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SS應北越政府之邀，作為美國反戰積極分子代表團成員，訪問北越兩周（5月3日—17日）——此行引起了廣泛爭議，也為她同年出版的《河內之行》一書奠定了基礎。通常，這些筆記要麼是東道主告訴她的事情的文字記錄（我沒有找到SS對聽到的東西所做的評註，不管是肯定還是質疑；這些筆記本更像是一個記者的，而非一個評論家的），要麼是日程安排，以及，SS幾乎永遠如此，她對訪問的地方做依據事實和歷史的評註，同時還列了越語單詞表及其英語意思。因此，我只選了些代表性條目編錄在這裡，而完整地引用我能夠找到的那個更帶有回顧性的、質疑的和分析的條目。的確，該條目在某種意義上比任何其他條目，而且至少在我看來，也比《河內之行》都更有自我意識。］
［未標明日期，5月，但很可能是5月5日或6日在河內。］
文化差異是最難懂、最難克服的東西。「moeurs」［「風俗習慣」］、行為方式的差異。（有多少是亞洲的，又有多少是越南特有的，我在第一次亞洲之行中當然分辨不出來。）對待客人、陌生人、外國人、敵人的不同方式。與語言不同的關係——當然，這種關係因為一個事實而變得複雜，即我說的已經慢下來而且簡化了的話是由一個翻譯轉達出去的，不然，如果我對他們說英語，那我們就是在說兒語。
此外，還有一難，即被降為孩子的狀態：被安排好，被帶到這裡帶到那裡，有人向你解釋，有人為你擔憂，對你呵護有加，讓你身處監管之下。我們一個個成了孩子——更加令人惱火的是，一群孩子。他們是我們的保姆，我們的老師。我努力去發現他們每個人之間的不同（鶯、賢、范、全 ），我擔心他們看不出我有什麼不同或者特別。我感覺我自己一直試圖討好他們，留下一個好印象——得到班上的最高分。我以一個聰明、彬彬有禮、願意配合、容易辨認的樣子出現。
第一印象是每人說話的風格都一樣，說的內容也一樣。這一點又因為好客的禮節一遍又一遍重複的套話而得到了強化。一間空蕩蕩的房間，一張矮桌子，幾把椅子。我們握了一圈手，然後坐下。桌子上：兩隻盤子里裝了爛了一半的青香蕉、香煙、未烤透的餅乾，還有一碟子紙包的中國糖果，幾隻茶杯。我們被介紹給大家。他們的領導看著我們。「Ca ［Chào đón］...」［越語「歡迎」］有個人掀開門帘進來，開始上茶。
頭幾天好像是很沒希望了。存在一道似乎無法跨越的障礙。感覺他們有多麼奇異——對我們而言不可能把自己與他們聯繫起來、理解他們，他們顯然也不可能理解我們。一種不可否認的高他們一等的感覺；我能理解他們（如果不將自己與他們聯繫起來，除了按照他們的說法）。我感覺我的意識包括他們的，或者能夠包括——但是，他們的絕對包括不了我的。我絕望地認為，我迷失在我最欽佩的東西之中。我的意識太複雜，它知道大量各種各樣的樂事。我想起［貝爾納多·］貝托魯奇［1964年］的電影［《革命前夕》］中的格言——「沒有在革命前生活過的人絕對沒有品嘗過生活的甜美」——跟安迪［美國作家、活動家安德魯·科普坎德］提了。他同意。
不只是沒有希望。還是一種煎熬。當然，我此行並不懊悔。這是一種職責——一次政治行為，一出政治劇。他們在扮演他們的角色。我們（我）必須扮演我們的（我的）角色。它的沉重在於腳本完全是他們寫的這一事實；而且他們也在導這齣戲。我認為沒問題，應該如此。但我所有的行為都只是履行職責而已。而且內心裡我非常傷心。因為這意味著我無法從他們那裡了解到任何東西——一個美國革命者無法從越南革命中了解到任何東西，我以為一個人能夠（比如）從古巴革命中學到東西的，因為——至少從這個視角看——古巴人和我們很像。
我們有過一種角色：我們是越南戰鬥的美國朋友。一個共同身份。河內之行是一種酬答，一種惠顧。我們在受到一次款待——因為我們的努力而受到答謝——然後，我們將會被送回國，帶著加固了的忠誠，去繼續做出我們認為合適的各自的努力。
當然，在這一共同身份中有一種微妙的禮貌。沒人要求我們——單獨或一起——證明我們有理由應得這次旅行機會。我們被邀請和我們願意來似乎是一拍即合。我們每個人做我們能做之事——這像是默認的。沒有人問我們特別或具體為這場戰鬥做什麼。沒有人要求我們解釋——更別提去證明——我們的努力的水準、質量和策略。我們全都「受歡迎」。
人人都說：「我們知道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只有美國政府是我們的敵人。」從一開始，我就想怒吼。我尊重他們態度的高尚，但我憐憫他們的天真。他們真的相信他們在說的話嗎？難道他們對美國一點都不了解嗎？我總有點認為他們是小孩——漂亮、天真、固執的小孩。我知道我不是小孩——儘管這齣戲要求我扮演一個小孩的角色。
我渴望我所生活的這個立體的、有質感的成人世界——即使是在我正在訪問的道德童話構成的平面世界裡處理我的（他們的）事情的時候。
這裡是單色調的。一切都處在同一個層面。所有的詞語都屬於同一個辭彙表：戰鬥、轟炸、朋友、侵略者、帝國主義者、勝利、同志、法國殖民主義者、偽軍。我盡量不受我們的語言平乏的影響，但我很快就意識到，如果我還想說點對他們有用的東西，那麼，我就必須（有節制地）運用它。這甚至包括涵義更豐富的當地話，比如「偽軍」（而不是ARVN［越共陸軍，南越軍隊］和運動——他們指的是我們！——還有「社會主義陣營」（而這時候，我非常想說「共產主義」）。有些我已經能輕鬆面對了，像「陣線」，但「越共」、「帝國主義」，還有「黑人」和「解放區」不行。（我注意到，我說「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它通常被譯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這是我未接觸過的心理世界。
每次說到什麼事總有一個日期作為它的樞軸：一般不是1945年8月（越南革命日，國慶），就是1954年（趕走法國殖民主義者）。此前和此後……他們的概念是按時間順序的。我的概念既是按時間順序，又是按地理空間。我一直在做跨文化比較——至少試圖在做。這是我大多數問題的語境。他們似乎對我的很多問題都感覺有些迷惑不解，因為我們語境不同。
開始幾天，我一直在比較越南革命與古巴革命。（既有我1960年對古巴革命的體驗，還有我從他人的敘述中對它是如何發展的理解。）幾乎我所有的比較都對古巴革命有利，對越南不利——根據的標準是看對美國激進主義有用、有益，可模仿和相關的東西。我想不這麼做，但很難。
我非常希望在這裡找到一個不謹小慎微的人。來聊聊他「個人的」或「私人的」感覺。來跟著感覺走。我記得古巴人邋遢、衝動、講起話來躁狂（冗長）。而這裡的一切似乎都極有條理，經過仔細斟酌，剋制，有計畫，而且等級森嚴。每個人都極為禮貌，卻又（有點）不冷不熱。
這個社會強烈的等級森嚴特徵馬上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令人不快。沒人有一丁點卑躬屈膝，但是，許多人都清楚他們的位置。我想起古巴革命的平民主義的禮貌。我看見一些人向另外一些人表示的尊敬總是禮貌得體的。但是，顯然給人一種感覺，即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要（更有價值），理應更多地得到能有的一些享受。就像第三天我們去的那家商店，外國人（外交官、外賓）和政府要員專享，我們被帶去買了褲子和膠拖鞋。導遊非常自豪、毫不羞愧地告訴我們說，這是一家特供商店。我心想，他們應該明白這些設施的存在是非共產主義的。
激怒我的是，很短的距離，他們還要派車送我們——事實上是兩輛轎車——無論什麼時候我們要去哪裡，又大又丑的黑色伏爾加 及其司機就等在賓館門口。他們為何不讓我們——不要求——我們步行去？更好的是，他們應該堅持要求我們步行。派車是出於禮貌嗎？（只把最好的給客人準備。）但是，那種禮貌，在我看來，在共產主義國家完全應該徹底摒除。還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虛弱無力的外國人？（西方人？美國人？）想到他們也許認為我們（作為要人、官方邀請的客人、名人什麼的）步行是有失身份的，我感覺很恐怖。根本無法讓他們在這一點上讓步。我們坐在黑色大轎車裡，從擠滿自行車的街上駛過——司機不停地按喇叭，讓步行和騎自行車的人當心，常常是叫他們讓路。
最好的，當然是他們給我們自行車。但是，顯然，他們不可能認真對待這個要求。他們是不是至少被逗樂了？我們提這個要求，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們傻、無禮，或者笨或什麼來著？
在河內我們不管去哪裡，人們總是盯著看，常常是嘴張得大大地看著。我感覺這個令人非常愉快，我不知道究竟為什麼。他們的盯視不是特別友好，但我覺得他們是在「欣賞」我們，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