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桑塔格（1933—2004）是當代美國文壇上「最令人矚目」的女作家。由於她在社會文化界的深遠影響，讀者往往會忽略她在小說創作上的卓越成就。所以，對蘇珊·桑塔格稍作介紹似乎對中國讀者有所裨益。
蘇珊·桑塔格生於紐約。父母是猶太人，長期在中國天津經營毛皮生意，桑塔格六歲時父親因肺結核死於中國。她曾就讀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聖安學院和巴黎大學，並獲得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和哲學兩個碩士學位。後常常在《黨派評論》、《大西洋月刊》、《紐約書評》、《哈潑斯》、《時代周刊》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對美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提出尖銳批評，是美國社會「另一面」的代言人。她能「在混沌中看到秩序，在無意義中發現意義」，被譽為「美國文壇的黑女士」、美國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美國的默多克 、年輕的麥卡錫 ，以及年輕的蘇珊·朗格 。桑塔格集文學評論家、小說家、專欄作家、電影腳本創作人、導演、社會活動家於一身。學術興趣涉及文學、哲學、文化、政治、藝術、戲劇、攝影、電影，並對大眾文化充滿熱情。她自稱為「思想和藝術領域的漫遊者」。有人把桑塔格比做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伊拉斯謨 ，認為她是「分崩離析、支離破碎世界的交流者」。她「頭腦清晰、縱橫捭闔、觸類旁通」，文章充滿機警和火藥味，哲學觀念十分前衛。在生活上她清貧隨意，家裡甚至沒有電視。她生性開朗豁達，雖兩次患上癌症，但都從病魔手中掙脫出來。她說：「我熱愛生命，要為生命而抗爭。」
桑塔格於一九八七年擔任國際作家、翻譯家和編輯筆會美國分會主席；她的作品曾榮獲美國藝術院英格拉姆·梅里爾基金獎（1976）、全國批評家協會獎（1977）、科學和文學院獎（德國，1979）和全國圖書獎（2000）。二○○一年四月，桑塔格又獲得耶路撒冷獎的桂冠，是繼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女作家。
《在美國》是繼《恩主》（1963）、《死亡匣子》（1967）、《火山情人》（1992）之後桑塔格的又一力作。小說一出版就引起熱烈的反響，接連獲得全國圖書獎和耶路撒冷獎。《在美國》是一部歷史傳記，主人公的原型是波蘭裔著名演員海倫娜·莫傑耶夫斯卡（1840—1909）。莫傑耶夫斯卡一八六八年在華沙嶄露頭角，一八七七年在舊金山主演《勒庫弗勒》英文譯劇，「雖英文很差，但仍十分成功」。她偶爾也到倫敦演出。然而，桑塔格的小說《在美國》卻不是莫傑耶夫斯卡生活經歷的簡單重複和記錄，而是歷史細節、情感刻畫和現代意識的有機結合。主人公瑪琳娜在波蘭舞台上如日中天，被譽為波蘭的舞台皇后、民族的希望。但是瑪琳娜對自己周圍的鮮花和歡呼讚揚已經感到厭倦，人到中年，開始出現生理和心理危機。一八七六年，三十五歲的瑪琳娜與丈夫、兒子以及一群崇拜者一道移居美國，棲居在加利福尼亞一隅，希望在傅立葉式簡樸的社區生活中完成「自我變革」和「精神復甦」。
波蘭的理想主義者們購置農田，研究農事，開闢葡萄園，希望建立自己的種植園。經過幾個月艱難而又美好的田園生活，牧歌式的烏托邦終因經營不善和內部分歧而夭折。一些人返回波蘭，一些人轉到另一社區，還有一些人在美國定居。為了渡過經濟上的難關，瑪琳娜頑強地克服了語言障礙，重返舞台。在從南到北、從城市到鄉鎮的巡迴演出中，瑪琳娜風靡美國，成為美國舞台上璀璨奪目的新星。故事在瑪琳娜與美國演員布斯對人生和藝術的探討中結束。
一、歷史的真實與社會批評
《在美國》是歷史真實與社會批評的有機結合。首先，桑塔格為我們展現了絢麗多彩的歷史畫卷，逼真地描繪了當時的歷史環境、人物事件、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有評論家高度稱讚該小說充滿了「眼花繚亂的細節和歷史知識」。
小說的主人公以波蘭裔女演員海倫娜·莫傑耶夫斯卡為原型，許多細節都取自史實：為了迎合美國社會崇尚異國情調的需求，符合美國人的發音習慣，莫傑耶夫斯卡將自己姓名的拼寫從Modrzejewska（莫傑耶夫斯卡）改為Modjeska（莫傑斯卡）；瑪琳娜則將姓從Zalenzowska（扎溫佐夫斯卡）改為Zalenska（扎溫斯卡）。此外，波蘭當時的歷史背景也在小說中得到準確的再現：波蘭一八三○年和一八六三年反對俄國統治的起義、反對奧地利統治而掀起的自由民主革命、梅特涅對起義的殘酷鎮壓、波蘭三次被列強瓜分及波蘭最後一位國王波尼亞托夫斯基在位時的政治狀況。同時，小說還描寫並涉及到數十位歷史人物，美國總統林肯，著名演員埃德溫·布斯，他的弟弟、刺殺林肯總統的演員約翰·布斯，政治家英格索爾，詩人朗費羅和惠特曼，作家詹姆斯，演員庫什曼，巴里莫爾；英國首相迪斯累里，演員西登斯夫人，泰利，基恩，加里克；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劇作家薩爾都，女演員伯恩哈特；波蘭詩人、革命家密茨凱維奇，愛國者普瓦斯基，作曲家庫爾平斯基和奧金斯基等。桑塔格對費城百年慶典博覽會的描述更是細緻入微：
用棉花糖製成的教堂，有六米高，教堂周圍是用糖果做成的歷史人物；一隻巧克力花瓶重達一百公斤；這裡有喬治·華盛頓墓一半大小的複製品，華盛頓會定期從死亡中站立起來，接受玩具衛兵向他致敬……內壁繪有世界地理實境的空心大圓球：碩大無比、巧奪天工、刻畫入微的巴黎和耶路撒冷的透視畫，還有日本的房屋，遺憾的是裡面沒有傢具。
再看看桑塔格對博覽會上新發明的電話的描寫：
……還有一個小匣子，能夠通過電線傳輸人的聲音，即所謂的電話。我們聽說，電話能聽見遠方的人的聲音，這種機器的發明者希望提高聲音傳輸的清晰度：雖然傳輸的個別句子非常清晰，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有母音複製得比較清楚，輔音幾乎無法分辨。
桑塔格的描寫不僅與電話發明的基本事實吻合，而且與當時電話的性能完全一致：一八七六年前後貝爾等人正孜孜不倦地為改進電話傳輸效果和音質埋頭研究。
史學家S．伍德還敏銳地發現，《在美國》令人稱奇地帶有自白性，也就是說，小說的敘述者與桑塔格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故事一開始就這樣描寫敘述者的婚姻：「我有些衝動（我認識卡索邦才十天就和他結婚），喜歡冒險；但是我也……老是顧及責任和義務……（過了九年我才決定我有權，在道義上有權跟卡索邦離婚）。」這一細節正是桑塔格本人婚姻的寫照：她十七歲（一九五○年）認識芝加哥大學教師菲利普·里夫，不到十天後就與他結婚；九年後，即一九五九年與里夫離婚。
在回憶童年生活的時候，瑪琳娜始終對自己的智力和天賦不太滿意，她多次強調意志力對成功的影響。她說，我的天資並不「聰穎」，「我對自己的評價是……有些遲鈍」。我「並不聰慧」，「但我明白，只要鍥而不捨，只要比別人付出得更多，我總會成功」。一九九二年桑塔格在接受作家萊斯利·加里斯採訪時曾坦言：「我並不認為自己很聰明。我想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執著。我不認為自己是天才。」
此外，桑塔格、敘述者和瑪琳娜都是語言天才：桑塔格能流利地講法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敘述者「了解幾門拉丁語系的語言」，還略通日語和波斯尼亞語。而德語則是瑪琳娜學習戲劇的語言，她能背誦席勒的詩篇；她的法語「充滿活力，語調深沉，聲音優美」；此外，她還用英語征服了美國舞台。
然而，事實不等於真實，真實是「事實與某個觀念構造的結合」。傳記既然是一種文學藝術形式，那它所描寫的人物、事件和歷史細節自然已不再是未加工的原始形式，必然帶有藝術家的藝術理念，作家的「聲音」不時會以敘述者的口吻流露出來。「作家的人格會出現在作品中，其本身會變成一種力量。」《在美國》的許多細節雖取自史實，但難免有杜撰，有想像，有作家對美國社會所持觀點的「肆意抒發」，因為作品是作家意識和非意識的有機結合。書中人物作家裡夏德在小說創作中就堅持認為：如果作家完全按事實描述，「不能做一些改動，那麼把真實的事件改編成故事又有什麼意義呢？」桑塔格對瑪琳娜在美國舞台上大獲成功的描寫，就有類似「德萊塞式的傑出敘述」，充滿「豐富的想像」。
不少評論家都指出，小說是作家批評意識的載體，《在美國》描寫的社會文化與當今美國社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婦女爭取解放雖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婦女的地位雖有明顯的提高，但婦女的內心感受和生存狀況似乎仍與一百多年前相去不遠，社會對婦女的偏見和歧視依然如故。小說的主人公和作家本人都體驗過做女人的艱難：
公眾生活不適合女人。最適合女人的地方在家裡……如果一個女人敢於鶴立雞群，敢於伸出渴望的手去摘取桂冠，敢於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靈魂，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