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異域的遊記總是把「我們」和「他們」對立起來——人們對這種對立的關係的看法大同小異。古典和中世紀的旅行文學大多講述「我們文明、他們野蠻」——「我們文明，他們令人生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種。外國的東西都是古怪的，通常表現在生理上的異常。長久以來一直有對怪人、「肩下生頭的化外異民 」（奧賽羅贏得苔絲狄蒙娜芳心的故事中出現了這種描寫）、獨眼巨人、食人族以及諸如此類的奇人怪物的描寫，這讓我們看到過去的人們太輕信了。但是，這種輕信也是有限度的。基督教文化更容易接受妖魔鬼怪的存在，而對完美或接近完美的東西的存在卻不那麼容易接受。因此，連續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地圖上都有一些奇怪王國出現，與此同時，可視為楷模的種族大多出現在有關烏托邦的遊記里；也就是沒有任何地方存在這樣的民族。
直到十八世紀，有關更加離奇的地方的作品才開始大量出現：關於理想社會的文學，描寫據說確實存在的地方。毋庸置疑，十八世紀的紀實文學和小說與以第一人稱敘述的非虛構作品——小說的重要模式——是緊密相聯的。那是旅行故事和遊記形式的小說的全盛時期；《格列佛遊記》是虛構的海上航行中最精彩的，它融合了對與我們迥然不同的地方的兩種主要幻想。故事主要講述了主人公對一系列怪異種族的造訪，疲憊的主人公最終來到一個理想國：這是「我們文明，他們野蠻」傳統的黃金時期，這一傳統很快便繁榮起來。
前現代的旅行文學理所當然地認為旅行者所處的社會與被他們視為畸形、野蠻、落後和怪異的社會截然不同。以旅行者——職業（或業餘）觀察者——的口吻講述的故事一定會為文明社會辯護；沒有一個前現代的旅行者會認為自己是野蠻人。當文明一詞變為一個評論性的、不言自明的概念時——也就是說不清誰文明誰不文明時——現代旅行文學產生了。
在啟蒙哲學家（現代意義上最早的知識分子）看來，旅行是一種說教式的幻想。為了說明自身的邪惡，他們總是提到歐洲以外的遙遠的社會，在他們的描寫中，這些社會更「自然」或者更「理性」。航海者在遙遠的地方所經歷的奇聞軼事直到十八世紀晚期還廣為流傳——例如，巴塔哥尼亞 的九英尺高巨人——但怪異感漸漸與道德產生了關聯。「我們」變得道德敗壞。描寫去奇域旅行的文學大量湧現，對那兒的美德的描寫揭示了與歐洲之間發人深省的反差。這種旅行走出文明社會——也就是現在——走向更美好的社會：過去或未來。
過去，許多人到美洲進行這樣的旅行，有真實的，也有杜撰的。「起初，」約翰·洛克說，「整個世界都是美洲。」克雷夫科爾 和夏多布里昂在新大陸發現了比文明更好的東西，因為它們未受到文明的侵蝕：健康、活力、道德完善、讓人喜歡的天真和直率。然而，幻想煙消雲散之後，反文學（ter-literature）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十九世紀中期尖刻的英國旅行者如法尼·特羅洛普和狄更斯 發現我們並不文明，簡直粗俗不堪；哈利特·馬蒂諾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感受到了風起雲湧的廢奴主義和女權主義，她更喜歡「我們」。許多現代對異域風情的評價都是對過去的反駁。十八世紀的土耳其人被認為是模範的種族之一；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無畏的馬蒂諾造訪「土耳其」的兩處後宮，她說後宮裡的人是她所見過的傷害最深的、最抑鬱的、最墮落的。
在這些對旅行的感受中——異國他鄉不是被說成世外桃源，就是說成蠻荒之國——希望與幻滅總是交替出現。儘管如此，某些國家（總是令人不解地在人們心目中有固定的形象）比其他國家更容易被理想化。自馬可·波羅遊歷中國以來，它一直是個神秘王國；在十八世紀，人們普遍認為在中國這個理性之國，沒有戰爭、道德淪喪、愚昧無知和迷信，也沒有大規模的疾病。同樣，美國儘管遭人詆毀，它仍一直是人們心中的樂土。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人們對俄國的風俗習慣和所作所為深感痛心。自從俄國第一代沙皇「恐怖伊凡 」引起歐洲人的興趣之後，有關聲名狼藉的俄國社會的報道已經成為西方旅行文學這一大河中富有生命力的支流。為數不多而又讓人印象深刻的反報道（ter-reports）——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確切地說是大恐怖時代）外來造訪者記錄的蘇聯在自由和公正方面達到的史無前例的高度——強化了這一傳統。
我們無法想像人們讀了屈斯蒂納侯爵1839年遊歷俄國時發現的野蠻和專制後會感到幻想徹底破滅，但可以想像人們看了西蒙·萊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描寫後會徹底絕望。幾百年來，人們一直傾向把中國說成極樂的天堂，而把俄國說得一無是處，這種傾向至今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有些國家一直是人們幻想的對象。啟蒙哲學家不僅把理想的品德賦予高尚的野蠻人——伏爾泰和盧梭筆下的休倫湖人 ，狄德羅筆下年邁而睿智的塔希提島 人，還賦予當時歐洲以外的人（「東方人」），如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中國人。此後幾代作家的幻想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否定的。在浪漫主義詩人看來，惟一的「理想的」文明——希臘文明——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旅行本身曾經是一種反常的活動。浪漫主義者認為從根本上說自我就是一個旅行者——一個不斷追尋、無家可歸的自我，他歸屬於一個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經不復存在的地方；那是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與現實世界形成鮮明的反差。他們認為這種追尋是沒有止境的，因此目的地是不確定的。旅行從此成為現代意識和現代世界觀的先決條件——是對心中的渴望和絕望的宣洩。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是潛在意義上的旅行者。
旅行的普及催生了旅行寫作的新類型——悲觀失望的文學，並從此與理想主義文學雙峰對峙。歐洲人遊歷美國，希望在那兒過上新的、簡單的生活；有教養的美國人返回歐洲，認識舊大陸的文明的源泉——通常兩者都大失所望。自十九世紀早期以來，歐洲文學界瀰漫著對歐洲的厭惡。越來越多的旅行者紛紛湧向新奇的、西方以外的地方，這與早期的老一套的認識如出一轍：在更簡單的社會裡有純潔的信仰和原始的自然，人們不知道不滿（和它的文明）是什麼。但是天堂總是難覓的。現代遊記里反覆出現的主題是現代社會造成的破壞和往日的逝去——這是對一個社會每況愈下的寫照。十九世紀的旅行者注意到經濟利益使像南太平洋地區這樣的地方祥和安寧的生活受到影響；儘管旅行者做夢也不敢想像自己能像當地人一樣生活，但總的來說，他們還是希望當地人能永遠健康、性感，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不要去享受現代生活中的舒適。
讓現代人萌發旅行念頭的另一典型因素：一個國家值得一看——值得一寫——因為它曾爆發過革命。最腳踏實地的、最有思想的旅行作家阿萊克斯·德·托克維爾 在美國目睹了一場沒過多久就改變了整個歐洲的激進運動，使過去的一切土崩瓦解。正是為了考察革命和民主，托克維爾才到美國遊歷的。去考察一場聲稱為了實現理想的革命如何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旅行一直是現代旅行文學的重要題材之一。在二十世紀，有著類似目標的旅行者走向了爆發革命的地方，尋找理想中的家園，尋找普遍意義上的革命。不少關於從「西方」到共產主義國家旅行的文學是舊體裁的一種新變體，在這種舊的旅行文學中，來自墮落的、老於世故的歐洲的旅行者讚美「新世界」健康向上的活力——現在他們把自己稱為「新人」。
在對理想目的地的構想中，「革命的」取代了「原始的」，但還是保留了許多被認為是「原始」的特質。「我已經看到了未來，共產主義確實是靈丹妙藥。 」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期林肯·史蒂芬斯 結束了蘇聯之行後說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話，那時也許是把共產主義與現代化等同起來這一觀點最為流行的時候。但是當蘇聯模式受到質疑，當或多或少受到圍攻的農業社會只得選擇革命時，旅行者似乎真正感受到：我已經看到了過去，它正在……運動。
去那些赤貧的國家旅行就如同時光倒流：離開生活富足、充滿懷疑的文明社會，去尋找早期的那種單純、虔誠和艱苦的生活。芭芭拉·沃頓在描寫她1973年的中國之行時說：「對任何一個來自錯綜複雜、令人窒息的世界的人來說，中國人簡單的生活方式都讓他心馳神往。」她的感受並不是純粹的幻想。共產主義革命不僅在農業國家裡爆發，而且相對於為實現某種現代化付出的所有努力而言，它也竭力保護現代化以前的很多東西，如傳統的家庭生活和文學的中心地位；它還消解或至少延緩——部分是因為難以對付的經濟衰退——以富足、寬容的價值觀和「放縱的」大眾文化為特徵的消費社會的衝擊。那些不幸的中歐國家（現在變成了「東方」）雖然在俄國統治期間都不落後，現在都毫無例外地被共產主義延緩了進入現代的腳步，比起西歐它們明顯帶有二戰以前的痕迹。外國遊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一點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