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作家要麼是丈夫，要麼是情人。有些作家滿足了一個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講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們看重他們身上情人的天賦，即誘惑的天賦，而不是美德的天賦。眾所周知，女人能夠忍受情人的一些品性——喜怒無常、自私、不可靠、殘忍——以換取刺激以及強烈情感的充盈，而當這些品性出現在丈夫身上時，她們決不苟同。同樣，讀者可以忍受一個作家的不可理喻、糾纏不休、痛苦的真相、謊言和糟糕的語法——只要能獲得補償就行，那就是該作家能讓他們體驗到罕見的情感和危險的感受。在藝術中，正如在生活中，丈夫和情人不可或缺。當一個人被迫在他們之間做出取捨的時候，那真是天大的憾事。
同樣，在藝術中，猶如在生活中，情人常常不得不位居其次。在文學的繁盛時代，丈夫比情人為數更眾；在所有的文學繁盛時代——這就是說，除了我們自己的這個時代。倒錯是現代文學的繆斯。如今，小說的家庭里充斥著發瘋的情人、得意的強姦犯和被閹割的兒子——但罕有丈夫。丈夫們感到內疚，全都想去當情人。甚至像托馬斯·曼這樣如此有大丈夫氣的、可敬的作家，也為對德性的一種曖昧態度所苦，並把這種曖昧態度裝扮成資產階級與藝術家之間的衝突，嘮叨個沒完。但大多數現代作家甚至不去理會曼的問題。每一位作家，每一場文學運動，都與其前輩較上了勁，競相炫耀性格、頑念以及奇特之處。現代文學過多地充斥著天才的瘋子。因而，怪不得當一位才華橫溢、可才華肯定沒有達到天才高度的作家崛起，大膽地擔當起理智的責任時，他所獲得的喝彩必定超出了他的純文學價值。
我這裡所說的自然是阿爾貝·加繆，當代文學的理想丈夫。作為一個當代人，他不得不販賣瘋子們的主題：自殺、冷漠、罪咎、絕對的恐怖。不過，他這樣做時，卻帶著一種如此理智、適度、自如、和藹而不失冷靜的氣質，以至使他與其他人迥然有別。他從流行的虛無主義的前提出發，然後——全靠了他鎮靜的聲音和語調的力量——把他的讀者帶向那些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結論，而這些結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從其前提得出來。這種從虛無主義深淵向外的非邏輯的一躍，正是加繆的才華，讀者們為此對他感激不盡。這正是加繆何以喚起了讀者一方的摯愛之情的原因。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繆以外，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家能喚起愛。他死於一九六〇年，他的死讓整個文學界感到是一種個人損失。
每當人們談到加繆，就把個人的、道德的和文學的評價混雜在一起。有關加繆的討論，無一例外地都會對加繆作為一個人的美德和魅力頌揚一番，或至少暗含了頌揚。因而，要動筆寫加繆，就得考慮是什麼東西介入了他的作家形象與其作品之間，這相當於道德與文學之間的關係。這不僅是因為加繆自己常常向他的讀者拋出道德問題（他所有的短篇小說、劇本和長篇小說都涉及一種有責任感的情感的經歷，或涉及這種經歷的缺失），還因為加繆的作品，就其僅僅作為一種文學成就而言，還沒有重要到足以承擔得起讀者想要給予它的那種沉甸甸的褒獎。人們希望加繆是一個真正偉大的作家，而不僅僅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作家。然而，他並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把加繆與喬治·奧威爾以及詹姆斯·鮑德溫在這裡作一番比較，或許頗有助益，後兩位也是試圖將藝術家的作用與公民的良知結合起來的大丈夫氣的作家。奧威爾和鮑德溫作為隨筆作者都比其作為小說作者出色。這種不一致不見於加繆這個比他們重要得多的作家。然而，實際情形是，加繆的藝術常常服務於他在隨筆中更完整地加以表述的某些理智觀念。加繆的小說是圖解性的、哲理性的。它並不十分關注它的人物——默爾索、卡利古拉、讓、克拉芒斯、里厄醫生——如它關注無知與罪孽、責任感與虛無主義的冷漠這些問題一樣。他那三部長篇小說以及短篇小說和劇本全都具有一種單薄的、有點枯瘦的特徵，這使得它們從藝術的標準看難以躋身於絕對一流作品之列。卡夫卡卻不同，他的大多數小說儘管極具圖解性和象徵性，但同時也是想像力的自主行為，而加繆的小說卻總是泄露出它在理智思慮中的源頭。
加繆的那些隨筆、政論、演講、文學批評和報道又怎麼樣呢？它們是極為出色的作品，但加繆是一位具有重要性的思想家嗎？答案為「不是」。不論薩特的某種政治同情心令英語國家的讀者多麼反感，他都給哲學的、心理的和文學的分析帶來了一種富有感染力和原創性的思想。而不論加繆的政治同情心多麼有吸引力，他都沒有帶來這種東西。他那些著名的哲理隨筆（如《西緒福斯神話》、《反抗者》）不過是一個極有天賦和文採的模仿者的作品。加繆作為一個思想史家和一個文學批評家，其情形也好不到哪裡去。加繆最出色的時候，是當他卸掉存在主義文化的包袱（尼采、克爾愷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爾、卡夫卡）、以他本人的聲音說話的時候。這種情形出現在他反對死刑的那篇偉大的文章《論斷頭台》以及那些信筆寫來的作品裡，如對阿爾及爾、奧蘭以及地中海地區其他一些地方的隨筆描繪。
在加繆那裡，既找不到最高質量的藝術，也找不到最高質量的思想。能夠解釋他的作品的非同尋常的吸引力的，是另一種類型的美，即道德之美，此乃二十世紀大多數作家無意以求的一種品性。其他作家或許更有立場，更有道德色彩，但他們在宣示其道德旨趣時，無一顯示出比加繆更多的美、更多的說服力。不幸的是，藝術中的道德美——如人的身體美——是極其容易消失的。藝術美或智性美遠遠談不上經久不衰。道德美易於迅速衰敗，轉眼就化作了警句格言或不合時宜之物。這種情形尤其頻繁地發生在諸如加繆這一類作家身上，他們直接訴諸於一代人對人們在某個既定歷史處境里應體現出怎樣的楷模之舉的想像。除非作家擁有一種非同尋常的藝術原創性庫存，否則，在他死後，他的作品就有可能突然間被掏剝一空了。在少數人看來，還在加繆的有生之年，這種衰敗就趕上了他。例如薩特，他在那場了結了他與加繆的著名友誼的著名爭論中，殘忍地、然而卻坦誠地指出加繆隨身攜帶著一個「攜帶型的台座」。隨後，諾貝爾文學獎這個致命的榮譽找上了他。在加繆去世前不久，一位批評家就預言加繆將重蹈亞里斯泰迪斯的命運：我們可能會厭倦於聽到他被人稱為「正義者」。
也許，對作家來說，在讀者中激起感激之情，總是危險的，感激之情是最強烈卻也最短命的那些情感之一。但人們不能把這些不友好的評說僅僅當作以怨報德而不予考慮。如果說加繆道德上的嚴肅有時失去了吸引力，開始變得令人不快，那是因為它裡面存在著某種智性上的弱點。人們從加繆身上感覺到，他有一種完全真實的、與歷史相關的激情，正如人們從詹姆斯·鮑德溫身上所感覺到的。但也正如鮑德溫一樣，加繆的這種激情似乎太容易蛻變為莊嚴的語言，蛻變為一種用之不竭的、自身流芳萬古的華麗言辭。他所提供的那些用來緩和不可忍受的歷史的或形而上的困境的道德律令——如愛、適度——太籠統，太抽象，也太巧於辭令。
在整整一代文學讀者看來，加繆是一個生活在永恆的精神革命狀態中的英雄人物般的作家。但他也是一個提倡這一悖論——文明化的虛無主義，承認限度的絕對反抗——並把這一悖論轉化為成為良好公民的良方的人。多難弄懂的美德啊！在加繆的寫作中，美德被迫同時去尋找與自己相稱的行為和讓自己站得住腳的理由。反抗也是如此。在一九三九年，在對那場剛剛爆發的戰爭進行思考的過程中，年輕的加繆在他的《日記》中打斷自己的話，評論道：「我為自己到目前為止還沒找到正當理由的反抗尋找理由。」他的激進姿態比那些使他的激進姿態顯得正當的理由跑得快。十多年後的一九五一年，加繆發表了《反抗者》。該書中對反抗的反詰同樣是性情的一種姿態，是自我勸說的一種行為。
令人注目的是，雖然加繆性情高雅，他還是可以儘可能真誠地去行動，去作出真正的歷史選擇。應該記住，加繆在他短暫的一生中被迫作出了至少三次堪稱典範的抉擇——親身參與法國抵抗運動，與共產黨分道揚鑣，在阿爾及利亞叛亂問題上拒絕採取立場——在我看來，在這三次選擇中，有兩次他表現得令人欽佩。加繆在他生命最後幾年裡的問題，並不是他變得有些宗教色彩了，或退入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嚴肅性里，或失去了他的社會主義的神經，而是他搬起自己的美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充當公共良知的作家需要非同一般的神經和敏銳的直覺，像一個拳擊手。過了不久，這些直覺能力勢必衰退。此外，他也必須在情感上堅韌一些。加繆沒有那麼堅韌，不像薩特那麼堅韌。我並不低估四十年代末眾多法國知識分子放棄親共立場時所擁有的勇氣。作為一個道德評判，加繆的決定那時是對的，而且自斯大林死後，他也屢屢被證明在政治意義上是清白的。但道德評判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