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許我在數百萬英雄之中，挑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僅僅兩個。他們是受害者——在數千萬受害者中。
第一個： 聖薩爾瓦多大主教奧斯卡·阿爾魯爾福·羅梅羅，他於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三年前——穿著禮服在大教堂主持彌撒時被殺，原因是他「直言不諱地主張公正的和平，並公開反對各種暴力和壓迫勢力」。（我援引奧斯卡·羅梅羅獎的介紹，這個獎今天授予伊斯亥·梅紐欽。）
第二個： 雷切爾·柯里，來自華盛頓州奧林匹亞的二十三歲大學生，她於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兩個星期前——在加沙地帶南部城鎮拉法（那是毗鄰埃及邊境的加沙城鎮）試圖阻止以色列軍隊幾乎無日不有的一次拆屋事件時被殺。她身穿明亮的霓虹橙色茄克衫，茄克衫上有「人盾」所用的、使自己容易被識別可能還使自己更安全的熒光漆條紋。柯里站在一名巴勒斯坦醫生的屋前，那座房子是拆毀目標。柯里是拉法八名美國和英國「人盾」志願者之一，她一直對著向她開來的一輛「D9」裝甲推土機的司機用力揮手，並以擴音器向司機叫喊，接著跪在那輛超大型推土機的路徑上……而推土機並沒有放慢速度。
兩位具有象徵意義的犧牲者，被暴力和壓迫勢力所殺——他們向這些勢力提出非暴力的、有原則的、危險的反對。
讓我們從風險開始。被懲罰的風險。被孤立的風險。被打傷或殺死的風險。被輕蔑的風險。
我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士兵。對我們大家來說，打亂隊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都不敢以一種不同的效忠理念招惹被冒犯的大多數人的不滿、譴責、暴力。我們都是在公正、和平、和解等標語的保護下，這些標語使我們加入一些志趣相投、儘管可能較小且相對無權勢的社群，動員我們參加示威、抗議和公民抗命——但不是上閱兵場和戰場。
與自己的部族步調不一致，踏出自己的部族、走進一個精神上更大但數目上更小的世界——如果疏離或異議不是你習慣的姿態或愜意的姿態，則這將是一個複雜而困難重重的過程。
藐視部族的見識是困難的，這種見識把部族成員的生命的價值，置於所有其他人之上。指出另一個部族的成員的生命與自己的部族的成員的生命一樣有價值，將永遠是不受歡迎的——將永遠被認為是不愛國的。
效忠我們所認識的人、我們所看到的人、我們與之牢牢相連的人、我們與之同屬——就像我們會的那樣——一個恐懼的社群的人，總是更容易的。
讓我們不要低估我們反對的東西的力量。讓我們不要低估那些敢於對被大多數人的恐懼合理化了的殘暴和壓制提出異議的人可能遭到的報復。
我們是肉造的。我們可被刺刀戳穿，被自殺性炸彈襲擊者炸得稀巴爛。我們可被推土機壓碎，在大教堂內被槍殺。
恐懼使人們抱成一團。恐懼也使人們分散。勇氣激發各個社群： 一個榜樣就可以帶來的勇氣——因為勇氣也像恐懼一樣會傳染。但是勇氣，某些類型的勇氣，也可孤立勇敢者。
原則的長期命運： 儘管大家都自認有原則，但是當原則變成不方便時，原則往往會被犧牲。一般來說，一個道德原則會使一個人與公認的做法相悖。一旦該社群對那些挑戰它的矛盾的人——那些希望一個社會切實維持它宣稱要保護的原則的人——作出報復，這種相悖就會帶來後果，有時候是不愉快的後果。
要求一個社會切實體現它宣稱的原則，這是一種烏托邦的標準，因為道德原則與實際情況是矛盾的，並且永遠如此。實際情況既不是全壞也不是全好，而是有缺陷、不一致、較差，並且永遠如此。原則使我們為我們在其中行使道德的種種矛盾困境做點什麼。原則使我們清潔我們的行為，使我們不容忍道德鬆弛、妥協和怯懦，使我們躲避煩亂： 那種內心的秘密折磨，它告訴我們，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是不對勁的，並建議我們最好乾脆不去想它。
反原則者大呼：「我正儘力而為。」所謂儘力，是指如果環境允許。
譬如說，原則是： 壓迫和羞辱整個民族是錯的。有計畫地剝奪他們的安身之所和適當的營養，摧毀他們的聚居地、生計、教育和醫療保健權利以及彼此結交的能力是錯的。
這些做法是錯的，不管是由什麼挑動的。
總會有挑動。這點，也不應被否認。
在我們道德生活和道德想像的中心，是一個個抵抗的偉大榜樣： 那些說不者的偉大事迹。不。我不服從。
什麼榜樣？什麼事迹？一個摩門教徒也許會抵抗多妻制的廢除。一個反墮胎激進分子也許會抵抗使墮胎合法化的法律。他們也同樣求助於宗教（或信仰）和道德，來反對公民社會的法令。我們可以訴諸一種授權我們藐視國家法律的更高法律，利用它來替刑事罪行辯護，也可以利用它來替最崇高的正義鬥爭辯護。
勇氣本身沒有道德價值，因為勇氣本身不是一種道德美德。惡棍、兇手、恐怖分子，都可能很勇敢。若要把勇氣稱作美德，我們還得加上一個形容詞： 我們說「道德勇氣」——因為也存在不道德的勇氣這東西。
抵抗本身也沒有價值。是抵抗的內容決定其價值、其道德必要性。
譬如說： 抵抗一場犯罪的戰爭。譬如說： 抵抗對另一個民族的侵略和吞併。
再次： 抵抗本身並沒有固有的優越性。我們賦予抵抗的所有正當性，都依賴於抵抗者確實是在以正義之名行動。而行動的合理性，既不依賴如此斷言者的美德，也不會因為如此斷言者的美德而加強。它始終依賴對某一確實是不合理和不必要的事態的真實描述。
以下是我所相信的對一個事態的真實描述，而我是經過多年的沒把握、無知和痛苦之後才認識到的。
一個受傷而可怕的國家——以色列，正經歷其動蕩的歷史上最大的危機，這場危機是由以色列在打贏一九六七年阿以戰爭後奪取的土地上執行持續增加和增強移居點的政策造成的。歷屆以色列政府決定保留對西岸和加沙的控制，從而使他們的巴勒斯坦鄰居無法擁有自己的國家。這個決定，在道德上、人情上和政治上，對兩個民族都是一場災難。巴勒斯坦人需要一個主權國家。以色列需要一個有主權的巴勒斯坦國家。我們這些希望以色列生存的人，不可以、不應該希望它不顧後果、不顧一切地生存。我們特別應該感激那些有勇氣的以色列猶太人目擊者、新聞記者、建築師、詩人、小說家、教授等等，他們對生活在愈來愈殘酷的以色列軍事征服和移居吞併下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痛苦進行描述、記錄、抗議和鬥爭。
我們應向由伊斯亥·梅紐欽在此代表的勇敢的以色列士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們拒絕在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以外服役。這些士兵都明白，所有移居點最終會被撤離。這些身為猶太人的士兵，恪守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紐倫堡審判設立的原則： 也即，士兵沒有義務遵守不公正的命令，那些違犯戰爭規則的命令——確切地說，士兵有義務不遵守那些命令。
拒絕在佔領區服役的以色列士兵，並不是在拒絕服從某一具體命令。他們是在拒絕進入不合法的命令一定會被濫用的空間——即是說，他們在那裡幾乎肯定會被命令去採取繼續壓迫和羞辱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動。拆毀房屋、拔光果林、用推土機鏟掉鄉村市場攤檔、洗劫文化中心；而現在，男女老少平民遭槍擊和殺害的事件幾乎無日不有。以色列的佔領愈來愈殘暴，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它佔領前英屬巴勒斯坦百分之二十二的土地，而這是巴勒斯坦人要立國的土地。這些士兵相信，一如我相信，必須無條件從佔領區撤走。他們集體宣布，他們將不願「為了控制、驅逐、餓壞和羞辱整整一個民族」而繼續在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以外作戰。
這些拒絕者所做的事情——他們現在有一千多人，其中有二百五十多人進了監獄——並不等於就能告訴我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怎樣締造和平，除了堅持要求解散移居點。這些英勇的少數派的行動，並不能促進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亟需的改革和民主。他們的立場不會緩和瀰漫於以色列社會中的宗教偏見和種族主義，或減輕受侵害的阿拉伯世界惡毒的反猶宣傳的傳播。它也無法阻止自殺性炸彈襲擊者。
它無非是宣布： 夠了。或： 要有限度。耶什格武爾。
它提供了抵抗的榜模。抗命的榜樣。而抗命總是會受懲罰。
我們之中，沒有人承受過這些勇敢的士兵正在承受的，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進了監獄。
此時此刻在這個國家談論和平，只會被嘲笑（就像在最近的奧斯卡頒獎儀式上）、被騷擾、被列入黑名單（一個勢力強大的連鎖電台對「南方少女」樂隊的禁播）；簡言之，被斥為不愛國。
我們的「團結必勝」或「贏家通吃」的精神特質： 合眾國是一個把愛國主義等同於共識的國家。托克維爾 依然是迄今最偉大的美國觀察家，他談到這個當時嶄新的國家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