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喬治·盧卡奇是當今生活在共產主義世界邊界內的一位老資格的人物，而他所表述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卻可能受到聰明的非馬克思主義者的認真對待。
我不認為（如許多人那樣）盧卡奇所表述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今最有趣或最可信的形式，他也不是（如他一直被稱呼的那樣）「馬克思之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毫無疑問，他有一種特別的卓越之處，對我們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他不僅是東歐和俄羅斯的新的思想覺醒運動的導師，而且長期以來在馬克思主義圈子之外一直頗受看重。例如，他早期的一些著作成了卡爾·曼恩海姆的眾多思想（有關藝術、文化和知識的社會學）的來源，並且通過曼恩海姆影響了整個現代社會學；他對薩特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經由薩特影響了法國的存在主義。
他一八八五年出生於匈牙利一個新近被冊封為貴族的猶太銀行家家庭，一出生就叫格奧爾格·馮·盧卡奇。 從一開始，他的智力生涯就卓爾不凡。當他還是十幾歲的孩子時，他就開始撰寫演講辭並進行公開演講，成立了一個劇社，並創辦了一家自由派報紙。當他負笈前往德國，在柏林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就讀時，他的聰穎令他的偉大的老師馬克斯·韋伯和格奧爾格·席美爾著實吃了一驚。他的主要興趣在文學，但他對一切其他東西也感興趣。他寫於一九〇七年的博士論文是《悲劇的形而上學》。他第一本重要著作，是寫於一九〇八年的兩卷本的《現代戲劇發展史》。一九一一年，他發表了文學論文集《心靈與形式》；一九一六年，又發表《小說理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某個時候，他從作為他最早的哲學觀的新康德主義轉向了黑格爾哲學，再轉向馬克思主義。他於一九一八年加入了共產黨（從此捨棄了姓氏前的「馮」）。
從此時起，盧卡奇的生涯就成了這麼一種自由知識分子所遇到的種種困境的絕妙證明：他把自己獻給了一種越來越具有封閉體系特徵的觀點，此外，他生活在一個帶著極為陰沉的表情來看待知識分子的言論和著作的社會。這是因為，從一開始，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就是自由的，帶有探詢意味。
入黨後不久，盧卡奇就參加了革命，這是他平生兩次參加革命的第一次。他返回匈牙利，於一九一九年成了為時不長的貝拉·庫恩共產黨專制政府的教育部長。庫恩政權被推翻後，盧卡奇逃到了維也納，在那兒客居了十年。他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著作是一部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哲學論著，即現在幾乎已名揚四海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九二三）——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或許這一部著作最受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敬重，而該著作一問世，他就隨即受到了來自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言辭激烈的、持續不斷的攻擊。
圍繞這部著作的爭論，標誌著盧卡奇在流亡維也納的那些年頭裡進行的與庫恩爭奪匈牙利共產黨領導權的鬥爭失敗了。在遭受上至列寧、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下至各色人等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的攻擊後，他被趕出了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並被剝奪了《共產主義雜誌》的編輯之職。然而，在整個這段時間內，盧卡奇一直在為自己的著作辯護，態度堅決，拒不悔改。
隨後，在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呆了一年後，他前往莫斯科，在著名的馬恩學院（其傑出的院長N·里亞扎諾夫將在三十年代後期的大清洗中失蹤 ）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從事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這一時期盧卡奇在主觀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一些事實：他一九三一年返回柏林後，又於一九三三年重返莫斯科，那時希特勒正好上台；同年，他以最卑躬屈節的詞語公開否定《歷史與階級意識》以及他先前所有的著作，說它們受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污染。
盧卡奇以避難者的身份在莫斯科繼續生活了十二年；甚至在他公開認錯以後，在他屢屢嘗試把自己的著作進一步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保持一致以後，他仍遭冷遇。但不管怎樣，他不像里亞扎諾夫那樣沒有躲過可怕的大清洗。他寫得最出色的那些著作中，有一本寫於這個時期，即《青年黑格爾》（寫於一九三八年，但十年後才發表），寫於這一時期的另一本著作是《理性的毀滅》（一九四五），一部以反對現代哲學為主題的微不足道、過於簡單化的小冊子。 這兩部著作之間形成的對照，典型地體現了盧卡奇後期著作在質量上的大起大落。
一九四五年，當戰爭結束、共產黨又重新在匈牙利當政後，盧卡奇永遠地回到了故土，在布達佩斯大學教書。在後一個十年他所寫作的著作中，有《歌德及其時代》（一九四七）和《托馬斯·曼》（一九四九）。隨後，在七十一歲的高齡上，他不可思議地、非常感人地再度投入到革命政治中，成了一九五六年革命的領導人之一，並被任命為伊曼爾·納吉政府的文化部長。革命被鎮壓後，他被放逐到羅馬尼亞，並被軟禁起來，四個月後獲准返回布達佩斯，恢複教書職業，並可繼續在國內和西歐發表著作。人們可能會想，大概多虧了他的一大把年紀和巨大的國際名聲，盧卡奇才免遭伊曼爾·納吉那樣的命運。不管怎樣，在那次革命的領導人中，只有他才倖免於審判和公開認錯。
革命後不久，他發表了《當代現實主義》（一九五六），而上一年，他發表了讀者盼望已久的《美學》，發表的是該書第一部分，由兩大卷組成。他繼續受到文化官僚和老一輩共產黨批評家的攻擊，儘管攻擊更多地來自東德等地而不是來自處在越來越顯示出自由主義色彩的卡達爾政權下的匈牙利。由於人們對馬克思早期著作發生了新的興趣，盧卡奇的早期著作（他對這些著作仍激烈地予以否定）也在英國、西歐和拉丁美洲——他的著作被廣泛地翻譯成法語和西班牙語——越來越為人們所研究；而對東歐的許多新一代知識分子來說，在對斯大林主義思想與實踐的謹慎小心、然而不可阻擋的摒棄中，盧卡奇的後期著作成了一塊試金石。
顯然，盧卡奇有著一種能使自己在個人和政治兩方面倖存下去的巨大才能——這就是說，對眾多不同的人意味著眾多東西的那種才能。實際上，他在一個不能容忍知識分子處在邊緣位置的社會裡，完成了一項難度頗大的業績，即同時置身於邊緣和中心。然而，要做到這一點，他不得不在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放逐中消耗大量的生命。我已經談到過外部的放逐。但還存在著一種內部的放逐，明顯地見於他對所要撰述的主題的選擇。盧卡奇最全神貫注的作家是歌德、巴爾扎克、司各特和托爾斯泰。由於他的年紀以及他所擁有的在共產主義文化準則出現前形成的一種感受力，盧卡奇能夠通過從現代（從精神上）移民出去而保護自己。惟一得到他無保留的讚許的現代作家，是那些基本上延續著十九世紀小說傳統的作家——曼、高爾斯華綏、高爾基以及羅歇·馬丁·杜伽爾。
但這種對十九世紀文學和哲學的關注，並不僅僅是一種美學選擇（正如從馬克思主義——或基督教、柏拉圖——的角度看，的確不存在純美學的選擇）。盧卡奇據以評判當代的標準，是一個道德標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標準取自過去。當盧卡奇談到「現實主義」時，他所指的就是對過去的看法的整體性。
盧卡奇從現代部分地移民出去的另一種方式，是對寫作語言的選擇。他的著作中，只有早期的那兩部著作用的才是匈牙利語。其他著作——約三十本書和五十篇論文——使用的是德語；在當今的匈牙利若繼續使用德語寫作，肯定是一個頗遭非議的行為。通過全神貫注於十九世紀文學，通過頑固地把德語留作自己的寫作語言，身為共產黨員的盧卡奇堅持主張歐洲的、人文主義的價值——與民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價值相對立；儘管他生活在一個具有小地方色彩的共產黨國家裡，但他一直是一個真正的歐洲知識界人物。不用說，對他的了解，在我們這裡［指美國——譯者］來得太遲了。
或許令人遺憾的是，本來是想讓美國公眾對盧卡奇有所了解的這兩本書，全是文學批評著作，而且全屬於盧卡奇「後期」而不是「早期」的作品。 《歐洲現實主義研究》是一本論文集，共收錄八篇論文，主要研究的是巴爾扎克、司湯達、托爾斯泰、左拉和高爾基。這些文章寫於三十年代末期的俄羅斯，時逢政治大清洗，不免帶上了那個可怕的時期的痕迹，這顯示為數段充滿粗魯政治色彩的文字；盧卡奇到一九四八年才將它付梓。《當代現實主義》的篇幅比前一本書短小，寫於五十年代，在風格上也不那麼學究氣，倒更活潑一些，論點更直截了當；在《當代現實主義》的那三篇論文中，盧卡奇對當代文學的選擇方向作了評論，拒絕「現代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贊成他所說的那種「批判現實主義」——這基本上是指十九世紀小說傳統。
我之所以說選擇這兩本著作或許令人遺憾，是因為，儘管它們十分容易理解，好讀，不像盧卡奇的哲學著作那樣晦澀難懂，但我們卻會因此把盧卡奇僅當成一個文學批評家。作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