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洛·基什（Danilo Ki）於1989年10月15日逝世，享年五十四歲。他的辭世中斷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學旅程，令人扼腕痛心。基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年出生在南斯拉夫邊境地區（與匈牙利接壤的蘇博蒂察市）。他父親是匈牙利籍的猶太人（基什是匈牙利語的名字），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母親出生在黑山農村，塞族人，信奉東正教。基什基本是在匈牙利和黑山長大，畢業於貝爾格萊德大學文學系並開始文學生涯，後來時常僑居海外，曾在法國授過課，後來長期任教巴黎，在那裡他度過了人生的最後十年。基什的一生正值當時他所在的地區最黑暗的時期：納粹的統治，對猶太人的屠殺以及後來蘇聯的佔領。
1989年基什死於癌症，這一年無疑是奇事迭出的一年，就在這一年，蘇聯極權統治在歐洲中部垮台了。十月中旬，一度看似堅不可摧的堡壘明顯開始坍塌；三個星期之後，柏林牆被推倒。令人欣慰的是，他死前得知的都是好消息。身為公民（出身的「複雜性」讓他更像是南斯拉夫人），他生前未能目睹這個多教派、多民族國家的分崩離析，未能目睹集中營和種族滅絕重新回到歐洲大地上他自己的祖國。這是英年早逝的他惟一能感到安慰的地方。他強烈反對民族主義的自負，憎惡塞爾維亞的種族法西斯主義，甚至超過對它所取代的第二個南斯拉夫 的新布爾什維克官僚作風的厭惡。如果他仍健在，很難想像他會對波斯尼亞的毀滅忍氣吞聲。
一位作家不因其所承受的歷史或恐怖事件之嚴重而成就其偉大。但他所處的地理位置乃天生註定。基什作為一名作家，與生俱來的對作家地位的優越感和使命感是無可推卸的。基什生長在一個小國，那裡的作家是舉足輕重的，無論這是好事還是壞事，由不得個人選擇，最有天賦的作家即是道德上有時甚至是政治上的立法者。這可能多半是件壞事；正是貝爾格萊德的著名作家為被稱為種族清洗的塞爾維亞種族屠殺計畫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在當前大塞爾維亞帝國中未被流放的大多數塞族作家和藝術家沆瀣一氣，更加彰顯出反種族主義聲音之微弱，而基什在這種聲音中是最為英勇和雄辯的。就性格和精深的、超越民族限制的文學素養而言，基什本可選擇一條遠離政治、迴避爭鬥的文學道路，然而基什在屢遭攻擊之後不得已而採取攻勢。第一場鬥爭是反對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所指並非指微不足道的文學（因為前南斯拉夫曾培育出至少兩位世界級的散文家，伊沃·安德里奇 和米洛斯拉夫·克爾萊扎 ），而是由國家支持和獎勵的文學。幾乎從一開始，他就需要為自己的完全獨創性和藝術上的大膽追求而戰。但更為兇惡的攻擊還在後頭。
基什是個作家，但他首先是位讀者。他喜歡在大圖書館裡讀書消遣、自得其樂，只是當創作的慾望難以遏制之時，才會屈身於寫作，因此基什並非多產作家。他一生中著書九部，其中七部寫於他二十七歲時的1962年和他四十一歲時的1976年之間。最早寫就的是兩部短篇小說：《閣樓》和《詩篇44》（出版於1962年；尚未譯成英文）。第二部書《花園，灰燼》（1965）是一部長篇小說。第三部《栗樹街的回憶》（1968）是一部小說集。第四部《沙漏》（1972）是一部長篇小說。第五和第六部是兩本散文集，（1972）和Ⅱ（1974）。第七部，《紅木柄小刀》（1976）是一部同主題的小說集，而出版商稱其為一部長篇小說。這部書是他在波爾多大學講授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時寫成的，而《花園，灰燼》是在斯特拉斯堡教書時寫的。
到這個時候為止，基什越來越多的時間都是在國外度過的，儘管他自己不認為是被流放，也不認為自己是個「持不同政見的作家」，但他很明白，可稱得上是文學的寫作必與官方意志相悖。他的第七部書講述了一組虛構的斯大林式的恐怖歷史事件，這本書終於吸引了世界應予的注目。《紅木柄小刀》在家鄉貝爾格萊德同樣遭受了長達七個月的批判。這場充滿反猶意味的運動的核心是一項指控，即這部書是從一秘密書目中剽竊又經編輯而來。對此，基什無可選擇，只能作出反駁。結果就寫出了第八部書：《解剖課》（1978）。在書中基什為《紅木柄小刀》一書所受的毀謗進行申辯，全面展示自己的文學譜系（即其文學風格）和這部作品的後現代或現代主義語言，還展現了作家的高風亮節所在。在此後的十年中，他只寫了一部書，《死亡百科全書》（1984），這是一些互不關聯的短篇小說集。
西歐和北美先後對《紅木柄小刀》給予高度評價，普遍視其為來自「另一個歐洲」的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並將他前期的著作譯成幾個重要的外國語種。基什本人也始受最高規格的文學會議約請，獲領獎項，並有望獲諾貝爾獎提名。成為國際知名作家的他難免頻受採訪。在被問及文學問題及不可避免地就故鄉受難之事發表評論時，他的回答總是嚴厲尖銳、敢怒敢言，採訪內容充實而精彩。報刊約他寫的一些小文章，無不是引人動情的文學素材。基什生前最後十年中僅出版一部小說，但卻作了那麼多次的訪談，撰寫了那麼多的雜文和序言，確為憾事。依塔洛·卡爾維諾 和托馬斯·伯恩哈德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也銷聲文壇，基什與他們不同，他可能在小說方面尚未達到自己的巔峰狀態。但僅就他業已完成的長短篇小說，就足以確立他與兩位多產的年長作家同樣的文學地位，亦即基什是本世紀下半葉無可爭議的幾位偉大作家之一。
基什的文學譜系十分複雜，他本人常常自稱是博爾赫斯和布魯諾·舒爾茨 之後，這顯然過於簡單化了。然而把一位見多識廣的阿根廷作家和一位閉塞的小鎮上的波蘭猶太人結合在一起是合拍的。很顯然，他把與外國作家的關係置於與本國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學界的關係之上。尤為甚者，博爾赫斯博學深邃，舒爾茨長於內心描寫，此二人的結合也凸顯了他的作品的雙重性。奇怪的混合對基什的風格起重要作用。他的「混雜的」文學風格（這在歷史小說《沙漏》和歷史題材小說《紅木柄小刀》中得到充分體現）賦予他探求真理和藝術之源以恰適的自由。最終，他可以在文學上選擇自己的門第。但沒有人會逼迫一位作家公開道明自己所宗何門何派。但基什卻不得不公開聲明。像所有沉湎於閱讀的作家一樣，基什對他人的作品迷戀有加。他的鑒賞才能也使他在同行中廣結人緣，這一點在他的眾多翻譯作品中得到最好的體現，他曾把現代作家的多部法語、匈牙利語、俄語和英語著作譯成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在身居異國時，他的思想和工作如同在國內一樣，雖然他遠離了本國的文學圈子。他從未拋棄他們，他們卻背棄了他。
1989年基什在巴黎溘然長逝，貝爾格萊德的傳媒發起舉國哀悼。這位南斯拉夫文學的叛逆者從肉體上消失了。蓋棺定論，一向心懷嫉妒、將他逐出文學界的平庸之輩自身的利益不再受到威脅，於是為他歌功頌德，隨後又順勢（因南斯拉夫解體）搖身一變成為後共產黨時代民族沙文主義體制下新的官方作家。誠然，基什深受每一位真正喜愛文學的人的敬仰，不管是在貝爾格萊德還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在前南斯拉夫，他最受尊崇的地方可能是薩拉熱窩。我1993年4月第一次訪問薩拉熱窩時，那裡文學界的人士並未過多地就美國文學發問，但對於我有幸與基什生前為友之事感慨良多。在薩拉熱窩遭到圍困之時，人們深深地思念基什。他在《解剖課》一書中反對民族主義的激情言論，成為人們最常引用的兩個預言性文本之一——另一文本是安德里奇的小說《1920年的一封信》。由於非宗教的多民族的波斯尼亞——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被一族一國的新體制摧毀，基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廣為人知。他是薩拉熱窩當之無愧的英雄，這座城市在鬥爭中求生存的精神是歐洲的榮譽。
不幸的是，歐洲的榮譽在薩拉熱窩已喪失殆盡。即使基什和反對民族主義、反對滋生於上層的種族仇視的作家同仁也無力拯救歐洲的榮譽，歐洲的高尚理念。奧登有一句話，即使偉大的作家也不能影響事件的發生，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如今在世紀之末，許多事情處於終端，文學也遭到圍困。丹尼洛·基什的作品維護了文學的榮譽。
1994
（于海江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