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事可做。
——《等待戈多》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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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1993年7月中旬去薩拉熱窩導演《等待戈多》，並不是因為我一直很想導演貝克特這齣戲（雖然我一直都想），而是因為它給我一個重返薩拉熱窩並在那裡逗留一個月或更久的實際理由。我曾於四月份在那裡逗留兩星期，很是關注這個受到重創的城市以及它所維護的東西；有些薩拉熱窩居民成了我的朋友。但我無法再僅僅做一個目擊者：即是說，跟人見面、參觀、嚇得發抖、感到勇敢、感到沮喪、有令人心碎的交談、愈來愈憤慨、減輕體重。如果我再去，我要全身投入，做點事情。
作家再也不能以為迫切的工作是把消息告訴外面的世界。消息已傳出去了。很多出色的外國記者（他們多數像我一樣，贊成干預）一直都在報道自薩拉熱窩開始被圍困以來就不斷出現的謊言和屠殺，可是西歐強國和美國不干預的決定依然牢不可破，從而把勝利拱手讓給塞爾維亞法西斯主義。我並不幻想去薩拉熱窩導演一齣戲，能夠起到假如我是一位醫生或自來水系統維修工的作用。這將是一種小小的貢獻。我能做的三件事，就是寫作、拍電影和導演戲劇，而導演戲劇是三件事中惟一可以在薩拉熱窩產生一點意義的，也是惟一可以在薩拉熱窩製作和被欣賞的。
我在四月份結識了一位生於薩拉熱窩的青年導演哈里斯·帕索維奇，他從學校畢業後離開該城市，以主要在塞爾維亞工作而頗負盛名。當塞爾維亞人在1992年4月發動戰爭時，帕索維奇出國，但是那年秋天，當他在安特衛普導演一部叫做《薩拉熱窩》的戲時，他決定不再繼續過安全的流亡生活。年底，他設法避過聯合國巡邏隊和塞爾維亞人的槍火，爬了回來，進入寒冷、被圍困的薩拉熱窩。帕索維奇邀請我觀看他的《城市》，這是一場朗誦與音樂的大雜燴，一部分詩作取自卡瓦菲斯 、茲比格涅夫·赫伯特 和西爾維亞·普拉斯 ，起用了十來個演員；他在八天內做完這場戲。現在他準備導演一部更有野心的作品，歐里庇得斯的《阿爾克提斯》；這之後，他的一個學生（帕索維奇在依然運作的戲劇學院所教的學生）將導演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有一天，帕索維奇問我是否有興趣幾個月後再回來導演一齣戲。
我告訴他，豈止有興趣。
我還未補充說：「但讓我考慮一下我要做什麼，」他就接著說：「什麼戲？」逞強心理在瞬間告訴我去做如果我再多思索一會兒也許不會去做的事情：有一出明擺著的戲等著我去導演。貝克特的戲，寫於四十多年前，它似乎是為薩拉熱窩而寫的，並且似乎寫的就是薩拉熱窩。自我從薩拉熱窩歸來後，就老是有人問我有沒有跟職業演員合作，這使我發現，很多人一聽說這座被圍困的城市仍照常演戲就驚訝不已。事實上，在戰爭爆發前，薩拉熱窩有五家劇院，現在有兩家仍然斷斷續續地演戲：一家是室內劇院55，我四月份曾在那裡觀看一出演得很乏味的《頭髮》，以及觀看帕索維奇的《城市》；另一家是我決定上演《戈多》的青年劇院。兩家都是小型劇院。大型劇院是民族劇院，它上演歌劇、薩拉熱窩芭蕾舞團的節目和戲劇，但自戰爭爆發以來就關閉了。在這座漂亮的赭色建築物前，仍貼著1992年4月初的一張海報，宣傳將上演新戲《弄臣》，但後來沒機會上演。在塞爾維亞人發動襲擊後不久，大多數歌手、音樂家和芭蕾舞演員都離開該城市，因為他們在國外較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大多數戲劇演員都留下來，渴望有事做。
另一個老是有人向我提起的問題是：誰會去看《等待戈多》的演出？當然是假如薩拉熱窩沒有被圍困的時候前往觀看《等待戈多》的同一批人，還會是誰呢？一定是今天這座被摧殘的城市的影像，使人們難以理解其實薩拉熱窩是一個極有活力且極有吸引力的首都，其文化生活不遜於其他中型的歐洲舊城市；這也包括有一批戲劇觀眾。就像中歐其他地方一樣，薩拉熱窩的戲劇主要是輪演保留劇目：過去的名作和二十世紀最受好評的戲劇。就像有才能的演員依然生活在薩拉熱窩一樣，這群有教養的觀眾很多也依然生活在這裡。差別只是，演員和觀眾在前往劇院的途中或從劇院回來的途中，都有可能被狙擊手的一顆子彈或一枚迫擊炮彈打死或致殘；不過話說回來，當薩拉熱窩人民在客廳的時候，或在卧室睡覺的時候，或到廚房去取東西的時候，或走出前門的時候，也同樣有可能遇到這種事情。但是，這齣戲是不是太悲觀了些？有人問我。意思是說，這對薩拉熱窩的觀眾來說不是太令人沮喪了嗎；意思是說，在那裡上演《戈多》不是太做作或不識趣了嗎？——彷彿當人們真正陷入絕望時，上演一出絕望的戲是多餘的；彷彿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只想看譬如說《古怪的一對》 。這些居高臨下、市儈的問題使我明白，提這些問題的人完全不明白現在薩拉熱窩是什麼樣子的，他們同樣也不真正在乎文學和戲劇。並非人人都想獲得可使他們逃避現實的娛樂。在薩拉熱窩，就像在別的任何地方，懂得通過藝術來確認和改變他們對現實的看法，並因此感到更有力量和受到撫慰的，並不只是一小撮人。這並不是說薩拉熱窩人不懷念享受娛樂。第一周之後，民族劇院那位曾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編劇，便開始列席觀看《戈多》的排練，她在我離開前要求我月底回來時，替她帶幾本《時尚》和《名利場》：她渴望憶起已脫離她的生命的所有事物。顯然有更多薩拉熱窩人寧願看一場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電影或去聽一場「槍炮與玫瑰」樂隊的音樂會，而不願看《等待戈多》。在戰前也是這樣。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現在不太真切了。
如果考慮到在圍城開始之前薩拉熱窩上演什麼戲——與過去放映的電影相反，電影幾乎全都是好萊塢賣座大片（有人告訴我，就在戰爭爆發前不久，那家實驗小影院因缺乏觀眾而瀕臨關閉）——那麼，公眾選擇《等待戈多》的行為就一點也不怪異或令人沮喪。目前正在排練或上演的其他戲是《阿爾克提斯》（關於死亡的不可避免和犧牲的意義）、《埃阿斯》（關於戰士的瘋狂和自殺）和《在痛苦中》，後者是克羅埃西亞人米洛斯拉夫·克爾萊扎（Miroslav Krleza）的劇作，他與波斯尼亞人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並列為本世紀上半葉前南斯拉夫兩位國際知名的作家。與這些戲相比，《等待戈多》也許是諸齣戲之中娛樂成分「最淡」的。其實，問題不在於為什麼在圍城十七個月後薩拉熱窩還有文化活動，而在於為什麼沒有更多文化活動。室內劇院隔壁的一家門窗被木板釘上的電影院，貼著一張《沉默的羔羊》海報，已被太陽曬褪了色。海報上橫過一條斜條，寫著「今天」放映，那一天是1992年4月6日，也即停止看電影的日子。自戰爭開始以來，薩拉熱窩所有電影院一直都關閉著，儘管它們並非全遭炮火嚴重損壞。一座完全可以預料人們會在那裡聚集的建築物，太容易成為塞爾維亞炮火的目標了；何況，根本就沒有電力來啟動放映機。沒有音樂會，除了一個弦樂四重奏樂團，它每天早晨在一個同時兼作畫廊、有四十個座位的小房間里排練，偶爾也表演。（它在鐵托元帥街上，與室內劇院同一幢樓）僅有一個可供展覽畫作和照片的場所，也即奧巴拉畫廊，其展覽有時僅維持一天，但從來不會超過一周。
我在薩拉熱窩接觸的人士當中沒有誰否認這城市的文化生活貧瘠。畢竟，仍有三十萬至四十萬居民活著。該市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創作者，包括薩拉熱窩大學的教職員，都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在該市尚未完全被包圍的時候，就逃走了。此外，很多薩拉熱窩人不願意離開他們的公寓，除非絕對必要，例如提水或領取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配給的物資。雖說哪裡也不安全，但是他們來到街上的時候會更驚慌。驚慌之外，尚有沮喪——大部分薩拉熱窩人都十分沮喪，沮喪造成嗜睡、疲倦和冷漠。
還有，貝爾格萊德是前南斯拉夫的文化中心，而我有一個印象，就是薩拉熱窩的視覺藝術缺乏獨創性，而芭蕾舞、歌劇和音樂生活乏善足陳。只有電影和戲劇不同一般，因此在圍城情況下這些仍能繼續下去也就不奇怪了。一家電影製作公司SAGA既拍紀錄片也拍虛構電影，兩家戲院繼續運作。
事實上，戲劇觀眾期望看到一部像《等待戈多》這樣的戲劇。我導演的《戈多》對他們的意義，除了因為一個奇怪的美國作家和兼職導演主動來劇院工作，以示與該市團結一致（這個事實被當地報章和電台大肆宣傳，作為世界其他地方「關注」他們的證據，而在我的想像中，我只代表我本人而不代表任何人，這不能不使我羞愧）之外，還因為這是一出偉大的歐洲戲劇，而他們是歐洲文化的成員。儘管在這裡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他們被美國流行文化吸引，但是代表他們的理想、作為他們的歐洲身份之護照的，卻是歐洲的高雅文化。我四月份初來乍到時，人們一再告訴我：我們是歐洲的一部分。我們是前南斯拉夫的人民，我們維護歐洲價值——世俗主義、宗教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