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作家亞當·扎加耶夫斯基 的《另一種美》是一本充滿智慧、閃爍著才華的書。在這本書中，作者採用了多種文學體裁，包括成長回憶錄、札記、格言警句、花邊文字等，還有詩辯——即為文學的偉大這一思想而做的辯護。
把扎加耶夫斯基稱為作家實在不甚妥當：一個詩人因為寫了必不可少的散文就被剝奪了這個更好聽的頭銜，顯然是不合適的。散文是一種比較啰嗦的文體，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比他的詩作多出了好多篇幅。但在文學經典的二分法系統中，詩歌的地位一向要高於散文。詩歌代表文學中最嚴肅、最能啟迪心智、最富有激情和最令人渴慕的一個方面。「作者及讀者一直在尋求一部偉大的詩篇，夢想著能寫出這樣的詩，能讀到它，能親身經歷它。」親身經歷一首詩：使情操得到提升；心智變得深沉；靈魂得到片刻的救贖。
說到偉大的波蘭作家，我們總是期望看到斯拉夫式的激情。（波蘭人的這一特質或許需要有抒發的途徑。）作為靈魂滋養品的文學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一直是斯拉夫人的特長。因此，扎加耶夫斯基對於詩歌的觀點會更近於雪萊而非阿什伯利 ，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儘管他的詩歌語言平和而又婉約。湊巧的是，年輕一代的波蘭詩人不像英語國家的詩人那樣相信有自我超越的存在。而扎加耶夫斯基在談論起自己對於文學的宗教般的向往時——即渴望通過詩歌而生活在一個「更高層次上」——也總是採用一種溫和的自貶口吻。他最新的詩集名稱很有意思，叫《神秘主義入門》。因為人性的缺憾，詩歌所呈現給詩人和讀者的（充滿細膩感情和奔放靈性的）世界，在現實生活中只能偶爾體驗到。扎加耶夫斯基不無諷刺地說，詩「不能長存，尤其是現在流行的抒情短詩」。這些詩能給予人們的只是「片刻的激情體驗」。散文卻要更為強壯和耐久些，這也許是因為看散文需花的時間更長。
《另一種美》是扎加耶夫斯基第三本被譯成英語的散文集。前兩本是由有篇名的短篇組成的，其中有的是雜文，有的是回憶錄。新書中的文章沒有標題（也無序號），篇幅或短或長。書中既有敘事，也有觀察，還有人物刻畫、思索、回想，作者的情緒和抨擊手法在不斷地高速變化，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在看一本詩集——至少是抒情詩，它充滿了一系列斷斷續續的激情和程度不同的關注。
這是怎樣一種激情呢？（換言之，這是怎樣一種散文呢？）充滿思索、言語中肯；激情四溢；凄婉悲愴；謙恭有禮；振聾發聵。彼時與此刻，此地和彼處——整部書都在鮮明的對比中搖晃和擺動著。（此即如此，但彼亦如彼。或是：我們以為會這樣，但卻看到那樣。）每個東西都是獨特的，都有其特殊的滋味、信息和隱喻。就連天氣也不例外：
當低氣壓籠罩巴黎時，可以感受到海洋的氣息；大西洋把那些低氣壓打發到歐洲大陸上來了。起風了，烏雲像賽車一樣在空中飛馳而過。雨點彷彿故意使壞，斜斜地打下來。老天偶爾探了一下頭，露出一小片藍天。接著又是昏黑一片，遠遠望去，塞納河就像是一條黑色的人行道。巴黎的低地被來自海洋的活力攪動得沸騰起來，一陣陣的霹靂像香檳酒塞子似的猛然劃破長空。歐洲中部地區的典型低氣壓天氣——中心位於喀爾巴阡山脈上空附近——卻全然不是這個樣子：那是一種壓抑的、憂鬱的、甚至可說是帶有哲學意味的天氣。天上的雲彩一動不動。雲朵形狀各異；像一個個大胖子似的趴在克拉科夫市中心市場上空。光線慢慢地變換著；紫色的光芒逐漸淡去，讓位給黃色的聚光燈。太陽躲在絲綢般的雲朵背後，把天地間最變化多端的層次一齊照亮。有的雲彩看著就像浮到海面上來的深海魚群，張大了嘴遊動著，彷彿被空氣的滋味嚇著了似的。這種溫和的中歐天氣可以持續好幾天。要是經過長時間的思索後，雷雨終於還是來了，那充其量也不過像是打磕巴而已。沒有尖銳、決絕的霹靂，只有一串拖長了的「啪啪啪啪」聲——並非驚天動地的爆炸聲，而是一陣迴響。如同分期清償般斷斷續續的雷聲。
在扎加耶夫斯基的描寫中，人們發現大自然巧妙地隱藏在民族歷史的陳腐氣味當中。巴黎那乾脆、一流的天氣代表法國沒完沒了的好運氣，而克拉科夫疲憊、憂鬱的氣候則是波蘭無數次戰敗和其他傷痛的總結。詩人無法逃避歷史，他所能做的不過是偶爾在華麗的描寫中把歷史改變成神奇的地理罷了。「生不逢時」是中國一句古老的（或至少是格言式的）咒語。在我們這個過分新奇的時代，也許得改為「生不擇地」才能更令人扼腕。
切斯瓦夫·米沃什 辛辣地指出，「來自陌生的地區是一種特權，在那兒人們很難逃避歷史」——波蘭、愛爾蘭、以色列、波斯尼亞便是這樣的例子。這種特權刺激和軋痛像扎加耶夫斯基這樣有「世界」文學水準的作家，既讓他們贏得崇高的聲譽，同時也使他們疲憊不堪。歷史意味著衝突。歷史意味著悲劇性的絕境——以及友人受到監禁和殺害。歷史意味著一個國家基本的生存權不斷地受到威脅。波蘭曾有過長達兩個世紀的歷史窒息期——從1772年第一次分裂開始——其後不久，自治國家的地位就終結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恢複），一直到1989年蘇聯式統治的垮台。
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歷史——很難讓其作家完全從全民族的痛苦中脫離出來。以下是生活在一個年輕和註定要經受無休止恐懼的國家中的另一位偉大作家A·B·耶霍夏 的感受：
你身不由己地要和周圍人團結起來，這並不是外部力量左右的結果，而是你內心深處的本能，因為你時刻生活在各種新聞報導中，這種團結已成為一種技術性的，自動產生的情緒反應，因為到現在為止你已經完全養成做出這種反應的本能，已經習慣生活在緊張不安之中。你對以色列傷亡事故和飛機被擊落之類新聞的情緒反應是預先已經確定了的。因此你便缺乏孤獨，在精神上無法獨處，也就無法擁有思維活躍的創作生涯。
耶霍夏所用的術語與扎加耶夫斯基的一模一樣，後者的第一本英文散文集就叫《團結，孤獨》，其中收錄了六篇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文章。孤獨能腐蝕團結；團結則使孤獨變質。
波蘭作家的孤獨總是受到文學本身帶來的歸屬感的影響。1989年，米沃什到波蘭的賈基洛尼亞大學作了題為《以波蘭詩歌對抗世界》的著名詩辯演講。他對波蘭詩歌表示敬意：波蘭詩歌使他免於遭受到「僑居海外帶來的無益失望」。當他陷入「難以忍受的孤獨之中」時，「對前輩和後人的責任感」一直支撐著他。對於1911年出生的米沃什而言，波蘭作家永遠都逃脫不了對他人的責任感。按這個原則，持相反論點的明星作家貢布羅維奇 用他的小說、他那極端利己主義和尖刻的《日記》，以及他引起極大爭議的辯論文《反對詩歌》舉出了關於理想主義在波蘭文學中的權威地位的例子，具有震撼力的例子。歷史甚至以缺席的方式存在，米沃什在新書《米沃什入門》中寫道：貢布羅維奇提出，除了對自己無政府主義的呼聲負責外無需對任何其他東西負責，他站在卑微、幼稚和粗俗者的立場上巧妙地高談闊論。但是讓人覺得反常的是對利他主義和高尚情操的崇尚卻在這樣的言論中興盛起來。
從某種角度來看，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可供借鑒的經歷和重大歷史意義。即使是貢布羅維奇都禁不住認為自己一生是可供借鑒的，這使得一些東西具有了說教的意味（這對於他的血統不啻為一種指責）。從他錦衣玉食的童年生活，從他早慧的文學名聲，從他命中注定的、無法挽回的僑居生活中，都可以找出具有說教意義的事例。何況，像他這樣熱愛文學並對古代巨匠滿懷景仰之情、渴望從過去的輝煌傳統中汲取養分的作家，不可能不把自己的生活——至少是早期歲月——視為某種具有代表性的命運。
1945年10月，扎加耶夫斯基出生在具有中世紀風格的波蘭小城利沃夫。不久，三巨頭在雅爾塔會議上達成協議，把利沃夫割給蘇聯。隨後就是大遷移（及重新繪製地圖），扎加耶夫斯基一家也搬離了利沃夫。詩人在曾經屬於德國、現屬波蘭的格利維策市長大，那裡距離奧斯威辛僅三十英里。在他的第二本被譯成英文的散文集《兩個城市》中，扎加耶夫斯基這樣寫道：
我的童年是在一個醜陋的工業城市中度過的；我被家人帶到這個地方時，還不足四個月，其後數年，我無數次地聽人說起我家被迫離開的那座城市有多麼美麗。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則被驅逐出天堂的家族版神話也許讓他覺得永遠都無家可歸。從他的作品中還可以看出，這個經歷也使他變成專業的城市愛好者——尤其是「美麗、迷人的克拉科夫」，他從不可救贖的格利維策來到這座城市上大學，並一直在這裡生活到三十七歲。
在《另一種美》中很少涉及到時間，那些真實故事也並不是按著時間順序編排的。但其中必定暗含著「地點」，它是詩人的心智與之對話的對象。這裡描繪的不是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