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學是一片被踏得太多的田野，那些被仔細地巡邏的主要語種中仍然存在著有待發掘的傑作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大。然而，約十年前，當我在倫敦查寧十字路一家書店門口翻抄一箱看上去髒兮兮的二手平裝書時，竟撞上這樣一本傑作——《巴登夏日》 ——而我會把它列為百年間的小說和類小說中最美麗、最令人振奮和最具原創性的成果之一。
這本書不為人知的理由，是不難測度的。首先，它的作者的職業並不是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是一位醫生，一位傑出的醫學研究者，在蘇聯和國外的科學雜誌發表近百篇論文。但是——撇開與契訶夫 和布爾加科夫 的任何比較不談——這位俄羅斯醫生作家生前從未見過自己的一頁文學著作發表。
審查制度及其恐嚇只是原因之一。茨普金的小說依官方標準，肯定是無資格出版或發表的。但是，它也沒有在地下刊物流通，因為茨普金——出於驕傲、難以消除的悲觀、不想冒著被非官方文學體制拒絕的風險——完全站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行於莫斯科的獨立文學圈子或地下文學圈子之外，在那年代他「為抽屜」寫作。為文學本身。
實際上，《巴登夏日》竟能保存下來，可以說是奇蹟。
列昂尼德·茨普金一九二六年生於明斯克，父母是俄羅斯猶太人，均為醫生。他母親薇拉·波利亞克的醫學專業是肺結核病。他父親鮑里斯·茨普金則是矯形外科醫生，於一九三四年「大清洗」之初以那些常見的莫須有罪名被捕，在從監獄樓梯井躍下企圖自殺之後，經一位有影響力的朋友的干預而獲釋。他斷了背，躺在擔架上被送回家，但沒有變成殘廢，並繼續做他的外科工作，直到一九六一年逝世，享年六十四歲。鮑里斯·茨普金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亦在大清洗期間被捕並死亡。
明斯克在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一周後淪陷，鮑里斯·茨普金的母親、另一個妹妹和兩個外甥 在猶太人隔離區被殺。鮑里斯·茨普金、他妻子和十五歲的列昂尼德在附近一個集體農場的主席的協助下逃出明斯克，該位主席是一位感恩的前病人，他下令從一輛卡車卸下幾桶泡菜，讓他尊敬的醫生及其家人擠上去。
一年後，列昂尼德·茨普金開始攻讀醫學，戰爭結束時，他隨父母返回明斯克，並於一九四七年從醫學院畢業。一九四八年他與經濟學家納塔利婭·米赫尼科娃結婚。他們的獨子米哈伊爾於一九五年出世。那時，斯大林於一年前發動的反猶運動正累積愈來愈多的受害者，茨普金隱藏在一家農村精神病院的職員中。一九五七年，他獲准與妻子和兒子定居莫斯科，在著名的腦灰質炎及病毒性腦炎研究所當病理學家。他成為在蘇聯研製出薩賓 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小組成員；之後，他在該研究所的工作反映了各種研究興趣，包括癌組織對致命病毒性感染的反應和猴子的生物學和病理學。
茨普金一直熱愛文學，總是為自己寫點什麼，既有散文也有詩歌。他二十二三歲臨近完成其醫學學業時，曾考慮過放棄醫學，以便研究文學，一心想完全獻身於寫作。他被十九世紀俄國的靈魂拷問折磨得寢食難安（沒有信仰、沒有上帝如何活？），曾崇拜託爾斯泰，但托爾斯泰最終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取代。在電影方面，茨普金也有偶像： 例如安東尼奧尼 ，但不是塔爾科夫斯基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曾想過報讀電影學院的夜校，以便當電影導演，但他後來說，由於要養家，他最終打消念頭。
也是在六十年代初，茨普金開始較專心地投入寫作： 受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強烈影響的詩；他們的照片掛在他的小工作台上。一九六五年九月，他決定冒險把一些抒情詩拿給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 看，但西尼亞夫斯基在他們約好見面的前幾天被捕。茨普金與實際上和他同齡的西尼亞夫斯基後來從未見過面，茨普金也變得更謹慎。（米哈伊爾·茨普金說：「我父親不太談、甚至不太想政治。在我們家裡，大家都不必討論就假設蘇聯政權是邪惡的化身。」）茨普金曾數次試圖發表一些詩，但未成功，之後他一度停止寫作。他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完成《胰蛋白酶化組織的細胞培養之形態學及生物學特性研究》，這是他為取得科學博士學位而寫的論文。（他較早時為哲學博士學位而寫的論文，是研究曾一再動過手術的腦腫瘤的生長率。）在一九六九年完成第二篇論文的答辯之後，茨普金獲加薪，這使他毋須夜裡繼續在一家小醫院兼職做病理學家。他已四十多歲，這時他重新提筆寫作——不是詩，而是散文。
在他剩下的十三年生命中，茨普金創作了少量作品，它們廣度和複雜性愈來愈大。在寫了幾篇短文之後，是一些較長、較有情節的故事，以及兩部自傳性的中篇小說《跨越涅羅奇的大橋》和《諾拉爾塔基爾》，接著是他最後也最長的小說作品《巴登夏日》。《巴登夏日》有點像夢幻小說，在流動的、充滿激情的敘述中，小說中的做夢者也即茨普金本人總是把自己的生活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聯繫起來。寫作即是飽啖，即是孤絕。「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米哈伊爾·茨普金回憶說，「父親總是在七點四十五分準時離家去腦灰質炎及病毒性腦炎研究所上班，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一個遠郊，距伏努科沃機場不遠。他晚上六時回家，吃晚飯，打一會兒盹，然後坐下來寫作——如果不是散文，就是醫學研究論文。晚上十時上床前，他有時會散一下步。他通常也把周末用在寫作上。父親渴望利用一切機會寫作，但寫作是困難的，痛苦的。他為每一個字苦思冥想，無休止地修改手寫的手稿。修改完畢，他便用一部古舊、光滑的德國產打字機，一部『埃里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利品，是一位叔叔在一九四九年送他的——把散文打出來。他的作品就維持這個形式。他沒有把手稿寄給出版社，也不想在地下刊物流傳他的散文，因為他害怕會被克格勃找麻煩，也害怕會失去工作。」在沒有出版希望或前景的情況下寫作——這意味著對文學懷著何等巨大的信念？茨普金的讀者從未超出他的妻子、兒子和兒子在莫斯科大學的一兩位同學。他在莫斯科任何文學圈子裡都沒有真正的朋友。
在茨普金的直系親屬中，有一位文學要人，就是他母親的妹妹、文學批評家莉迪婭·波利亞克，《巴登夏日》的讀者在第一頁就瞥了她一眼了。在開往列寧格勒的火車上，敘述者打開一本書，一本珍貴的書。在讀了對書的封皮和裝飾性的書籤的一番精心描述之後，我們才知道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記》，也才知道這本落在茨普金手中時已殘舊、幾乎要散架的書，屬於一位沒有提到名字的姨媽，她只能是莉迪婭·波利亞克。茨普金寫道，由於「我骨子裡沒想過要歸還這本從擁有一個大書房的姨媽那裡借來的書」，所以他請人修整這本書，重新做了一個封皮。
據米哈伊爾·茨普金說，他父親一些短篇小說中提到波利亞克，對她頗有微詞。半個世紀來她一直是莫斯科知識界人脈極好的一員，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就在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即使在五十年代初反猶清洗運動期間她被剝奪莫斯科大學的教職時，她仍能保留在研究所的職位，西尼亞斯基後來在那裡成為她的年輕同事。雖然是她安排茨普金與西尼亞斯基那次流產的會面，但波利亞克顯然不認可外甥的作品，並瞧不起他，而他則因此永遠無法原諒她。
一九七七年，茨普金的兒子和兒媳婦決定申請出國簽證。茨普金的妻子納塔利婭·米赫尼科娃擔心她那份需要政審的工作可能會不利兒子的申請機會，遂辭去她在國家物資及技術供應委員會任職的部門的工作，該委員會負責把道路建設和建築的重設備分配給實際上所有蘇聯經濟部門，包括軍隊。簽證獲批准，米哈伊爾和葉連娜·茨普金前往美國。當克格勃把這個消息告訴腦灰質炎及病毒性腦炎研究所所長謝爾蓋·德羅茲多夫之後，茨普金就立即被降為初級研究員——這是一個沒有高級學位者的職位（而他有兩個高級學位），也是他二十多年前初進來時的職位。他的已成為夫妻倆唯一收入來源的工資，現在又被減去百分之七十五。他依然每天去研究所上班，但不能再做實驗室研究，實驗室研究總是以團隊的形式進行，但他的同事都不願與他共事，唯恐與「不良分子」沾邊。在別的機構尋找一個研究職位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每一份工作申請書中他都得寫明他的兒子已移民。
一九七九年六月，茨普金、他妻子和他母親申請出國簽證。接著，他們等了將近兩年。一九八一年五月，他們接到通知，稱他們的要求「不適當」，申請被拒。（從蘇聯移民出來，實際上在一九八年就停止了，當年蘇聯與美國的關係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惡化；顯然，華盛頓暫時不會提供任何用來交換蘇聯允許猶太人離境的優惠。）茨普金正是在這個時期，寫出《巴登夏日》的大部分。
他一九七七年開始寫這本書，一九八年脫稿。寫這本書之前，他做了多年準備： 查閱檔案和拍攝與陀思妥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