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確實有真理這回事。」
——《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
如何解釋二十世紀最迷人的倫理英雄和文學英雄之一的維克托·塞爾日的默默無聞？如何說明《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所受的忽略？它是一部奇妙的小說，自一九四七年塞爾日逝世一年後出版以來，就一再被重新發現又被重新遺忘。
是不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完全認領他？「出生以來就是政治流亡者」——塞爾日（真名： 維克托·利沃維奇·基巴利契奇）如此形容自己。他父母是沙皇暴政的反對者，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逃出俄國，塞爾日則是在一八九年「碰巧出生在布魯塞爾，在橫跨世界的旅途中」，他在《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中如是說。該書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墨西哥城完成的，他作為逃離希特勒的歐洲和逃離隨時可能向他下毒手的斯大林的暗殺者的赤貧難民，在那裡度過生命中最後幾年。避難墨西哥之前，塞爾日曾在六個國家生活、寫作、密謀和搞宣傳： 比利時，在他少年時代，以及在一九三六年；法國，多次地；西班牙，一九一七年——他就是在那時採用塞爾日這個筆名；俄羅斯，他一九一九年初第一次見到的祖國，當時他二十八歲，此行是為了加入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二十年代中期在德國和奧地利，參加第三國際的活動。他在每一個國家的居留都是臨時的，充滿辛酸和爭執，受威脅。在其中一些國家，是以他被趕走、驅逐、不得不離開告終。
是不是因為他不是——大家熟悉的模式——一位間歇性地參加政治黨派和鬥爭，就像西洛內 和加繆 和庫斯勒 和奧威爾 那樣，而是一位終生的行動分子和煽動家？在比利時，他參加第二國際分支青年社會主義者組織。在法國，他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所謂的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並由於他參與編輯的無政府主義周刊在臭名昭著的「博諾」幫被捕後發表文章對這幫匪徒表示些許同情（塞爾日絕不可能是共謀）和在他自己被捕後拒絕充當告密者而被判五年單獨監禁。出獄後，在巴塞羅那，他很快就因西班牙的無政府工聯主義者不願意奪權而對他們大感失望。他一九一七年底返回法國後，又被監禁十五個月，這一回是因為他是（用逮捕令的話說）「不受歡迎人物，失敗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同情者」。在俄羅斯，他加入共產黨，參加內戰期間的彼得格勒 圍城戰，並受命檢查沙皇秘密警察的檔案（還寫了一篇關於國家壓制的論文），以及成為第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行政人員主管和參與第三國際頭三次大會，然後，由於對剛鞏固起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政府管治癒來愈野蠻感到苦惱，遂於一九二二年安排被第二國際派去國外做宣傳家和組織者。（這時，第二國際有為數不少的自由職業的、外國的成員，而第二國際本身實際上是俄羅斯共產黨的外國部或世界革命部。）在柏林革命失敗後，以及接下去在維也納待了一段時間之後，塞爾日於一九二六年重返此時由斯大林掌權的蘇聯，並正式加入他自一九二三年就成為其盟友的托洛茨基聯盟「左翼反對派」： 他於一九二七年底被開除出黨，不久被捕。總共加起來，塞爾日因參加一系列革命活動而忍受了超過十年的牢獄之苦。對於那些全職從事另一個更艱難的專業的作家來說，日子總是不好過的。
是不是因為——在參加所有這些分散注意力的活動的情況下——他寫得太多？高產已不再像以前那樣被看好，而塞爾日是異乎尋常地多產的。他已發表和出版的著作——幾乎全都已絕版——包括七部長篇小說、兩部詩集、一部短篇小說集、一部晚年日記、各種回憶錄、約三十本政治和歷史著作及小冊子、三部政治傳記和數以百計的文章和隨筆。還有： 一本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回憶錄、一部關於俄國的小說、一本薄詩集、一部詳細記述革命第二年情況的歷史紀事，這些著作都在塞爾日一九三六年終於獲准離開蘇聯時，因向文學審查機構文學及出版事務管理總局（格拉夫利特）申請允許他把手稿——這些手稿再未尋回——和大量已穩妥地整理好但仍未發表或出版的材料帶出境而被充公。應該說，他的多產很可能對他構成不利。
是不是因為他的大部分著作不屬於文學？塞爾日三十九歲時開始寫小說——他的第一部小說，叫做《坐牢的男人們》。這時他已用了超過二十年時間撰寫豐富的專業歷史評價和政治分析的著作，以及為報章撰寫大量卓絕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文章。如果人們還記得他，一般也是把他當作一位果敢的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者，一位有眼光的、勤勤懇懇的斯大林的反革命的反對者。（塞爾日是第一個把蘇聯稱為「極權」國家的人，那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份他在列寧格勒被捕前夕致巴黎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的。）二十世紀的小說家沒有人像他那樣擁有反叛、與劃時代的領袖們緊密接觸、與奠基性的政治知識分子對話的第一手經驗。他認識列寧——塞爾日的妻子柳博夫·魯薩科娃曾是列寧在一九二一年的速記員；塞爾日曾把《國家與革命》譯成法語，並在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份逝世之後不久寫了一部列寧傳。他與托洛茨基關係密切，儘管他們在托洛茨基於一九二九年被流放之後未再見過面；塞爾日後來翻譯了《被背叛的革命》和托洛茨基晚年的其他著作，並在托洛茨基比他更早在那裡做政治難民的墨西哥，與托洛茨基的遺孀合寫了一部托洛茨基傳。安東尼奧·葛蘭西和格奧爾格·盧卡契也都是塞爾日的對話者，在他們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全都生活在維也納的時候，他曾與他們討論過那場革命幾乎立即就在列寧領導下變成暴政的問題。《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的史詩式主題，是這個斯大林主義國家在三十年代殺害數百萬共產黨忠實信徒和大部分持不同政見者，塞爾日在書中講述一種他本人最不可能逃過卻僥倖逃過的命運。塞爾日那些小說，主要都是被譽為見證；激辯；充滿靈感的新聞主義；小說化的歷史。一個其主要著作不是文學作品的作家的文學成就，是很容易被低估的。
是不是因為沒有任何民族文學可以完全認領他？在職業上他是世界主義者，他能流利地操五種語言： 法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和英語。（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英國度過的。）在小說方面，他應被視為一位俄羅斯作家，因為他心中牢記著文學中的俄羅斯聲音的非凡的延續性——其祖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和《群魔》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有契訶夫，他們在當代的影響見諸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偉大作家，尤其是鮑里斯·皮利尼亞克 ，《荒年》的作者皮利尼亞克，還有葉甫蓋尼·扎米亞京 和伊薩克·巴別爾 ——但法語仍然是他的文學語言。塞爾日作為翻譯家的豐富翻譯著作，是從俄語譯成法語： 列寧、托洛茨基、第二國際創辦人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 、布爾什維克之前的革命家薇拉·菲格涅爾 （她的回憶錄講述她在沙皇監獄裡的二十年單獨監禁生涯）；翻譯的小說家和詩人則包括安德烈·別雷 、費奧多爾·格拉特科夫 和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 。他自己的著作，則全是用法語寫的。一個用法語寫作的俄羅斯作家——這意味著塞爾日依然在法國現代文學和俄羅斯現代文學中缺席，甚至連註腳都談不上。
是不是因為無論他作為文學作家有什麼地位，都總是政治化的，即是說，被視為一種道德成就？他的文學聲音是一種正義的激進政治的文學聲音，一個不斷收窄的稜鏡，透過它可觀看到一批作品，它們要求我們給予別樣的、非說教的注意。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他曾是發表和出版大量著作的作家，至少在法國是如此，有一批熱情的儘管是少數的擁戴者——當然是政治上的擁戴者，主要是托派擁戴者。但是在晚年，在塞爾日被托洛茨基開除出黨之後，這批擁戴者便拋棄他，聽任親蘇聯的人民陣線報章對他進行意料中的誹謗。塞爾日在一九四一年也即托洛茨基被殺害之後一年抵達墨西哥，他抵達墨西哥之後所贊同的社會主義立場，在他剩餘的支持者看來似乎與社會民主黨人的立場沒有什麼差別。他比任何時候都要孤立，遭到戰後西歐左派和右派的抵制，但是，這位前布爾什維克、前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共產主義者繼續寫作——主要是寫給抽屜看。他倒是出版過一本小書《希特勒對斯大林》，與一名流亡的西班牙同志合辦一份政治雜誌（《世界》），定期為海外幾家雜誌寫稿，但是——儘管有一些像紐約的德懷特·麥克唐納 和倫敦的奧威爾 這樣有影響力的仰慕者努力為他找出版商——塞爾日最後三部長篇小說、最後的短篇小說和詩，以及回憶錄，直到他死後——大部分在他死後數十年——都一直沒有以任何語言出版。
是不是因為他生命中有太多雙重性？他自始至終是一個使他成為右派憎惡對象的好戰者、世界改進者（即使——如同他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的日記中指出的——「問題已不再具有它們以前那種美麗的簡樸性： 靠諸如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這種對立維生還是很方便的」）。但他是一個見多識廣的反共產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