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和她沒干係，
原不過像兩片落葉，
今天偶爾吹在一起，
誰保得明朝不要分離；
犯著去打聽人家的細底？
但你說奇不，她到東或西，
像太陽的昏暗月亮的缺，
總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關切，更留意。
◆
說，這是自己的願，不是勉強，
幫她的忙，為她提隻箱；
或者問一問天會不會下雨，
路上有沒有風浪。
但要是她真的說出了這話：
「謝謝你，用不著先生——
這樣關切，這樣忙，」
怕我又會像挨近了絕崖般，
一萬分的失神，一萬分的慌張。——
儲安平詩《自語》，一九三一年元旦作於北平西郊
※※※
在我所結識的父輩長者當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儲安平【註釋一】。而我之所以要寫他，則是出於父親說的一段話：「人生在世，一要問得過良心，二要對得住朋友。五七年的反右，讓我對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對不住的一個，就是老儲（安平）。」
父親最對不住的，確要算儲安平了。原因很簡單——把他請到《光明日報》總編室，連板凳都來不及坐熱，就頂著一個大大的右派帽子，獨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雖然「黨天下」這句經典右派話語，是儲安平自己說的，但禍根不在於自身。事情還須從頭說起……
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新政協召開在即。民盟總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別忙碌，也特別積極，幾乎天天在父親下榻的北京飯店一一三室開會。
四月九日下午三時，在這裡舉行民盟總部第六次會議。出席者有沈鈞儒、黃炎培、潘光旦、張東蓀、曾昭掄、楚圖南、千家駒、周鯨文、吳晗等，共二十九人。會議主席是父親，會議內容之一是沈鈞儒提議：中共指定《中國時報》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應否接管，請予公決。經討論，形成並通過了民盟決定籌辦報紙、成立盟報籌備委員會等三項決議。要知道，民盟素有辦報辦刊的志向和傳統【註釋二】。早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民盟在重慶成立的時候，它的機關報《光明報》於九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託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四月十六日下午，民盟總部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第七次會議上，暫時負責《中國時報》報館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書面報告說：《中國時報》不甚合用，請改為接收偽《世界日報》。
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辦報的事情有了進展。五月十四日下午，在北京飯店一一三室舉行了民盟總部第十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就中共中央統戰部函請民盟接收偽《世界日報》的事宜，做出公決。在沈鈞儒的主持下，經二十二人討論後，通過決議如下：（一）由章伯鈞、胡愈之、薩空了、林仲易、嚴信民、謝公望、孫承佩等七人組織盟報籌辦委員會；（二）盟報名稱定為《光明日報》；（三）於五月十六日接收報館，六月十六日出版新報；（四）開辦費請政府撥款；（五）辦報的政策與方針，另會討論。
六月六日下午二時，在北京飯店一一三室舉行民盟總部第十四次會議。會上，由父親、胡愈之、薩空了、林仲易擬就的《光明日報》組織大綱，經修正獲得通過；推章伯鈞、劉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薩空了五人，為社務委員會委員；父親兼該委員會主席。
父親說：「民主黨派的機關報，除了時事新聞報導，報紙主要是承擔著以言論政的職責。」為此，他和薩空了等人建議成立一個《光明日報》言論指導委員會，並提議就這個委員會如何組織進行公決。這個提議也很快形成決議，並公推父親、沈志遠、黃藥眠、周鯨文、楚圖南、胡愈之等九人擔任言論指導委員會的委員。父親為第一召集人。
十天後，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上午，中國民主同盟在北平創辦的機關報《光明日報》，出版了它的第一張報紙。它是全國性報紙，並向海外發行。社長章伯鈞，總編輯胡愈之，秘書長薩空了，總經理林仲易。
報紙出版沒幾天，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一個晚上來到社慰問工，並表示對「光明日報」的祝賀。
七月，在胡愈之的邀請和陪同下，時任新聞處處長的胡喬木到報社發表題為「《光明日報》的任務」的講話。他說，《光明》的任務提把「兩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報社下設夜班編輯室（主任吳江），採訪部（負責人謝公望），資料研究部（負責人孫承佩）和副刊編輯。副刊編輯是我的表姐夫、作家巴波，當然是父親請來的；胡愈之還請來了黃藥眠、柯靈。後來增設了新聞組。
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對知識分子來說，其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寶貴的。它們幾乎與人身自由有著同等的份量，被一些人視之為生命。所以，當父親得知作為高級知識分子政治派別的民盟能擁有一份報紙，且又由自己負責籌建的時候，其心情活像一個男人在籌辦婚禮大典：激動、欣幸、亢奮，還有滿腦子的盤算和設想。
單是「光明日報」四字報頭的題寫，就讓父親大費心思。他甚至叫母親也來試寫。母親的字極好，連周恩來都知道。那時我們全家從香港抵京，暫住在北京飯店二層的一個套間。我記得母親從晚飯後，就開始練寫「光明日報」四字，父親一直伺候左右，還讓母親拿出從香港帶回的上等紙。每寫一張，他就誇一句，可還是請母親繼續寫，並說：「可能下一張會更好。」
我先守著桌子看，後坐在沙發上看，再後躺在床上看，再後便睡著了。這其間，好像劉王立明還來訪，被父親三言兩語打發走了。等我一覺醒來，發現母親還在那裡書寫，父親仍在那裡伺候。寫著「光明日報」四個顏體正楷大字的十六開紙張，鋪滿寫字檯、窗檯、茶几、沙發、地板。我想去洗手間小手，竟連條路也沒有了。母親題寫的「光明日報」四個字，一直使用到一九五七年的夏秋。反右剛結束，《光明日報》立即換了報頭。
父親常去報社開會。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報》印刷廠廠長費振東（費孝通之長兄）也都常來我家彙報工作。一天上午，父親要到座落在西單石駙馬大街的《光明日報》社去談工作。
我對父親說：「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嗎？」
父親同意了，並高興地說：「到了報社，你一個人先玩。等我開完會，帶你去印刷廠參觀，看看一張報紙是怎樣印出來的。」
原以為報社有多麼氣派，不過是個小四合院，充其量有十幾間平房，還不如我家大呢！
我說：「報社怎麼這樣小呀！」
父親說：「成舍我的《世界日報》的社址是座兩層洋房，很不錯的，在長安街是最高的建築了。我們把它專們用來搞發行和廣告。
報社的會開得特別長，等父親拉著我的手去印刷廠，已是近正午時分。我的肚子早就餓了，父親請一位專門剪報的女工作人員到食堂，買了個白麵大饅頭給我。那饅頭香極了，我邊吃邊走，隨著父親到了車間。父親請操作工人給我介紹印刷的過程，他自己則站在一邊仔細翻閱著當天的《光明日報》，好像並不覺得餓。
家裡的報紙有好多種。每當洪秘書把它們送進客廳，父親打開的第一份，必為《光明》。
一九五一年冬，民盟召開全國組織宣傳工作會議，日程非常緊。父親一定要大家參觀《光明日報》，結果安排在會議結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們白天遊覽了頤和園，晚上仍被大汽車拉到報社，一個個疲憊不堪。唯有父親西裝領帶，精神抖擻。在印刷車間，他還主動擔任講解。母親說：「你爸爸為了自己的《光明》，不顧他人死活。」
後來，有件事大大消損了父親辦報的熱情。一日清晨，父親還沒來得及起床，就接到上邊的電話，說當日剛出版的《光明日報》有了大問題，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館的。父親眉頭緊鎖，一聲不吭，也沒有去交通部（父親時任交通部部長）上班，一連幾天的心情都很壞。我很想知道報紙出了什麼事，可一瞅父親那張陰沉的臉，便不敢開口了。
過了小半個月，《光明日報》的一個幹部來我家做客，我趁機偷偷地問：「前些日子，你們《光明日報》出了什麼大問題？」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錯誤。有個重要新聞，是針對某個事件發表的兩個嚴正聲明——一個來自中共中央；一個為各民主黨派中央的聯合表態，它們均為新華社的通稿。《光明日報》把民主黨派的那個聲明放在了頭一，把中共的聲明放在了頭二。這就出了大亂子，上邊命令追回報紙，全部銷毀，立即重新排印；並指示《光明》必須要像《人民日報》那樣，將中共列在前，民主黨派擺在後。
我搞不懂，為什麼民主黨派的報紙，非要和中共的報紙打扮得一模一樣。我拿了這個問題，又去問父親。
父親只是淡淡地說句：「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