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認為，凡生者談及逝者，最愚蠢的說法之一，便是講「某某會樂意如此行事」。往最好處說，這是臆測；而多半，無論出於怎樣的善意，這都是妄自尊大。你根本就無從得知嘛。所以，關於這本《重生》——即蘇珊·桑塔格日記選的第一卷（共三卷）——的出版，無論還有多少別的話可說，它並不是一部她會出的書——即一開始就假設她生前就做過出版這三卷日記的決定。相反，無論是決定出版，還是著手遴選，都是我一人所為。即便不存在審查問題，這樣的事業於文學之危，於道德之險，均不言自明。在此提請讀者注意 。
這決定我從來就不想做。但家母辭世，並沒有留下什麼囑託，交代如何處置她的文件和未輯錄、未寫完的稿子。這看起來似乎與其個性不符——一個對自己的工作如此殫精竭慮的人，一個對於那些她只能算粗通的語言的譯法都孜孜以求的人，一個對於全球的出版社和雜誌都廣知博聞並能對它們作出果斷評價的人。然而，儘管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深具摧毀性，儘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奪走了她的生命，直到其辭世前數周，她仍然相信自己能活下來。因此，她並未談及一旦她無力親自處置工作，則希望他人如何代勞——那些更順命於死亡的人就會這麼做——而是強調說要恢複工作，念叨所有那些她一出院就要寫的東西。
就我而言，她當然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離世。當她為活下去而抗爭時，並不虧欠子孫什麼，更不欠我的。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她的決定產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後果——眼下最重要的後果是，決定如何出版她的遺著就成了我的任務。事關她的隨筆——它們在她去世兩年後出版的《同時》中露面——選擇相對要容易一點。儘管家母無疑更樂意在重新出版時大幅度修訂原稿，但畢竟她在世時，那些文字或是曾經刊印過，或是作為講稿在演說中發布過。她的意圖是明確的。
這些日記全然是另一回事。她純粹寫給自己，常記不輟，從豆蔻年華寫到人生的最後幾年——彼時，她從電腦和電子郵件里得到的樂趣似乎抑制了一點她寫日記的興緻。其中沒有一行字是她允准出版的，而且，與某些日記撰寫者不同，她沒有念給朋友聽過，儘管與她親近的人知道有這些日記存在，也知道她有個習慣，每寫完一個筆記本，就跟之前那些本子歸攏在一起，存放在卧室的步入式壁櫥里，邊上是其他一些飽受珍愛但某種程度上基本屬於私人性質的物品，比如家人的照片和孩提時代的紀念品。
截至2004年春她最後一次患病，這樣的筆記本已有近百本。她去世後那年，我和她最後一位助手安妮·江普、她最好的朋友保羅·迪洛納爾多一起整理她的物件時，又有些筆記本冒出來。關於筆記本里的內容，我幾乎一無所知。我跟母親關於筆記本唯一的一次談話是在她白血病第一次發作時；這輩子她先前已經兩次罹患癌症，這一次，她尚未重燃其信念認為她能夠像以前一樣戰勝白血病活下來。只有一句話，輕輕的一聲：「你知道那些日記本在哪裡的。」至於她想讓我怎麼處置它們，她隻字未提。
我說不準，但我願意相信，若全憑我裁斷，我會等好久以後才出版日記，或者根本就不會出版。有幾次我甚至想將它們付之一炬。不過那純屬妄想。事實上，無論如何，這些有形的日記本並不屬於我。家母健在時，就把她的文件賣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圖書館，協議規定，她一旦辭世，那些日記就得和她的文件、書稿一道運過去——如今也確實運過去了。既然家母簽署的合同並未就使用作任何重大意義上的限制，我很快就意識到，這情勢已經替我做好了決定。我如果自己不籌划出版，別人也會做這件事。看來最好還是迎上前去。
我仍然心存疑懼。說這些日記揭示了自我，那實在是太輕描淡寫。我最終決定將母親的許多極為嚴苛的判語納入書中。她是個偉大的「評判者」。然而，將她的這一特質暴露出來——而這些日記真是充滿了「暴露」——就難免相當於邀請讀者來評判她。做這件事，最叫人進退維谷的問題之一就是，至少在家母晚年，不管從哪方面看她都不是個樂意袒露自己的人。尤其，關於她的同性戀問題，關於她是否承認自己的雄心的問題，她都盡一切可能，在不否認的基礎上避開任何形式的討論。所以，我的決定當然侵犯了她的隱私。對此，再也沒有比這更公正的描述了。
相形之下，（本書中的）這些日記緊緊扣住了她青春期自身性傾向的覺醒，身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名16歲大一新生時的初期體驗，以及她剛剛成年時經歷的兩段重大關係——第一段關係中的那位女子，此處以H代稱，她們初次相遇是那年在加州大學，之後，1957年在巴黎同居；第二段是同劇作家瑪麗亞·艾琳·福恩斯，母親同年在巴黎與其邂逅（原本福恩斯與H是一對情侶），她回到美國與家父離婚之後搬到曼哈頓，於1959年至1963年間在紐約與福恩斯同居。
一旦決定出版她的日記，我就沒有刪材減料的打算，無論這材料是將我母親曝光到某種程度，還是在性事上頗為坦率，抑或對於日記中出現的人物不甚友善，不過，我最終還是略去了某些隱私人物的真名。相反，我的遴選原則部分仰仗如下觀念：這些材料呈現的是年輕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時她正自覺而堅定地致力於塑造她所嚮往的自我，而這肖像的青澀與質樸，恰恰是這些日記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為如此，我決定將這一卷定名為「重生」，取自某則早期日記的開端；它似乎能概括家母告別童年之後的情形。
與母親同代的美國作家，誰都不像她那樣與歐洲趣味有如此深厚的淵源。約翰·厄普代克談及其寫作生涯之初，曾說他家鄉的那個小鎮，即「整個［賓夕法尼亞］希靈頓」都可供他「講述」，很難想像母親會像他那樣，說她擁有「整個圖森」或者「整個加州『謝爾曼奧克斯』」來供她「講述」。更難想像母親會像她那一代的許多美國猶太裔作家那樣，通過追憶其童年、回溯其社會及種族背景來汲取靈感。她的故事——似乎再度印證本書以「重生」為名有多麼妥帖——恰恰相反。在許多層面倒與呂西安·德·呂邦潑雷 相同——那個來自深鄉僻壤、一心要在首都出人頭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輕人。
當然，在性格、氣質或事業的任何其他意義上，母親都不是呂邦潑雷。她並不希求恩寵。相反，她相信自己的命運。剛到青春期，她就意識到自己天賦異稟，且能有所貢獻。那強烈而不懈的，力求使自身學識愈深、愈廣的渴望——這項工程在日記中佔據了那麼多篇幅，因而我也試圖在選集中納入相同的比例——某種程度上即是她這一自我意識的物化形式。她想向她崇敬的作家、畫家和音樂家們看齊。從這個意義上講，阿薩克·巴別爾巴別爾（1894—1941），猶太裔俄羅斯作家，在歐洲文壇的知名度遠遠高於其在俄羅斯本土，國際文壇將他譽為「蘇俄時代的莫泊桑」。他的《紅色騎兵軍》曾被列為禁書。他於1937年蒙冤入獄，1941年屈死獄中。的那句口號「你必須無所不知」，也可以用在蘇珊·桑塔格身上。
這和我們如今的想法截然相反。世間成功人士的思維中，「相信自己」是一個恆量，但自信的方式受到文化的制約，隨時代更替而顯著變化。母親的自信，我想，是一種19世紀的觀念，而她沉湎於這些日記的行為就跟那些偉大而自私的「成就斐然者」頗有氣味相投之處——我想到了卡萊爾 。這種方式在21世紀初表達雄心的記錄里已經蕩然無存。一個想要在其中尋找反諷的讀者會一無所獲。對此，家母深有覺察。在她關於艾利亞斯·卡內蒂的隨筆中——我總覺得，這篇隨筆加上她關於沃爾特·本雅明的文章，簡直就像從她的自傳里逸出的妙筆，但凡她寫自傳的話——她滿懷讚賞地引用過卡內蒂的冥思，「我試圖想像某人對莎士比亞說『悠著點兒！』」。
因此，再度提請讀者注意。在這部日記里，藝術被看做一個關乎生死的問題，反諷被定義成缺陷而非優點，嚴肅性則是至高無上的美德。這些特點母親早就有所展露。她身邊從來都不缺少想讓她悠著點的人。她曾經回憶，說她那位和藹而世俗的、在戰場上當過英雄的繼父懇求她少讀點書，否則找不到丈夫。更為自信且高雅的版本來自她在牛津的導師、哲學家斯圖亞特·漢普夏，她曾告訴我，漢普夏在某堂輔導課上沮喪地說，「哦，你們這些美國人啊！你們是如此嚴肅……就像那些德國人。」他並無恭維之意；但家母卻把這話當成一枚榮譽勳章佩戴起來。
上述種種也許會讓讀者認為，家母是一位「天然的歐洲人」，即以賽亞·伯林所謂的，既有「天然是」美國人的歐洲人，也有「天然是」歐洲人的美國人。但我認為這話用在家母身上並非完全合適。誠然，在她看來，美國文學不過是偉大的歐洲文學——德國文學首當其衝——的邊緣，然而，可能她最深沉的假設是，她能重塑自己，我們都能重塑自己，出身背景其實能憑著自己的意願——確切點說，如果你有這意願的話——被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