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W·G·澤巴爾德
翻譯意味著很多東西，包括： 流通、運輸、傳播、解釋、（更）容易明白。我將以這個看法——或誇張，如果你這麼認為——開始，也即我們所說的文學翻譯，是指，可以是指翻譯那些確實是值得一讀的——即是說，值得重讀的——已出版的書籍的小小百分比。我必須指出，適當地考慮文學翻譯的藝術，本質上就是維護文學本身的價值。除了在為文學這門享有特權的進出口小生意創造庫存的過程中明顯需要翻譯家提供便利外，除了文學像一種競爭性的體育活動，在全國性和國際性賽事上比拼（有對手、有團隊和豐厚的獎金），而翻譯在這一文學建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外——除了從事翻譯所具有的商業上的激勵、競技上的激勵和遊戲性的激勵之外，尚有一種更古老的、坦白說是傳道式的激勵，不過，在這個自知不敬神的時代，指出這點是較困難的。
在我所稱的傳道式的激勵中，翻譯的目的是擴大一本被認為是重要的著作的讀者群。它假設，某些書明顯優於另一些書，假設文學成就以金字塔形式存在，有必要儘可能讓更多人讀到最接近頂尖的那些作品，而這意味著被廣泛地翻譯，並且只要有機會就儘可能頻密地重譯。不言而喻，這種文學觀假設，在哪些作品是重要的這個問題上，可以達成粗略的共識。這並不表示把這種共識——或正典——視為永遠固定和不可修改的。
在金字塔頂尖，是那些被視為經典的書： 必不可少或重要的雅俗共賞的知識，按定義是值得翻譯的。（在語言學上最有影響力的譯本可能是《聖經》譯本： 聖哲羅姆 譯本、路德 譯本、廷德爾 譯本和欽定本 ）。如此說來，翻譯首先是使值得更為人知的著作更為人知——因為它有利於人們改進、深化和提高；因為它是來自過去的不可或缺的遺產；因為它是對知識的貢獻，不管是神聖的知識或別的。從更世俗的角度看，翻譯還被認為給譯者帶來益處： 翻譯是一種有價值的認知訓練——以及道德訓練。
在這個有人提出電腦——「翻譯機器」——很快就可以承擔大多數的翻譯任務的時代，我們所稱的文學翻譯繼續保留翻譯所具有的傳統意義。新的觀點認為，翻譯是尋找對等；或把這個隱喻修改一下，認為翻譯是一個問題，可發明一些辦法來解決。相反，舊觀點認為，翻譯是作出選擇，有意識的選擇，不只是好與壞、正確與不正確之間涇渭分明的簡單選擇，而是在更複雜的不同差異之間的選擇，例如「好」對「更好」、「更好」對「最好」，當然還有各種雜亂的說法，例如「落伍」對「趨時」、「粗俗」對「矯飾」以及「刪節」對「冗贅」。
面對這麼多選擇，譯得好——或更好——便意味著譯者有廣博和精深的知識。這裡所說的翻譯，是更大意義上的選擇活動。它是某些個人所從事的專業，他們是某種精神文化的傳遞者。深思地、謹慎地、靈巧地、虔誠地翻譯，是衡量翻譯家對文學事業本身的忠誠的一個精確尺度。
某些可能被視為僅僅是語言上的選擇，往往也包含道德標準，這就使得翻譯活動本身變成各種價值的載體，例如正直、負責、忠實、勇敢和謙遜。從道德角度理解翻譯家的任務，起源於這樣一種意識，也即翻譯基本上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如果翻譯意味著翻譯家可以拿起一位用另一種語言寫作的作者的作品，然後完完整整、絲毫不損地把它變成另一種語言的話。顯然，那些不耐煩地等待以更好、更靈巧的翻譯機器的各種對等來取代翻譯家的窘境的人士所強調的並不是這點。
文學翻譯是文學的一個分支——或任何東西，但絕不是一項機械性的任務。然而，翻譯之所以成為一項如此複雜的工作，是因為它回應各種各樣的目的。首先，文學是一種溝通形式，文學的本質會提出各種要求；其次，就一部被視為重要的著作而言，它要求讓儘可能多的讀者欣賞；第三，從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是困難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堅決拒絕屈服，這是因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東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圖和意識，而當翻譯程序啟動時，這些東西就會出現——這種特質，由於沒有更好的字眼，我們只好把它稱為可譯性。
這一窩複雜的問題，在翻譯家們中間常常簡化為那個長期爭論——關於直譯的爭論，它可追溯至希臘文學被翻譯成拉丁語時的古羅馬，並繼續困擾每個國家的翻譯家（兼且不同國家還有不同的民族傳統和取向）。有關翻譯的討論的最古老主題，是準確性和忠實性的角色。不用說，古代世界一定有些翻譯家，他們的標準是嚴格的字面忠實性（還有該死的諧音！）——納博科夫也曾在他譯成英文的《葉普蓋尼·奧涅金》中，以令人目眩的執拗捍衛這種立場。要不然，又如何解釋聖哲羅姆本人（331—420）的大膽論斷呢？他是古代世界（承接西塞羅 首先提出的看法）最廣泛地在各種序言和書信中反思翻譯的任務的知識分子，他堅稱若要忠實地再現作者的文字和意象，將不可避免地犧牲意義和典雅。
以下這段話摘自哲羅姆為其翻譯成拉丁語的優西比烏斯《編年史》的序言。（他在三八一年至三八二年翻譯這本書，當時，他為了參加教會會議而住在君士坦丁堡——六年後他為了提高希伯來語知識而遷居伯利恆，差不多十年後他著手那個劃時代的任務，把希伯來聖經翻譯成拉丁語。）在談到這部從希臘語翻譯過來的早期譯本時，哲羅姆寫道：
這是博學之士早已有之的一種訓練心智的實踐，也即把希臘作家的文字譯成拉丁語，以及更困難的——翻譯傑出作者們的詩篇，而不畏詩歌的更高要求造成的重重阻撓。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西塞羅實際上一本本地翻譯了柏拉圖的全部著作……後來又以翻譯色諾芬的經濟學作消遣。在後一本翻譯著作中，雄辯的金色河流一再遇到障礙，流水在這些障礙周圍濺起、冒泡，不諳原文的人簡直無法相信他們是在讀西塞羅的文字。這也難怪！緊跟另一位個人的文字絕非易事……在翻譯中毫髮無損地保存精妙和典雅，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某個字有力地表達某個想法；我沒有自己的字來傳達那個意思；而為了符合那個意思，我可能要繞著走一大圈，卻只完成了旅程的一小段。接著，我們必須把翻譯過程中的得失、具體情況的各種變化、不同的修辭手段，以至該語言特殊的、也不妨說地道的習語等等，都考慮在內。直譯聽起來似乎很荒唐；另一方面，如果我必須改變次序或文字本身，我又會覺得自己似乎放棄了譯者的職責。
（W·H·弗里曼特爾譯，1892）
這段自我辯解的矚目之處，是哲羅姆唯恐讀者不理解文學翻譯是一項多麼艱巨的任務。他在同一篇序言稍後宣稱，我們在翻譯中讀到的，將必然是原作的貧化版。
如果任何人以為語言的典雅在翻譯中不會受損，那就讓他把荷馬逐字譯成拉丁語吧。我要進一步說，如果他用散文形式把這位作者譯成他自己的語言，則詞序將會顯得荒誕不經，而這位最雄辯的詩人將差不多變成啞巴。
應付翻譯中這種固有的不可能性的最佳途徑是什麼呢？對哲羅姆來說，無疑是有辦法處理的，誠如他已在不同譯著的序言中一再闡述過的。三九五年，他在致帕馬丘斯 的信中援引西塞羅，來肯定唯一恰當的翻譯是
……保留意義，但要通過改動隱喻和文字來改變形式，以適合我們自己的語言。我不覺得有必要逐字直譯，但我再現了總體風格和重點。
在同一封信稍後，這回他援引埃瓦格里烏斯 ——我們必須假設哲羅姆是在回答批評者，假設有許多批評者和吹毛求疵者——並頑強地宣稱：「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直譯會使意義變得晦澀。」如果不直譯會使翻譯者變成該書的共同作者，那也沒關係。「事實是，」哲羅姆在優西比烏斯譯本序言中說，「我解除了譯者的一部分職務，又解除了作家的一部分職務。」
把這個問題置於當代脈絡中考慮，仍然充滿勇氣且意義重大。譯者應獲得多大程度的授權，用正在譯成的語言去改寫——也即再創造——原著的文本？如果逐字直譯的忠實性與在新語言中保留高度的文學價值是不可兼容的，那麼，一個負責任的譯本的自由程度應去到哪裡？譯者的第一個任務是消除文本的外國性，並根據新語言的準則來改寫嗎？沒有一位嚴肅的譯者不被這類問題困擾： 像古典芭蕾舞，文學翻譯是一種帶有各種不切實際的標準的活動，即是說，這些標準是如此嚴苛，以致註定要使有抱負的譯者感到不滿意，一種難以臻至之感。像古典芭蕾舞那樣，文學翻譯是一種保留劇目的藝術。被視為重要的作品，總是定期被重演——因為改寫本現在看起來似乎太自由，不夠準確；或譯本被認為包含太多謬誤；或文風似乎已過時，儘管該譯本的文風在當時的讀者看來似乎是透明的。
舞蹈者所受的訓練，是要努力達到那個並非完全異想天開的完美目標： 堪稱典範的、沒有錯誤的表達。在文學翻譯中，由於必須回應繁複多樣的需要，故只有更好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