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具體日期，只標註1975年：］
儲備一個人的辭彙量——「Wortschatz 」，「字型檔」——需要數年、極大的努力、堅持
布萊希特的「Plumpes Denken」［「拙劣的思考」］——思考+足夠能見效的語言+不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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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倫敦的短篇小說《生火》——列寧臨終前曾有人讀給他聽。
［俄國評論家、作家瓦西里·］羅扎諾夫——［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運動的又一個成員，該運動包括［俄國作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烏克蘭裔俄國作家列夫·］舍斯托夫
詩人：塞普里安·卡米爾·諾維德 （波蘭人，19世紀，肖邦的朋友）
弗拉基米爾·霍蘭［20世紀捷克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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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就像是一枚有著廢彈頭的精密火箭。」（［《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一篇評論文章的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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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柯林斯，1925年被困在山崩中——在肯塔基州中部的一個洞穴中——在電影的慢鏡頭中喪生，全世界很多地方都通過廣播、新聞短片，還有報紙進行了跟蹤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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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把一些東西拍照拍下來是為了把它們從記憶中抹掉。」——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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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3月15日 哈勒蒙特
保羅［·特克］：「別嘗試做得比別人好。嘗試做得比我自己好。」
勞倫斯弟兄——在法國洛林出生時名叫尼古拉·赫爾曼——短時間當過侍者+士兵，1666年在巴黎赤腳加爾默羅派的托缽僧中成為修道院做雜役的（後來被稱為「勞倫斯弟兄」）——在一家修道院的廚房幹活；享年80歲
他的皈依，是18歲時，他在仲冬的一天看到一棵乾枯、無葉的樹矗立在雪中的結果，這激起了他的陣陣思緒，想到即將到來的春天會帶來的變化
試比較：薩特的《噁心》中的栗樹
巴特現在在忙著「愛的語言」——《維特》［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劇文本
尼采與他母親1892年拍的照片——他48歲［這幅照片在1975年3月開始記的那本筆記本的封面內頁上。］
（1889年在都靈的崩潰的3年後）——他看著他母親，她挽著他的一隻胳膊；她看著鏡頭
廣播劇［SS 當時正在與阿根廷作家、電影製片人埃德加多·科薩林斯基合作這個項目］：
作為電台女演員的伊娃·庇隆
她做的節目——歷史上的偉大女性（聖女貞德、弗洛倫絲·南丁格爾、蔣介石夫人）
她母親
最後，在聖胡安（北方）為水災的難民舉行的義演中，她被介紹給庇隆（時任上校）
與另一名女演員競爭；這名女演員是電台的明星，也叫伊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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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3月17日
細想電影中同性戀的形象，影片中潛意識地暗示，然而同時又被否認：例如，克利夫頓·韋布、愛德華·埃弗雷特·霍頓和喬治·桑德斯三四十年代的電影中的角色。再看一遍普萊明格的《勞拉》（1944），我被韋布飾演的角色（結果是兇手）驚呆了，此角色明顯是同性戀的形象：譏諷、冷漠、優雅、世俗、時尚，一個唯美主義者和藝術收集者。
［只注了「1975年5月的筆記」。］
1960年代對我而言有問題的隨筆文章——現在——是《一種文化+新感受力》和《論風格》。重讀這些文章，重新思考這些問題。
我不想背棄自己與新藝術、新政治的公開的聯繫。但是，我今天如何會形成那些鑒賞力/想法呢？
感受力對道德？
並不是我已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客觀條件已然改變。
我的角色：作為對手的知識分子。（因此，現在，我必須成為自己的對手嗎？？）
1960年代初，流行的概念是遵從、中庸文化、某些抑制。因此，我採取的美學立場是優秀的+必要的。還有，當政治活動的焦點（正確地）在反政府+戰爭上——政治對手的角色就對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話。
但是，1970年代初，當時的濫用相當不同——對解放的概念的濫用。現在，緣自［1960年代］特定環境的概念是初中的行為準則……那些概念都有些什麼狀態啊？
美國資本主義的天賦是，任何在這個國家成為為人知曉的事情都會被吸收。
我從未上反文化政治（革命潛力的託辭）的當。在關於古巴的那篇文章（1967年） 里，我已經提防了。
——新左派（約1967年）的政治錯誤是認為你能夠創造姿態（風格、服裝、習慣），這些會真的把人劃分開來。像：長發、納瓦霍珠寶、健康食品、毒品、喇叭褲。
75年5月16日 紐約城
一個人有經歷了老劇本的感覺。其他國家人民的革命的共產黨的同情者：法國人、俄國人、中國人、古巴人、越南人。
試比較：［美國社會評論家克里斯托弗·］拉希的書《美國自由主義者和俄國大革命》。
也許最後一次？「右」和「左」是陳腐的詞語。
這場運動至少具有三個不同的趨勢：自由主義的趨勢、無政府主義者的，以及激進的趨勢。而且，激進的趨勢與極端右傾和極端左傾具有一樣多的主題——多到新左派/激進分子的言辭與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法西斯主義的言辭都難以區分，多到右翼（比如［當時的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聽上去就像是潛在的左翼平民主義。
知識分子扮演了改革運動的鬥士和革命者的角色，不料只是發現他們依然是貴族和自由主義者。（就如同小孩子扮演城市游擊隊，最後卻成了小流氓。）「自由主義」似乎是一個廣闊、模糊不清、沼澤般的疆界，人們永遠也無法從中擺脫，無論他怎麼努力——也許就不應該努力。
人們是從自由主義上面獲得了對正義的熱情的——還有對更加公正的秩序的嚮往，在此秩序中，那些由自由主義所保障的種種自由也許無法保持下來。自由主義的問題是它對革命永遠都無法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最終，它必須採取反革命的立場。（毛澤東主義者是對的。）自由主義者能夠，而且應該支持民族自主的權利（其他民族打內戰和鬧革命的權利），還有，反對我們的政府屠殺他們。但是，自由主義者無法在這些政府的統治下生存——正如我們從每一個執政的共產主義政權的歷史所了解的那樣，毫無例外。
成為一名知識分子，就是要與多元化的內在價值以及重要空間（社會內部主要的敵對的空間）的權利相關聯。因此，成為一名支持一場革命運動的知識分子，就是要贊成對自己的廢除。那是一個可爭論的立場：從中可以舉出一個好的例子，知識分子是奢侈品，在將來可能存在的、僅有的社會裡不扮演什麼角色。試比較：［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
不過，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不想發展到那種程度，而且會從同情革命的路上退卻。試比較：拉希的書；［美國編輯和作家梅爾文·］拉斯基論英國對法國革命的反應。
革命之旅的現象——試比較：［德國作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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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休布曼 ，《猶太家庭相冊》（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1975年）400幅照片
用最大的聲音寫作
帕拉塞爾蘇斯 （1493？—1541）
75年5月20日
……已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筆記》當中——文學空間，如今無法結束、過去可以永遠進行的講述，現在可能是沒完沒了的
試比較［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埃里克·］沃格林在《南方評論》中，對他寫給亨利·詹姆斯的信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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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勃·西［爾維斯］：）福克納的小說中關於人的極度厚實的直覺
試比較：貝婁，儘管才華橫溢、技藝高超、智慧，卻未寫出一系列傑作
75年5月21日
在我創作的所有小說中，從《恩主》開始：我的主題：思想的小說。思想與權力的關係。也就是說，形式各異的壓迫和抑制和解放……我想不出還有誰充分地描寫過這個主題，以小說的形式。貝克特，稍微有點。
今晚與喬［·蔡金］交談。他想到劇院時說，他想像不出有任何理由在裡面幹活，也想像不出他在做的事情有什麼意義。只有當他不想這件事時（即問自己他做的事情的意義、價值、重要性這個問題），他才享受工作的樂趣——可是他想。我回應說，當一個人問自己某個問題，卻長時間得不到滿意的回答，通常這個問題（而不是回答）就有問題了。直到19世紀後期——人們才要求藝術為自己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