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

73年1月6日

我認為,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我只有兩個選擇:智性或孤獨症。對我而言,做到智性不像是把事情做得「更好」。這是我惟一的存在方式。[做不到]智性的話,我就反反覆復地患緊張症。

根據雷蒙德·魯塞爾《非洲印象》改編的電影(1910)。他1933年去世。一部有趣、充滿詩意、夢幻的電影(故事圍繞一場具有戲劇性的聯歡會展開,聯歡會是為一場慶典而舉辦的)。

關於吉爾·德·萊斯的電影。

73年1月7日

也許我又開始思考了。這麼說為時過早。我曾開始相信我失去了思維能力。——或者喪失了此能力,因為太沉重了。

我能不能愛某個人(妮[科爾])同時仍然能思考/飛?

愛是一邊飛一邊被播種植入。思考是獨自飛翔,同時在扑打翅膀。

我不得不思考我所思考的。而且我感到害怕。

過去3年中我經歷的糟糕、令人麻木的自信喪失:對《死亡匣子》的抨擊,覺得我自己是個政治騙子,對《卡爾兄弟》接受的慘狀——還有,當然,卡[洛塔]的紛亂。

電影(暫定假設):

我想拍的惟一一種電影是科幻小說類:夢、奇蹟、未來學。科幻小說=自由。

任何「特定時期的」電影本質上都是反動的。例如:

普魯斯特、《送信人》、《死於威尼斯》

反例:布列松的《聖女貞德》——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專業演員……

因此

《女賓》會是一部反動電影……

另一個反例:羅塞利尼的《崛起》 ……

明星們怎麼樣呢?碧姬·芭鐸在戈達爾的《輕蔑》中的形象的有意識處理

論電影藝術之暴力的隨筆:

比較:1)[愛森斯坦的]《波坦金》敖德薩階梯鏡頭中女人的眼睛;2)[布努埃爾]《一條安達魯狗》中被挖的眼睛

(1)引起同情,不要殘忍;(2)殘忍。肯·羅素的《惡魔》源自(2)。自從《精神病患者》讓觀眾習慣了毫不退縮地忍受虐待暴力(《精神病患者》、《冷血驚魂》、《樂聖柴可夫斯基》 、《惡魔》,[薩姆·]佩金法的《稻草狗》,希區柯克的《狂凶記》),這種現象在穩定地發展。[弗朗瑞的]《野獸之血》在所有這一切當中情況又如何呢?

如果我的情況導致任何公開行為的話,那就是導致了審查。但我無法面對。我無法贊同審查。

[SS1973 年1 月中旬到中國和越南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旅行。關於這次旅行,我沒有找到很多記錄,但是她的文件中的很多材料都編錄在此了。並不是所有的內容都直接關涉中國。]

文化帝國主義是關鍵問題。難怪美國不恐懼外國人。它把自己的文化輸出——自信任何接觸其文化的人都會受其感染(誘惑)。

當前中國的口號:「中國必須為全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關於中國能輸出什麼的中國人的謙虛。中國不認為中國能成為一個樣板,甚至對第三世界而言也是如此。

中國希望獨來獨往。建立一個新的樂園,需要與外界隔離。美國曾有過那個機會。中國沒有,也不會有。

美國意識形態的加爾文基本概念:從根本上講,人性是陰暗的、邪惡的、罪惡的、自私的,只對自我的或物質的或競爭的動機有反應。

直面中國:要麼(1)不真實(只是一場秀,是強制的);要麼(2)不可能持續(等到唯物主義來報復你(!))

消費者協會是毋容置疑的騙子(腐敗者)的信念。懷念美國純樸的過去,不過……

如何不用下面這些詞語:

組織化

系列提問

洗腦

順從對個人主義

單調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指出(1971年,當著[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阿肯色州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的面證實,第38頁)美國的「individualism」翻譯為「個人主義」,人人為自己,自私;「freedom」在中文中就是「自由」,意味著失去控制,隨心所欲,不負責任,放蕩

小群體的自主毫無意義——[中國人]相信人民是一個團隊,必須步調一致。

互助的儀式

吃:絕不自助,照應你右邊+左邊的人。(每一道菜都盛在大盤子或碗里,放在圓桌的中間。)

中國人不能理解(應對)沒有「主席」的一個團體。

西方的「文化」,資產階級的堡壘

文化,一座寺廟

一個精英,它的保護者

試比較:尼藏的書

在中國,暫且只有一種文化——影響到每一個人

對一個人的肖像研究:

「四[人幫]」

革命芭蕾舞劇

藝術反映日常生活。

同樣的劇目——可能到處都能聽到/看到:早上在託兒所演出,下午在工廠演出,晚上專業的歌+舞團在西安、上海,或者杭州

婦女解放

婦女//黑人

重要的區別不是壓迫的程度或數量(歷史上大多數時期婦女一直都是奴隸,奴婢——纏足、切除掉陰蒂、在丈夫火葬時作為祭品陪葬>沒有法律地位、財產權、選舉權,無權擁有自己的名字>墮胎法、職業歧視等),而是她們與自己的壓迫者之間的隔離被取消這個事實,雖然只在一些社會——比如阿拉伯人、中國人——婦女幾乎被隔離了。

關鍵問題:取消隔離,抑或隔離

隔離至少意味著雙性同體(純粹的同性戀,性兩極分化的結果——會隨著更多的隔離的取消、性別定型的廢止而衰退)。

注意:隔離運動目前的趨勢——「紅襪子」,同性戀解放陣線,「女氣象播報員」。《阿芙拉》,一本女權主義文學雜誌,因「沒有嘗試去模仿男性文學的標準」而受到讚揚。

我自己的觀點:完全主張取消隔離的人。

婦女解放的目的應該是廢除針對所有活動——除了生育,還有,也許,一些需要很大體力的工作(比如煤礦開採——不過,這些工作在迅速消失)對性別提出的特定標準

也許有一種具有自己的標準的「黑人文學」,但沒有「婦女文學」。這不正是老套的大男子主義的詆毀嗎?(參見弗吉尼亞·伍爾夫的處理)婦女沒有——也不應該試圖創建——一種單獨的「文化」。她們的確具有的單獨的文化是缺乏某種性質的。正是她們應該在企圖廢除的。

形成派別的惟一的作用——隔離主義的團體的形成——是轉變:增加意識;遊說。

學校

為什麼不取消12—16歲孩子的學校教育?這個時期是生理+心理極其騷動的階段,內心無法禁錮,無法讓他們一直坐著。這幾年中,孩子習慣集體生活——在農村干一些活兒,至少身體上積極活躍;了解一些性知識——擺脫父母。那「少掉的」4年學校教育在以後年齡大很多後能夠補上。比如說,在50—54歲時,人人都要重返學校。(一些特殊情況下,如果有人從事特殊的工作或創造性的項目,而這些不能半途而廢,那他們還能獲許延遲幾年。)在這50—54歲年齡段的學校教育中,施加很大的壓力來學一門新工作或職業——加上文科的東西,普通科學(生態學、生物學),以及語言技能。

在學校教育年齡段的確定上這一簡單的改變會a)減少青少年的不安分、道德缺失、無聊、神經機能症;b)徹底改變那個幾乎不可避免的過程,其間50歲的人心理上和智力上都僵化了——政治上已變得日益保守——鑒賞力也退化了(尼爾·西蒙 戲劇等)

在年輕與不年輕者之間,不再會存在一個巨大的代溝(戰爭)——而是五個或六個代溝,每一個都不那麼大。

畢竟,由於從現在開始大多數人都會活到70歲、75歲、80歲,為什麼他們的學校教育應該限制在生命的前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時段呢——結果後面就一直走下坡路了。

早期的學校教育——6—12歲之間——會集中學習語言技能、科學基礎知識、公民學、文科知識。

16歲回到學校:學兩年文科

18—21歲:通過實習,而非學校教育,進行職業培訓

[未標明日期的政治筆記:]

為了[SS 想寫的那篇隨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義的札記》

讀,再讀:

薩特訪談,《新左派評論》第58期,1969年11—12月

73年3月15日

……一個作家的權威來自哪裡?我的權威來自哪裡?

傑出的人民,傑出的行為。

「生活」中,我不希望陷入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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