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一九○○—一九八五）江蘇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後，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上海婦女救國會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國民黨所逮捕，為歷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民主運動。一九三八年後，任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會主任，第一、二屆參政員。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為上海民盟執行部負責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後，任國家司法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摘自《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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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辭典上的史良，是以職務為材料，年經事緯，敘列出來的人。在民主黨派史料彙編裡或共和國部長傳記裡，對她的介紹要比這個條目詳盡些，約有千餘字。除了對「七君子事件」的敘述而外，還強調解放前的史良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師，如何敢於同邪惡勢力進行鬥爭，營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史良作為首任司法部部長（她和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是當時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機構和工作；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民盟）負責人的史良，如何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沒有動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等等。這些內容寫得準確又周正。但活在我心裡、刻在我記憶中的史良，就不僅是條目所寫的這麼一副乾巴巴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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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小時候崇拜的高貴又美麗的女性。史良無論走到哪裡，來到什麼場合，都與眾不同。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己長得不漂亮，常對著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
我清楚地記得，頭一次在我家客廳見到史良的情形。父親把我推到她的眼前：「喏，我的小女兒，小愚（我的小名）。」又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史大姐，你該叫史阿姨。」
我深鞠一躬，叫道：「死（史）阿姨。」
父親一怔，史良卻笑了。
父親糾正道：「不是死，是史。這兩個音是不許弄混的，再重叫。」
滿臉通紅的我，再叫：「死（史）阿姨。」
父親盯著我的嘴，嚷著道：「是史！不是死。」
我再叫一遍，仍是「死阿姨」。
父親瞪著眼，剛要張口，被史良擋住，笑著說：「死阿姨就死阿姨吧。」
瞧，多好的一個死（史）阿姨啊！
史良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讓秘書打來電話說，有事要來我家和父親商量。那時，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寬闊的庭院，已是綠葉成蔭，晨風拂來，透著涼意。在家中，沒有父親的容許，子女是不能隨便跑出來叨擾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兩眼直瞪窗外。
那年頭的北京，人稀車少。史良坐小轎車從她的住地東總布衚衕到我家的地安門內東吉祥衚衕，要不了多久。過一會兒，淡施脂粉的史良，身著白嗶嘰西服套裙，腳穿白色麂皮高跟涼鞋，飄然而至。庭院裡纏繞在竹籬笆上的鳥蘿松，正綻放著朵朵紅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鮮麗的花色，勾起她的興致，俯身摘了幾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著，從大客廳傳來了一聲史良的吳儂軟語：「伯鈞（父親姓章名伯鈞），你家的鏡子呢？」父親帶路，引她到母親的梳妝台前。我瞅見史良仔仔細細地把小紅花一個個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後還左右端詳。公事談畢，她帶著胸前的那些「鳥蘿松」匆匆離去。
一個炎熱的下午，史良又來我家做客。這次，她穿的是用香雲紗【註釋一】做的「布拉吉」（即連衣裙）。她走後，母親把史良的這身衣服誇讚得不得了，對我說：「自從新中國的電影、話劇，把香雲紗的褲褂作為國民黨特務的專業服以後，人們拿這世界上最涼快的衣料簡直就沒有辦法了。你爸爸從香港帶回的幾件香雲紗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時候換上，成了業餘裝。看看人家史大姐（這一直是母親對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後四十餘載，我沒見過第二個女人像史良這樣地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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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時髦女性在「懷舊風」的席捲之下，揀起了香雲紗。我跑遍大型商廈，終於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襯衫。面對三百多元的價格，我毫不猶豫地拿下。其實，這不是在買襯衫，而是為了複製出一種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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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母親與她同去印度訪問，史良是中國婦女代表團團長，母親是代表團的成員。印度方面請她們參觀一個比較先進的工廠。飛速旋轉的鑽頭切削下來的鋼絲捲曲如雲，柔細如髮，耀眼又美麗。史良伸出左手去拿剛剛旋出來的一根鋼絲，隨即把手縮了回去。
旁道的工作人員忙問：「燙著沒有？」史良微笑著搖了搖頭。
可母親注意到那隻伸出的手，始終像拳頭一樣緊握著。回到賓館，史良馬上把母親叫到自己的房間，把拳頭鬆開給她看。
「天啊！痛得很吧？」母親嚷了起來，只見手掌心那被鋼絲燙過的地方腫得老高。
史良點點頭，說：「千萬別聲張出去，我給大家丟臉了。健生，你是學醫的，有什麼辦法？」
母親告訴史良，自己帶了進口的安富消腫膏，正好派上用場。
一邊上藥，母親一邊怪道：「那車床裡刨出來的鋼絲，你居然想拿著玩，天真得像個幼稚園的孩子。」
史良不好意思地笑了。
一連幾天，母親都偷偷地給她換藥，並問：「洗澡時，需要我幫忙嗎？」
史良說：「不用，我自己可以應付。」
母親佩服地說：「史大姐，你真行。手掌腫成這樣，要換成別人早叫喚起來了。」
這些中國婦女界的精英們在參觀了醫院、學校、幼兒園，瞻仰了泰姬．瑪哈陵墓，被尼赫魯總理接見後，由接待人員將她們帶到新德里最繁華的地段去逛街，帶到一家最高級的服飾店去購物。史良在華貴精美的眾多印度絲綢中細挑慢揀，抽出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欣賞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對著鏡子左顧右盼，並招呼母親說：「健生（母親姓李名健生），快來看看，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親湊過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氣呼呼地問：「那塊衣料，你覺得不好看嗎？」
母親說：「你光顧了好看，不想想我們口袋裡有幾枚銅板。團員每人八十盧比，你是團長，也才一百八十盧比。買得起嗎？」
史良說：「買不起，欣賞一下，也好。」
母親說：「老闆、夥計好幾個人圍著你轉，到頭來你老人家只是欣賞一下。這不叫人家看出咱們的窮相嘛。」
她不作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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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別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樣。我的這個看法，是由一樁小事引起。一個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幾個負責人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薩空了、楚圖南、鄧初民、吳晗、閔剛侯、許廣平等，在我家開會。但凡家有來客，父親必給每位沏茶。人多的話，還叫洪秘書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貼上一個用白紙剪成的圓形小標籤，那上面有用毛筆工整地寫著的阿拉伯數字：１，２，３，４，５……客人按先後依次而拿。會開久了，茶喝多了，大人們陸續如廁。我和姐姐的書房緊挨洗手間，誰去方便，我都能瞧見，而且這些先生們進進出出，看到我都要打個招呼，聊上幾句。第一位如廁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羅隆基，因為他有糖尿病。這次的會可能是開得太長了，女士們也開始方便。許廣平先來，由於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洗手間，故讓我陪廁。
我告訴她：「您用過的手紙直接丟進馬桶，用水沖掉。」
許廣平聽了，極認真地對我說：「這個做法不好，手紙容易堵塞馬桶。要放個紙簍，用過的手紙就丟進去，每晚再把它倒進垃圾箱。」她又用手指著水箱底下的一角說：「紙簍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史良繼之。來了，又走了。她沒有對我家的洗手間及其使用，發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課，突然門鈴聲大作。洪秘書跑進客廳，對父親說：「史部長來了，手裡還提著兩大包東西。」聽罷，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顯然不解其來由。
史良被請進客廳。她把牛皮紙包的東西，往客廳當中的紫檀嵌螺鈿大理石檯面的圓桌上一放，笑瞇瞇道：「我今天不請自到，是特意給你們送洗臉毛巾來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條。這是兩包，共二十四條。我昨天去洗手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該換了。」她轉身對母親說：「健生，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母親的臉頓時紅了，父親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洗手間，生平第一次用「不能發硬」的標準，去審視家族全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