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能否描述一下返回紐約的衝擊?你看到襲擊的後果時有何感想？
當然，我寧願九月十一日那天在紐約。由於我當時在柏林——我去那裡已有十天——我最初對發生在美國的事情的反應，實際上是通過中介的。我原計畫把那個星期二下午的全部時間用來關在柏林郊區我的寂靜的房間里寫作，但突然有兩位朋友分別從紐約和巴里打電話來，告訴我上午中段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事情。我趕緊打開電視，在電視屏幕前度過將近四十八小時，主要是看有線新聞電視網（），然後才回到我的攜帶型電腦前，匆匆寫下一篇文章，譴責我所聽到的美國政府和媒體人物散布的愚蠢而誤導的蠱眾言論。（這篇短文，最初發表在《紐約客》，它在美國遭到激烈批評。這篇短文當然只是最初的、但很不幸也是太準確的印象。）真正的悲傷產生於幾個並非完全連貫的階段，而遠離以及因此無機會充分接觸死亡的現實，總是如此。我在接下去的一周的某個深夜重返美國，直接從肯尼迪機場，以我駕車所可能允許的程度駛近襲擊現場，並徒步繞著曼哈頓南部那個約六公頃的面積徘徊了一小時——那地方現已成為一個熱氣騰騰的、山丘似的、發出臭味的集體墳墓。
我最初把焦點集中於圍繞著事件的各種花巧辭令，但在我回紐約頭幾天，那毀滅的現實和死亡人數之多，使我最初的焦點顯得不那麼重要。當時我通過電視了解現實的次數已降至平常的水平——零。在美國，我一向頑固地不要電視機，儘管不用說我在外國是有看電視的。當我回家，我每天接觸的新聞，來源主要是《紐約時報》和我在網上閱讀的幾份歐洲報紙。《時報》日復一日刊登一頁頁令人悲痛的配有圖片的死者生平，他們是在被劫持的飛機上和在世貿中心裡罹難的數千名死者中的很多人，包括在辦公室職員奔下樓梯時逆人流而上的三百多名消防員。死者不僅包括辦公室設在那裡的金融業薪酬優厚、野心勃勃的人，而且包括在大樓里做卑微工作的人，例如看門人、文書助理、廚房工人，其中有七十多人——主要是黑人和西班牙語裔——在其中一座大樓頂的「世界之窗」餐廳工作。如此多的故事，如此多的淚水。不哀傷無異於野蠻，就像認為這些死者在某種程度上不同於在斯雷布雷尼察和盧安達等地的暴行中失去生命的其他死者一樣野蠻。
二、 你對布希的辭令有何反應？
沒有理由把焦點集中於布希那些牛仔式的簡單化辭令，這類辭令在「九一一」頭幾天搖擺於痴呆與邪惡之間——這之後他的講稿撰寫人和顧問似乎把他控制住了。儘管布希的態度和語言令人反感，但是我們不應讓他壟斷我們的注意力。在我看來，美國政府中所有主要人物似乎都患了失語症，找不到適當的意象來涵蓋這次對美國權力和能力的前所未有的反駁。
人們提出理解「九一一」災難的兩個模式。第一個模式是，這是一場由一次可與日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轟炸夏威夷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相提並論的「偷襲」，那次轟炸把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個模式在美國和西歐都愈來愈有市場，認為這是一場兩個互相對抗的文明之間的鬥爭，一個是富有生產力、自由、寬容和世俗化（或基督教）的，一個是倒退、褊狹和復仇心強的。
不用說，這兩種理解「九一一」事件的粗俗、危險的模式我都反對。我反對「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模式和「我們的文明比他們的文明優越」模式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觀點正是發動這次罪惡襲擊的人的觀點和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觀點。如果美國政府堅持要把這次襲擊說成是一場戰爭，以及堅持要滿足美國公眾對發動一場布希的辭令似乎承諾的（至少在最初如此）大規模轟炸攻勢的渴望，那麼危險將會增加。如果美國及其盟友作出發動全面「戰爭」的反應，受創的將不是恐怖主義者，而是更多無辜的平民——這一回是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平民——而這些死亡只會加強激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散播的對美國的仇恨（以及更普遍的對西方世俗主義的仇恨）。
只有非常小面積地聚焦的暴力，才有機會減少這場運動——奧薩馬·本·拉丹只是這場運動的很多領導人之中的一個而已——所構成的威脅。在我看來，情況是極其複雜的。一方面，在「九一一」取得如此標誌性的成功的恐怖主義積極分子們所展開的這場運動，顯然是一場全球運動。不可把它與一個國家聯繫起來，尤其是不可把它與飽受蹂躪的阿富汗聯繫起來，像珍珠港事件可與日本聯繫起來那樣。恐怖主義就像今天的經濟、大眾文化和流行病（想想艾滋病）一樣，是嘲笑國界的。另一方面，確實有些國家在故事中扮演中心角色。沙烏地阿拉伯為世界各地的哈瓦比運動提供支持（在某一意義上，拉丹是一個沙特王子並非巧合），而在同一時期，沙特王國一直是美國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盟友。除了本·拉丹之外，沙特精英中還有很多年輕成員把沙特王國與美國的合作視為一次重大的「文明上的」出賣。如果美國領導一次針對這場與本·拉丹緊密聯繫的恐怖主義運動的全面「戰爭」，便有可能導致沙特「反動」的君主制被推翻，以及導致「激進分子」掌權。
而這只是美國決策者面對的諸多窘境之一而已。
三、 你曾申明，與珍珠港作任何比較都是不恰當的。如你所知，戈爾·維達爾 在其最新著作《黃金時代》中支持這樣一個論點，認為是羅斯福挑釁日本襲擊珍珠港，以使美國能夠與英國和法國並肩作戰。美國輿論和國會都反對參戰；只有遭到襲擊，美國才會宣戰。另一些美國知識分子也響應維達爾的看法，認為美國多年來一直在挑釁伊斯蘭世界。因此，質疑美國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你對此有何看法？
我已說過，我認為把「九一一」與珍珠港相提並論不只是不恰當的，而且是誤導的。它暗示我們要與另一個國家較量。現實卻是，那些尋求羞辱美國的力量是亞民族和超民族的。奧薩馬·本·拉丹最多只是一個由眾多恐怖組織構成的龐大集團的首席執行官罷了。一些知情人士相信，他甚至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首腦，其重要性在於他的財力和領袖魅力而不是他的行動才幹。這種觀點認為，是一個由埃及好戰分子形成的核心在為一個進行中的行動方案提供真正的計謀，而且可以預期那些行動會在很多國家裡發生。
我一直是我國的激烈批評者，時間幾乎與戈爾·維達爾一樣長，儘管我希望我的批評更準確，並理所當然地認為質疑美國外交政策永遠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儘管如此，我並不相信羅斯福挑釁日本襲擊珍珠港。日本政府真的是全力以赴向美國挑起這場愚蠢戰爭的。我也不認為美國多年來一直在挑釁伊斯蘭世界。美國在很多國家的行為是殘暴、專橫的，但美國並不是在從事一次全面行動，針對某個可以被稱作「伊斯蘭世界」的東西。而且，儘管我對美國外交政策——還有美國專橫的假設和傲慢——痛心疾首，但首先要牢記的是，發生在九月十一日的事情，是一次駭人的犯罪。
數十年來，我站在譴責美國罪行的人士的前列，一直以來，我尤其對例如給貧困、受壓迫的伊拉克人民造成如此大的痛苦的制裁感到氣憤。但是，我在一些像維達爾這樣的美國知識分子和歐洲很多正統知識分子中間覺察到的觀點——認為美國自己帶來這場恐怖，認為美國本身應部分地對自己土地上這數千人的死亡負責——是我難以苟同，我重複，是我難以苟同的觀點。
通過歸咎美國，而在任何程度上原諒或寬恕這次暴行——儘管美國在海外的行為是需要嚴厲譴責的——在道德上是下流的。恐怖主義是謀殺無辜的人民。這一回則是一次大規模謀殺。
此外，我認為把恐怖主義——這次恐怖主義——視為通過非法手段追求合法要求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讓我非常具體地說吧。要是明天以色列單方面從西岸和加沙撤走，接著巴勒斯坦在翌日宣布立國，並得到獲以色列援助和合作這一充分的保證，我相信這些大家喜聞樂見的事件加起來也不會給當前進行中的恐怖主義計畫帶來哪怕是一點緩和。恐怖分子披著合法的委屈的外衣，誠如薩爾曼·拉什迪 指出的。糾正這些錯誤不是他們的目的——而只是他們無恥的借口。
那些發動九月十一日這場屠殺的人試圖達到的，不是糾正對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錯誤，或消除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人民的痛苦。這場襲擊是真實的。它是對現代性（唯一使婦女解放成為可能的文化）的襲擊，以及，不錯，對資本主義的襲擊。而現代世界，我們的世界，已被證明是嚴重脆弱的。作出武裝的反應——以一套複雜和小心地聚焦的反恐行動的形式，而不是以一場戰爭的形式——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四、 美國大多數人都提不起勁去投票，你是否覺得美國的輿論可以影響政府現時對如何回應襲擊作出的決定？自襲擊以來，美國知識界的氣候如果有改變的話，是怎樣改變的？
美國是一個奇怪的國家。美國公民有一種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