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羅教堂，在各位聽眾面前講話，接受這個在過去五十三年里由德國圖書交易會授予如此多我所欽佩的作家、思想家和模範公共人物的獎項——就像我說的，在這個充滿歷史意義的地方和這個場合講話，是一次當之有愧又深受鼓舞的經驗。正因為如此，美國大使丹尼爾·科茨刻意缺席，反而使我感到更遺憾。在六月份宣布今年和平獎得主時，圖書交易會邀請他出席我們今天這次聚會，但立即被他拒絕，這表明他更有興趣於申明布希政府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充滿怨恨的反應，而不是代表他的——也是我的——國家的利益和聲譽，履行正常的外交義務。
科茨大使選擇不來這裡，我猜，是因為我在報紙和電視訪談中以及在發表於雜誌的短文中，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新的急轉彎，尤其是侵佔伊拉克。我想，他應該來這裡，因為他在德國代表的那個國家的一個公民，有幸得到德國的一個重要獎項的表彰。
一位美國大使，有義務代表他的國家，整個國家。我當然不代表美國，甚至不代表反對布希先生及其顧問們的帝國計畫的可觀的少數派。我願意想像自己只代表文學，某個文學的理念；和良心，某個良心或義務的理念。有鑒於由一個歐洲大國頒發的這個獎，在授獎理由中提到我充當兩個大陸之間的「知識大使」的角色（不用說，這大使，是最弱的、僅僅是隱喻意義上的大使），我忍不住要就歐洲與美國之間那道著名的鴻溝提供若干看法，因為據說我的興趣和熱情彌合了這道鴻溝。
首先，它是一道——要繼續被彌合的鴻溝嗎？或者，難道它不也是一場衝突嗎？對歐洲、對某些歐洲國家表示憤怒和輕視的言論，現時在美國的政治辭令中是頗為盛行的；而在這裡，至少在這大陸西邊的富國中，反美情緒則比任何時候都更普遍、更聽得見、更激烈。這場衝突是什麼？有深刻的根源嗎？我想是有的。
歐美之間一直有潛伏的對抗，它至少像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對抗一樣複雜和矛盾。美國是一個新歐洲國家，而且直到最近數十年前，它的人口主要是歐洲人。然而，令最具洞察力的歐洲觀察家亞力克西·德·托克維爾和戴·赫·勞倫斯 吃驚的，永遠是歐美之間的差異。托克維爾於一八三一年訪問年輕的美國，回到法國後便撰寫了《美國的民主》，這本書，在約一百七十年後，依然是關於我國的最出色的著作；勞倫斯在八十年前出版了有史以來關於美國文化的最有趣的著作，這就是他那本影響深遠、令人惱火的《美國古典文學研究》。兩人都明白，歐洲的孩子美國，正在成為或已經成為歐洲的對立面。
羅馬與雅典。火星與金星 。這些對立，並不是最近那些宣傳歐美之間將不可避免發生利益和價值衝突這一理念的通俗小冊子的作者們發明的。外國人思考這些對立——而這些對立為整個十九世紀的大部分美國文學提供了調色板，提供了反覆出現的旋律，從詹姆斯·弗尼莫爾·庫珀 和愛默生 到惠特曼 、亨利·詹姆斯、威廉·迪恩·豪威爾斯 和馬克·吐溫 。美國的天真與歐洲的世故、美國的實用主義與歐洲的高談闊論、美國的精力與歐洲的厭世、美國的幼稚與歐洲的犬儒、美國的好心與歐洲的惡意、美國的道德主義與歐洲的妥協技巧——你熟悉這些音調。
你可以像編舞一樣以不同的方式編排它們，事實上在兩百年的喧嘩中，它們與每種評價或傾向都共舞過。親歐派可以利用這些古老的對立，把美國歸入被商業驅使的野蠻主義，而把歐洲歸入高級文化；而恐歐派則採取一種現成的觀點，認為美國代表理想主義和開放、民主，歐洲則代表衰微的、勢利的精緻。托克維爾和勞倫斯觀察到更激烈的東西： 不只是宣布獨立，脫離歐洲、歐洲價值，而且是穩步地削弱、暗殺歐洲價值和歐洲力量。「不打破舊事物，你就永遠沒有新事物，」勞倫斯寫道。「碰巧歐洲是舊事物。美國……應當是新事物。新事物是舊事物的死亡。」勞倫斯預言，美國正肩負著摧毀歐洲的使命，其工具是民主——尤其是文化的民主、風尚的民主。他進而認為，一旦這個任務完成了，美國可能就會從民主轉向別的東西。（那別的東西是什麼，也許現在已有苗頭了。）
請容忍我，如果我指涉的範圍僅限於文學。畢竟，文學——重要的文學、必要的文學——的一個功能，是預言。顯而易見，我們在這裡存在的，是長久的文學——或文化——爭吵： 古人與今人之間的爭吵。
過去是（或曾經是）歐洲，而美國則建立在與過去決裂的理念上，過去被視為阻礙、獃滯，和——就其講究遵從和講究級別高低的形式而言、就其衡量何謂更優勝何謂最好的標準而言——在根本上是不民主的；或用目前流行的同義詞，是「精英」的。那些為美國必勝辯護的人繼續宣稱美國民主意味著拒絕歐洲以及，沒錯，擁抱某種開放的、有益的野蠻主義。如果今天歐洲被大多數美國人視為更社會主義而不是精英主義的話，那麼按美國的標準，歐洲也依然是一個退步的大陸，冥頑地依附舊標準： 福利國家。「日日新」不只是一個文化口號；它還描述一台不斷前進的、把整個世界包括進去的經濟機器。
然而，如果必要，就連「舊」也可以重新命名為「新」。
並非巧合的是，固執己見的美國國防部長試圖在歐洲內部挑起不和——令人難忘地區分「舊」歐洲（壞）與「新」歐洲（好）。怎麼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竟被發落為「舊」歐洲，而西班牙、義大利、波蘭、烏克蘭、荷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保加利亞則突然變成「新」歐洲的一部分了呢？答案： 支持美國當前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擴張，按定義便可躋身於較可取的「新」的類別。站在我們一邊就是「新」。
所有現代戰爭，哪怕它們的目標是傳統目標例如領土擴張或攫取稀有資源，都被說成是文明的衝突——文化戰爭——每一方都搶佔有利地位並把對方形容為野蠻。敵人無一例外都是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威脅，都是異教徒、瀆聖者、污染者，都是更高或更好的價值的糟蹋者。當前這場針對激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構成的非常真實的威脅的戰爭，就是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貶損性措詞的較溫和的版本，也被用來突出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對立。同樣需要記住的是，歷史上在歐洲聽到的最惡毒的反美辭令——主要包括指責美國人是野蠻人——不是來自所謂的左派，而是來自極右派。希特勒和佛朗哥都痛罵美國和全世界猶太人致力於以卑鄙的商業價值污染歐洲文明。
當然，大部分歐洲輿論繼續稱讚美國的精力，稱讚美國版的「現代」。並且不用說，總有一些尋找歐洲文化理念的美國旅行者（站在各位面前的便是其中一個），他們覺得歐洲舊藝術是對美國文化中頑強的商業主義褊狹的糾正和解放。另外，也總有與這樣的美國人對等的歐洲人： 被美國迷住、被美國傾倒、被美國深深地吸引的歐洲人，而原因恰恰是美國不同於歐洲。
美國人所見，幾乎總是親歐派的陳詞濫調的相反： 他們覺得自己是在捍衛文明。野蠻游牧部落已不再是待在大門外。他們在裡面，在每一個繁榮的城市內，正策劃大浩劫。當那個具有「意志」的國家——而上帝站在它一邊——從事一場針對恐怖主義（如今已經與野蠻主義合併）的戰爭時，「生產巧克力」的國家（法國、德國、比利時）都得靠邊站。根據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說法，「舊」歐洲（有時似乎只是指法國）竟然一心想在征服者的聯盟所贏得的領土的統治和管理中扮演一個角色，簡直荒誕不經。「舊」歐洲既沒有軍事資源，也沒有暴力嗜好，也沒有得到其嬌慣的、都太過愛和平的人口的支持。而美國人則樣樣俱全。歐洲人都不狂熱——或不好戰。
確實，有時候我得擰自己一把，以確定我是不是在做夢： 德國曾在近一百年中給世界帶來如此的恐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德國問題」——而現在我國很多人討厭德國，竟是因為德國人反感戰爭，竟是因為德國大部分輿論現在實際上是和平主義的！
難道美國和歐洲不曾經是夥伴，曾經是朋友嗎？當然是。但也許團結的時期——有共同感情的時期——確實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其中一個時期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到冷戰初期，歐洲人都深深感激美國的干預、解救、支持。美國人很舒服地看待自己扮演的歐洲救世主的角色。可是美國會期望歐洲永遠感激，而歐洲人此時此刻並不作如是想。從「舊」歐洲的觀點看，美國似乎一心要糟蹋大多數歐洲人的讚賞——和感激。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襲擊事件發生後，歐洲人對美國的巨大同情是真心的。（我可以證明它在德國的無限熾熱和誠摯；我當時正在柏林。）但接著便是雙方愈來愈疏遠。
這個歷史上最富裕和最強大的民族的公民必須知道美國是被人愛、被人羨慕……以及使人氣憤的。到國外旅行的為數不少的人都知道，美國人被很多歐洲人視為粗魯、土氣、沒教養，並毫不猶豫地以含有前殖民地居民的怨懣的行為來證明這類預期。一些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