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至少六十年來——攝影已為怎樣判斷和回憶重要衝突鋪設了軌道。西方的紀念館如今幾乎清一色都是視覺的。攝影對我們回憶事件的哪些方面具有不可抑制的決定性力量，而現在看來，各地人們在談起美國去年對伊拉克發動的那場先發制人的惡臭的戰爭時，很可能會立即聯想到美國人在薩達姆·海珊最臭名昭著的監獄阿布格萊布監獄裡對伊拉克囚犯施加酷刑的照片。
布希政府及其辯護者們尋求的，主要是限制一場公關災難——照片的傳播——而不是處理這些照片暴露的領導層和政策所犯下的錯綜複雜的罪行。首先，是避開現實，把矛頭轉移到照片本身。政府最初的反應是說，總統對這些照片感到震驚和噁心——彷彿錯誤或恐怖的是圖像本身，而不是圖像所揭示的事情。還有就是對「酷刑」這個詞的迴避。囚徒可能成了「虐待」的對象，最終成了「羞辱」的對象——最多只承認這些。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的印象是，迄今被指控的是虐待，而我相信這在技術上是不同於酷刑的。因此我不談『酷刑』這個詞。」
文字可改、可增、可減。十年前盧安達的胡圖族在短短几周內屠殺其鄰族圖西族約八十萬人時，正是美國政府竭力迴避「種族滅絕」這個詞暴露了美國政府無意做任何事情。拒絕用其真正的名稱——也即酷刑——來形容發生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事情——以及發生在伊拉克其他地方、阿富汗和關塔那摩灣的事情——其無恥就如同拒絕把發生在盧安達的種族滅絕稱為種族滅絕。這裡是一個美國也是其簽約國的公約對酷刑的定義：「為了達到獲得某個人本人或第三者的資料或供詞等目的，而蓄意使這個人遭受無論是肉體上或精神上的嚴重痛苦的任何行為。」（這個定義來自一九八四年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類似的定義在習慣法和各種條約中存在已有一段時間，始於一九四九年的四個日內瓦公約［都列為「第三條」］，最近很多人權公約也都有。）一九八四年的公約宣稱：「任何特殊環境，不管是戰爭狀態或戰爭威脅、國內政治動蕩或任何其他公共緊急情況，都不能被用作酷刑的合理辯解。」所有關於酷刑的公約都具體列明酷刑包括意圖以羞辱方式對待受害者，例如勒令囚徒在牢房和走廊赤身裸體。
無論本屆政府採取什麼行動，來限制阿布格萊布和其他地方的虐囚事件不斷被揭露所造成的破壞——審訊、軍事法庭、開除軍籍、軍方高層人物和需承擔責任的政府官員辭職，以及向受害者作出實質性的賠償——「酷刑」這個詞都有可能繼續被禁用。本屆政府要公眾相信美國的意圖是高尚的，美國的價值是普世的，並以此作為終極的、必勝主義的合理辯解，宣稱美國有權在世界舞台上採取單邊主義行動來捍衛其利益和安全；而承認美國人對囚徒施加酷刑，將與本屆政府要公眾相信的一切背道而馳。
甚至當美國的聲譽在世界各地受損且擴大和加深，而總統終於不得不使用「難過」這個詞時，遺憾的焦點似乎仍然是美國自許的道德優越感受損、美國為愚昧的中東帶來「自由和民主」這一霸權目標受損。沒錯，布希總統五月六日在華盛頓與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並肩站著時說，他「對伊拉克囚徒所遭受的羞辱和他們的家人所遭受的羞辱感到難過」。但是，他繼續說，他「同樣對看到這些照片的人們不明白美國的真正本質和用心感到難過」。
對那些認為這場戰爭推翻了當代最兇殘的一個獨裁者因而覺得這場戰爭有一定合理性的人來說，用這些圖像來概括美國在伊拉克的努力未免「不公平」。一場戰爭，一次佔領，將不可避免地由花毯式的繁複的行動構成。是什麼使某些行動具有、而另一些不具有代表性呢？問題不在於是否有某些個人（也即「不是每個人」）施加酷刑，而在於是否有計畫有步驟、獲授權、被容忍。所有行動都是由某些個人做的。問題不在於這種事情是由大多數或少數美國人做的，而在於本屆政府所制訂的政策和執行這些政策的各部門是不是實質上使得這些行為有可能發生。
從這個角度看，則這些照片即是我們。換句話說，這些照片代表著任何外國佔領軍的腐敗加上了布希政府的特殊政策。比利時人在剛果、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都曾對被鄙視的、頑抗到底的當地人施加酷刑和性羞辱。除了這一遺傳性的腐敗，還有伊拉克的美國統治者令人大惑不解、近於完全未做準備的狀態，他們就以這種狀態來處理這個國家獲得「解放」——也即被征服——之後的複雜現實。此外，尚有布希政府那些支配一切的特殊信條，也即美國已發動了一場沒有終結的戰爭（針對一個叫做「恐怖主義」的變幻無常的敵人），而那些在這場戰爭中被拘留的人，只要總統如此認定，則他們就是「非法的作戰者」——這項政策，是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早在二二年一月就闡明的——因而，按拉姆斯菲爾德的說法，他們「在技術上不能享有《日內瓦公約》的任何權利」，如此一來，則數以千計未經審訊或未與律師接觸就被囚禁於「九一一」之後設立、由美國人管理的監獄裡的人，成為各種殘忍和罪行的受害者，也就順理成章了。
那麼，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照片本身，而是照片所揭示的發生在被美國扣押的「疑犯」身上的事情，對嗎？錯： 照片所展示的恐怖，與拍攝照片的恐怖——施虐者對著他們那些無助的階下囚擺姿勢和幸災樂禍——是不可分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士兵拍攝了他們在波蘭和俄羅斯所犯的暴行的照片，但是劊子手們讓自己與受害者合照卻難得一見，雅尼娜·斯特魯克 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拍攝大屠殺》就是明證。勉強可以跟這些照片相提並論的，也許只有在一八八年至一九三年被施加私刑的黑人受害者的某些照片，照片顯示美國人在某具吊在他們背後樹上的黑人男子或女子殘缺不全的赤裸屍體下齜牙而笑。這些私刑照片是一次集體行動的紀念品，行動的參與者完全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天經地義的。來自阿布格萊布的照片也是如此。
如果有什麼不同，那也是由拍攝行動日益無所不在造成的不同。這些私刑照片符合照片作為紀念品的性質——由某個拍攝者拍下，以便收藏、夾進相簿、展示。然而，美國士兵在阿布格萊布監獄拍攝的照片，卻反映了照片流傳方式發生的一次轉變——更多是傳播信息而非儲存物件。士兵們普遍擁有數碼相機。以前，拍攝戰爭是攝影記者的專利，現在士兵們自己全都成了攝影師——記錄他們的戰爭、他們的取樂、他們對自己認為是好看的畫面的觀察、他們的暴行——然後彼此交換圖像，以及用電子郵件發送到全球各地。
愈來愈多人親自記錄自己的行為。至少在美國，或者說特別在美國，安迪·沃霍爾 關於實況拍攝真人真事的理念——生活未經編輯，為什麼生活紀錄要編輯——已成為無數網上直播的準則，在這些網上直播中，人們記錄自己的一天，做自己的真人秀。我在這裡——醒來打哈欠伸懶腰，刷牙做早餐送孩子上學。人們記錄自己各方面的生活，儲存在電腦檔案里，然後到處寄。家庭生活與家庭生活的紀錄並行——哪怕是當，或者說特別是當家庭陷入危機或恥辱的劇痛中。毫無疑問，歷時多年、孜孜不倦、持續不斷彼此用家庭錄像機拍攝談話或獨白，是近期一部由安魯德·賈雷基 製作的、關於長島一個家庭捲入孌童控罪的紀錄片《捕捉弗里德曼一家》中最令人震驚的材料。
色慾生活對愈來愈多的人而言，是可以在數碼攝影和錄像中捕捉的東西。酷刑作為可以被記錄的東西，當它含有性愛成分時，也許更具吸引力。這確實是發人深省的，也即隨著愈來愈多的阿布格萊布照片進入公眾視野，酷刑照片竟然與美國士兵彼此性交的色情圖像交織在一起。事實上，大多數酷刑照片都有色情主題，例如在那些脅迫囚徒們表演或模仿性行為的照片中。一個例外，是一幅已成為經典的照片： 一名男子站在箱子上，被蒙住頭，綁著電線。據報道，他被告知，如果他跌下來，就會觸電而死。然而，被綁在痛苦位置上或被迫伸開雙臂站立的囚徒的照片並不多見。它們是酷刑，這是毫無疑問的。你只要看看受害者臉上的恐懼就知道了。但大多數的照片似乎是一場酷刑和色情大匯演的一部分： 一名年輕女子用皮帶系著一名裸體囚徒牽著他到處走，就是一個典型的施虐女主角形象。而我們不知道，到底對阿布格萊布囚徒施加的性酷刑的靈感，有多少來自互聯網上的色情影像——這些色情影像庫存量龐大，普通人都競相模仿，並在網上播放。
活著即是被拍攝、記錄自己的生活，並因此繼續生活而沒有意識到或宣稱沒有意識到攝像機正不停地對準自己。但活著也是擺姿勢。行動即是在被錄成影像的行動群體中分享。一邊看著無助、遭捆綁、裸體的受害者被施加酷刑一邊露出滿足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還有更深一層的滿足感，也即被拍攝： 如今在鏡頭前他們的反應往往不再像從前那樣目光獃滯、直視，而是神采奕奕。那些事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