酪三明治，是我最害怕的時刻：我釘在那裡，無處可藏。
可我還是繼續幹官方禁止的事。這並非出於天生喜好冒險刺激，而是實在忍耐不住。大禍沒有臨頭：一九七八年底，中共正式實行改革開放，捆綁我們的繩索愈來愈鬆。逐漸，我就大膽地「自由行動」了，一個人到處去，結識三教九流的人。我自稱來自南韓。這不僅因為我的行動帶點偷偷摸摸的性質，而且我不想顯得太新奇。那時中國大陸多年與世隔絕，西方人好不容易見到個「火星人」準抓住問個不休，都是我不願談的事。我想融入倫敦，過一過倫敦平常人的日子。
在倫敦人中混，我的強烈印象是在英國人人平等，沒有階級之分。在西方，英國以階級的存在著稱，後來我談起這一最初印象，總令聽眾捧腹。西方人有所不知的是，我是在跟毛的中國比。那裡每人都有一個固定的階級出身，對一生深具關鍵性作用。必填的各種表格上，在「出生年月」、「性別」之後，就是「家庭出身」一欄了。它決定你能上什麼學校，能做什麼工作，能過什麼樣的日子。我本人有幸出身「革命幹部」，屬於特權階層。我親眼看到，「出身不好」的人們，一輩子被打入另冊。由於出身如此重要，我們這代人初次見面習慣問對方出身是什麼，父母是幹什麼的。而在倫敦，我周圍的人們對他人的背景好像都毫不在意。
後來在英國住久了，我明白出身在這裡也不是微不足道。可是新來乍到的我，感悟到了英國的特點。英國儘管有階級，但不管哪個階級的人都享有尊嚴，下層的人不會受歧視虐待，老百姓不會有冤無處申。法律給所有人以同樣的保護，公平、正義是英國社會最引以自傲的基本理念。在這一理念下，社會日趨平等。這是中國人在毛時代——乃至今天——無法享受的。
我就是這樣既帶感情、又理智清醒地愛上了英國。第一年在拚命開眼界的旋風中度過。從毛的慘淡世界中走出來，對最不起眼的東西也感到新奇。頭一回進電影院，暗暗燈影下深紅的座椅帷幕，彫琢鍍金的裝飾，讓我覺得好像進了「阿拉丁魔窟」，到處是寶藏與神祕。事無鉅細，我都愛刨根問底，有的問題教朋友忍俊不禁地瞪大眼睛。在詢問與體驗中我學習英國，學習這裡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和他們的文化。
在這個過程中，我秘密地交上了外國男朋友。這在當時是最嚴格的禁區。在中國時我曾聽到警告：誰有外國男朋友，誰就會被用麻藥麻醉後裝在麻袋裡，運回中國去。我對此深信不疑。一走到離大使館不遠的街道，我的兩腿就發軟，要是坐在汽車裡，頭就縮到車窗下不見了。我想出個法子：化妝，用濃濃的猩紅紫黑的唇膏，大綠大金的眼簾膏，讓自己面目全非，大使館的人認不出來。我使用化妝品，就是這樣開的頭。現在想來，大使館並沒有對我們實行那樣徹底的監視，但是來自毛的中國，恐懼是我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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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古城約克是我一直嚮往的地方，那裡有著名的大教堂、老城牆（據說有點像中國的長城）和「薔薇戰爭」遺蹟。約克大學在我來英國第二年提出給我獎學金，讓我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候，外國大學發獎學金都得透過中國政府，個人無權領取。幸虧有了改革開放，再加上使館那位好心官員相助，我又一次破了規矩，個人接受了獎學金。三年後的一九八二年，我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