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反右運動一起頭兒，父親就開始琢磨著反右的結局和自己的下場，甚至在毛澤東還沒想好怎麼處理他的時候，他就在家裡把自己處理了一回——讓警衛秘書王鎖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召集到東客廳，請他們圍著平時吃飯的圓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親客氣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現在犯了政治錯誤。所以，請你們不要再叫我章部長了，可稱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於一側的王秘書趕緊聲明：「在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須繼續稱呼您為章部長。」
此後，父親不止一次地對家人說：「我們準備過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一九五八年一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劃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後，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後，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於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慢慢地，父母開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與中國歷史同樣源遠流長的世態炎涼。親近的、親切的、親密的，一個接一個地疏遠、疏隔、疏離了。而且，越是親近親切親密的，就越發地疏遠疏隔疏離。諸如，二十年代一起參加北伐戰爭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發起「國民黨臨時革命行動委員會」的第三黨人，四十年代參與籌措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們當初當年當時結識章伯鈞，便是一種錯誤。唯有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風雨，才撥正了他們所在黨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著他們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樣子，父親也跟著替他們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親到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去參加政治學習。在回家的路上，大老遠便瞅見個老熟人。這也難怪，五十整的年紀，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書長，叫辛志超。他不僅和父親、母親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門坎兒，他是跨進跨出的。每每在與父親談正事之前，都要給我姐妹倆講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說的是燕都舊話，再與那滿嘴的京腔京韻相搭配，我倆聽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從沈鈞儒開始往下數，來家裡開會、談事、作客、吃飯、聊天的，不下幾十個。要論個生熟鹹淡，眼下這位離母親不遠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內。所以，我很能想像母親認出他時的那股衝動、那般欣喜及那份熱情。
母親揮動著手，向他飛奔過去。辛副秘書長停住腳步，四下裡張望。當他那雙近視加老花的眼睛透過厚重的鏡片，終於辨清來者為何人的時候，即毫不猶豫地轉身一百八十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親傻站在街沿。她對老熟人或許有很多的話要說，或許只想問聲好。她有如一個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淚便撲簌簌地滾落出來。在父親的詢問下，母親講述了街頭剎那間的經歷。
站立一旁的我，簡值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辛伯伯，怎麼會不理我們的媽媽呢？」我為如此熟識的人能做出如此絕情的事而憤怒。心底還有一種母親受辱自己也跟著受辱的感覺。
母親為自己的不識時務、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歎道：「解放前看的《紅樓夢》和解放後讀的馬克思，都算白費了。連熟識的人才專做絕情事的起碼常識，都沒能學到手。」
父親則勸母親心放寬些、看得開些，語重心長地說：「大到一個政黨的背信棄義，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國官場的傳統。」不過，父親也從中預見到自己的未來，必是孤獨自處的末路。除非欽定的章羅聯盟和反右運動被欽定者推翻，而這個「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憂心忡忡的我問道：「爸，人當了右派，怎麼別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難過了？」
我的問話，使父親激憤起來，滔滔不絕：「只有在中國當右派，才是這個樣子。小愚，你哪裡曉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體面、很神氣的呀！議會裡，還有他們的席位呢，與左派僅僅是表明政見之不同罷了。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左派、右派、中間派各自發表看法，陳述主張，申明立場。因為各派所持立場、主張、看法不同，它們之間勢必要有激烈的辯論、爭執以及相互攻擊。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現象，並受法律保障。西方國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經過這些辯論、爭執和攻擊的考驗或矯正。現在，老毛把右派定性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劃了個資產階級成分。那麼，左派與右派便不屬於思想差異，而視為革命與反動的政治對立了。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了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異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黨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異端。在這個問題上，我原以為新社會要比國民黨做得好一點。現在看起來，和過去沒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愛聽父親說話。因為他說的，和報紙上登的、收音機放的、課堂裡講的，都不一樣。他不從屬於別人，他只屬於自己。
或許因為情緒激動，父親說話的聲調越來越高。母親不讓父親繼續往下講，打斷他的話頭：「當著孩子的面，不要說這些，而且一句一個共產黨，一句一個老毛。從前你可以這樣說話，現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這樣講了。你在家裡講，萬一傳到外面，人家真要說章伯鈞反動到家了。雖然我們看不慣黃炎培，兒子劃成右派，自己跟共產黨反倒更加親近。但是你也沒有必要和過去一樣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說出來。」
我知道母親「訓」父親，是因為母親疼父親。特別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沒剩下幾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會，父親就像吞大魚大肉一樣，全部咽下。而母親這番雨絲風片般的「訓」，對父親來說，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親聽完「訓」，一不反駁，二不申辯，三不堅持。自己一個人回到書房。我也緊跟著進去。當父親坐在寫字檯前的皮轉椅上，他的臉色分明陰沉了許多。俗話說：樹怕剝皮，人怕傷心。我在想，社會上已經失去「面子」的父親，是不是覺得在家庭裡開始失去「裡子」了。父親失去的再多，哪怕父親在外面的存在等於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聲不吭，站立在父親的身後。父親也一聲不吭，雙手交叉於胸。他的外表是平靜的，然而心裡必定很難受。六十多個年頭的人生，在心窩子裡一次次跌宕翻騰。
父親面對政治壓力和應付社會環境的唯一選擇，是獨處，也只能獨處。假如他是個埋頭做學問的，面壁數十載，獨處一輩子，也算不得什麼難事。偏偏父親從中國私塾讀到柏林大學，也沒能塌心做學問，而是起勁兒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靜，得參與，得活動，得鬧騰。開會，講演，結社，遊行，擬指示，呼口號，寫文章，直至發動戰爭（可惜父親的本質是書生，他搞的政治始終未能上升到拿槍桿子的高級階段）。父親以此為生活，以此為追求，以此為樂趣。如今這種生活、追求和樂趣，給撅折掐斷，戛然而止了。這番光景，好似一個有名氣的演員，戲唱得正帶勁兒的時候，被轟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奮的鑼鼓、絲竹、燈光、油彩、底班、龍套、跟包、觀眾，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一大早起床，父親不必忙著漱洗用餐，既沒有機關讓他去上班，也沒有單位請他去講話。上午到下午，父親不必忙著東奔西跑，既沒有事情等候他處理，也沒有會議需要他參加。從早到晚，父親不必忙著前庭後院的穿梭，既沒有人按動大門的電鈴，客廳裡也沒有響動的電話，書房裡更沒有擺放好的文件、報告、公函、書信，亟待拆閱。父親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從洪秘書手裡接過當天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厚厚一疊，他的眼睛像架掃瞄儀，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掃」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十六開大小的《參考資料》（即《參考消息》之前身），讀得仔細，看的時間也最長。
父親說：「只有《參考》上，還有一點消息。」有時候《參考資料》送進門，正巧父親要去方便。他能拿著它，在洗手間裡待上幾十分鐘。要不是母親催我也叫喚的話，不知他坐在馬桶上還得看多久。老實講，能得到這一點消息，也來之不易。因為父親在必須接受右派帽子時，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唯一請求，就是希望今後自己能夠繼續看到一份《參考資料》。
把看《參考》的事做畢，父親也就終日無事可做了。在以往雜亂忙碌辛苦勞累疲憊睏乏的時候，他多麼嚮往安寧清靜恬淡閒適的日子。現在，他嚮往的日子來了，卻沒能給自己帶來安寧清靜恬淡閒適。一九五七年以前，那時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親每隔一、兩個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