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日，即儲安平發表「黨天下」言論之翌日，這是一個清新幽麗的清晨。庭院裡的喇叭花頂著露珠兒開了，修長的柳葉在微風中搖曳。有著好心情的儲安平按父親約定的早八點，準時到了我家。
他跨進客廳，父親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的發言很好。」
「要談就談大問題吧。不過，放肆得很。」顯然，他已得知發言所引起的社會反響。
「對，雞毛蒜皮的事在這樣的會議上，就不要談了。要談就談大問題。現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車，能談大問題的人不多。」
儲安平告訴父親：這篇談話的思想要旨，曾和羅隆基交換過意見。
「你什麼時候見了老羅？」
儲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來這裡，正逢你會客。我從你家出來，便去了隆基府。」
「唔！」父親回想起來了，忙道歉說：「那日，農工的同志來談工作，顧不上你。」
也許是怕父親誤解自己和羅隆基有過密的聯繫，儲安平解釋道：「老羅和我有一層師生關係。不過，因為他有點架子，所以那天還是我二十年來第二次登門，而且兩次都是為了報社的事。當然，我還很想從他那裡瞭解一下《文匯》的情況。」
章羅的矛盾在民盟幾乎是公開的，身為老盟員的儲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沒有詳談和羅隆基談話的內容，只是提到了羅隆基建議將陳新桂調到《光明》，以加強理論力量。
父親表示不同意，說：「陳新桂在民盟是專職幹部。況且民盟中央機關裡的理論人才本來就少。」
因儲安平要求調人，父親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個幫手，便關切地問：「你在報社是不是遇到什麼難題了？」
儲安平搖了搖頭。
父親說：「你的辦報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國缺乏的是民主與科學。《光明日報》要以此為重點，多報導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新聞、民主國家的社會黨的情況和我們的民主黨派活動。」
自打儲安平來到《光明》，從父親這裡得到的都是鼓勵和支持。所以，他的點子就更多，幹勁就更足了。他說：「從前《光明日報》不能獨立辦新聞；現在中共讓我們自己搞。我們要搞，就要搞和新華社不一樣的！」
他還告訴父親：「今天的《光明》發了一條關於上海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談取消黨委制的消息。」
父親點頭稱道，且一再欣賞他的「就是和新華社不一樣」的雄心與魄力。後又問：「報社的改組問題進行得怎麼樣了？」
儲安平答：「我剛來不久，準備再等一等，弄清情況再說。」
父親連連說：「好，好。毛公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已經講了學校黨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談話到了快結束的時候，父親忽然想起一件喜事來，對儲安平興沖沖地說：「去年，我跟周公（恩來）反映的《光明日報》建新址的事情，統戰部說有了初步結果。社址選在虎坊橋，要蓋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樣一座大樓。」
兩人的心情極好，一起出了家門。父親用車把他送到報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開會。在車上，父親告訴他：「現在學校的情況很嚴重，胡愈之準備在六號這一天找幾個教授座談一下。」
儲安平問：「打算請哪幾個人呢？」
「聽愈之說，大概要請曾昭掄、吳景超、費孝通、錢偉長幾個吧。」
父親的話啟發了儲安平，他決定在六日這一天也開一個會，邀請八個民主黨派宣傳部的副部長，專門座談一下社論的問題。
六月六日上午，章（伯鈞）儲（安平）兩人分別在文化俱樂部和《光明日報》社主持召開了座談會。而他倆誰也沒想到，這竟是自己在政治風雲與報業生涯中的絕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會議，其實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緊急會議。其中曾昭掄、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六人為教授；另有章伯鈞、史良、葉篤義、閔剛侯、金若年與會。此會的倡議者、操辦者胡愈之，則在會議開始之際離去。會議由父親和史良主持。來自高校的教授們，一一介紹了校園內的情況。
費孝通說：「……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鬥錯，聽了令人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分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內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
曾昭掄說：「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都是學生鬧起來的。過去以運動方式對知識分子是不能容忍的。中國知識分子喜歡『清議』，應該給他們機會多講話和尊重他們，但黨不給……」
錢偉長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以出亂子。近來有些學生家長寫信給我，要我勸勸他們的孩子不要鬧事，我曾做過，但學生的表示十分堅決，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們做學生的時代一樣，不接受家長的勸告。知識分子最根本的問題是出路問題，學生鬧事的原因是沒有出路。有沒有出路，命運是掌握在黨員手裡。」
黃藥眠說：「一九五三年以前民主革命階段，黨和非黨知識分子是在一道的，五三年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此一切只有黨員可以信任了……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執行起來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聽者激動，大家熱血沸騰。父親在深感形勢之緊張的同時，倍感肩頭責任之重大。他認為：形勢的緊張是規律。此刻，民主黨派應該大力發展組織，提高地位，發揮作用；而中共則應該對民主黨派重新估價。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長期共存。
最後，父親講了話。他說：「蘇共二十大以後，史達林被批判了，各國共產黨員所遵循的唯一理論和行動的教科書——蘇共黨史也要修改，現在沒有一個理論和實踐的標準了。在國際共運中，列寧死後有兩個人，一個是南斯拉夫的狄托，成為反對派；另一個是中國的毛公，繼承了列寧主義。這兩個人誰正確？這兩條路哪條暢通？只能由歷史來作結論。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人士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向來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有想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
與此同時，儲安平在邀集的民主黨派宣傳幹部的座談會上，發表了對報社社論問題的看法。他說：「就現在情況來看，寫社論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一種是教條，四平八穩；再一種是說共產黨的好話，歌功頌德。真正的批評監督的社論，沒有。要寫批評監督的社論，必須得到各民主黨派組成的《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的支持。《光明日報》的婆婆多，八個民主黨派是八個婆婆，民主黨派有幾百個中央委員，是幾百個婆婆。一個婆婆一個看法，就很困難。因此，必須社務委員會授權，在沒有授權之前，只能用個人名義寫這方面的文章了。」
總之，這些「謀道而不謀食，憂道而不憂貧」的書生，要負戈前驅，披肝瀝膽，與中共攜手共度難關。其實，激盪浩淼之風華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學識，已無一例外地被厄運籠罩。在他們的身後，也已是槍彈飛越，颼然有聲。
※※※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刊出了《這是為什麼？》社論，毛澤東發出了反擊右派進攻的號令。
父親捏著報紙，讀之再三。他也在想：這是為什麼？
吃午飯的時候，接到儲安平的電話。他說：「伯老，我下午兩點鐘，去你那裡。」父親想再說上幾句，電話已掛斷。
兩點整，儲安平跨進了父親的書房。他神色嚴肅，又顯得有些匆忙，連茶也顧不上喝，便說：「昨天，報館有人貼大字報批評我，我當時還很遲鈍，以為只是個人意見罷了。讀了《人民日報》社論，我看情況已不容許我在《光明日報》工作了。」隨即，從公文包裡掏出「呈章社長」的信函遞上。
接過一看，是親筆辭職信，父親啞然。
「老儲，辭職信我留下，但我一個人，特別是現在，也決定不了這件事。」父親說完這話，儲安平立即起身，告辭。
父親執意要送至大門。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別。
整個下午，父親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陡然大變。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裡，對《人民日報》社論和第一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郁文發洩不滿，並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小丑，而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父親歸來，已近深夜。人剛睡下，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寂靜之中，尤覺急促刺耳。接過電話，方知是浦熙修打來。
她的第一句話是問父親：「儲安平辭職的消息是真的嗎？伯鈞，你的態度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