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曾經，並且現在仍強烈地反對美國對越南的侵略，但在接受四月中不期而至的去河內的邀請時，還是非常肯定地想，這一趟回來後我不會寫東西。我既不是記者，也不是政治活動家（雖然我慣於在請願書上留名並且參加過反戰遊行），更不是亞洲問題專家，只是一個頑固的、術業無專攻的作家，迄今也未能通過小說或散文來表達自己演變中的激進的政治信仰，以及作為一個美帝國公民的道德存疑，我懷疑自己對這樣一次行程的記述能否為已經足夠響亮的反戰言論添加什麼新內容。而為反戰言論助威是現在作為一個美國人惟一值得去寫越南的理由。
也許難題始自於此。對於去北越的邀請，我腦子裡沒有確定任何方向和目的。如果當時我對自己此行的無所助益（對我或對別人）抱定一些清晰的認識的話，我也很可能會比較容易地把我之所見加以篩選和分類。又如果我能偶爾提醒自己我是個作家而越南是個素材的話，我也很可能把一些令我困惑難受的事情摒除掉。然而，到那裡後開始的一段日子裡，我似乎一直處在一種深沉的沮喪中，大部分精力都用來控制自己的鬱悶心情不要突破忍受的極限。現在我回來了，既然回來總得寫寫北越，我不後悔當初的決定。正因為我沒有給自己設定任何角色，也就無法掩蓋自己的無知，免除一些個人的不快，這樣才大智若愚地促成了我這一趟旅程最終的發現。
當然，拒絕給旅行預設一個職業化的目的這一最初的想法並不是導致我困惑的惟一原因。一定程度上，我的怨懟是直接且不可避免的，是被移位到另外一種文化之後的誠實的反應。我也應該提一下的是，在這種時候，很少美國人會獨自去越南。為了方便越南人，通常的做法是組團前往。有時是兩個，大多數情況下是三個、四個或五個行前不認識的人湊在一起。我是作為三個人當中的一個到北越去的。在四月末相聚柬埔寨之前，我沒見過兩個同伴——記者安德魯·科普開恩德和康奈爾的數學家羅伯特·格林布拉特，後者在為反戰運動做一份全職工作。但這次旅程需要我們毫不鬆懈地保持並非完全自願的親密狀態，那種適於戀愛或突發性危機的狀態，並且要不停頓地保持上至少一個月。（我們受到的邀請是兩個星期。可由於耽擱和聯絡不暢，我們花了十天的時間從紐約途經巴黎和金邊到了河內，然後只剩下一星期的時間，就要踏上回程。）自然，和同伴的相處佔去了我相當大一部分的注意力。如果我是獨自出行，我可能已經到了越南人中間：作為一種義務，更可能是一種榮幸。在這種突然降臨的親密情境中，學會與兩個陌生人友好而明智地相處是一種實際需要，即便，或者更何況，他們是我久仰的人，比如安迪·科普開恩德，我拜讀過並很欽佩他的作品。現在，身處對三人來說都很陌生的世界一隅，見不到別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除去來的路上在寮國逗留的四天里遇到的一個美國新聞總署的官員和一個美國記者，還有在我們到達後的第二個星期開頭來到河內的四個由「爭取民主社會學生會」贊助的美國大學生），我們被進一步拉近到了一起。（我和羅伯特·格林布拉特都沒有來過亞洲；安迪·科普開恩德五年前來過，造訪了西貢、孟加拉、菲律賓和日本。）由於這樣的因緣際會，我們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花上大量的時間去交談，充滿感激，病態般熱烈地交談。
不過，我並不是想說這些境遇因素導致了我在敘述對越南的初步印象時陰鬱消極的調子。我不想把這歸咎於作為一個臨時湊合卻又不能分離的三人組合中的成員在一片新土地上所面臨的壓力和煩擾，對此嚴肅的解釋在於我自己能走近越南人的方式是那麼有限和困難。四年來我因為我的國家政府一手造成的越南人民的極端苦難而悲憤不已，現在我親身來到了這裡，不停地被賜予鮮花、禮物、讚美辭令、茶和似乎過於泛濫的美意，我覺得這樣並不能比置身萬里之外時了解得更多。置身河內的情況遠比我所期待的要神秘、難解。我發現自己不可避免地擔憂和疑惑起來，我到底有多了解越南人，越南人又有多了解我和我的國家呢？
我問自己的這個問題，儘管答案令人沮喪，但卻是至關重要和最有成效的，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因為我來這裡不是為獲取信息（至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和其他任何近年來關注越南的人一樣，我已經知道得很多；我不可能指望在兩個星期里就收集到比現有的更多更有意義的信息。從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紐約時報》上關於他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的訪問報道（後來擴充成了一本書，《河內：戰線之後》），以及首批訪問北越的反戰運動人士斯道頓·林德、湯姆·海頓合著的《另一面》，到菲利普·德維萊爾和讓·拉庫蒂爾的法新社評論，到我回來後一直在讀的瑪麗·麥卡錫最近的文章，關於河內和北越大部地區在抱同情態度或者相對客觀的局外關注者眼裡呈現的面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細節生動的敘述。任何人只要想，就能知道這個國家在1954年法國人走後的成就：醫療系統的擴展、教育的重組、初級工業基地的建立、多樣化農業的開端。更容易獲知的事實是：美國連年來在北越除河內市區（這裡也受到殺傷炸彈和碎片炸彈的打擊，那些炸彈不毀壞建築，卻能把人炸死）外的人口集中區施行的無情轟炸，摧毀了幾乎所有1954年以來建造的新學校、醫院和工廠，還有大部分橋樑、劇院、佛塔、天主教堂和大教堂。就我個人而言，幾年來，讀到的報道和觀看的新聞短片已經匯聚成了一個關於形形色色的越南印象的大文件夾：汽油彈燒過的屍體、騎在自行車上的百姓、茅屋村落、被夷為平地的城市南定和府里，河內人行道上滾筒狀的一人位防彈棚、學校的孩子們頭上用來阻擋碎片彈的黃色厚草帽。（難以置信的恐怖，在電視、《紐約時報》和《生活》雜誌提供的圖片和統計數據里顯示出來，你都不用煩勞自己去查找威爾弗雷德·伯切特那黨派鮮明且直白的書，或是羅素基金會國際戰爭罪法庭收列的檔案。）但與這些印象的發源地的遭遇並不是一次簡單的體驗。親眼見到並觸及它們令人產生一種既興奮又麻痹的感覺。將具體的事實與心中的印象聯結起來至多只是一個機械累積的過程。而對於要從遇見的越南官員及普通百姓那裡打探新信息的任務，我也沒有準備得很充分。親歷越南對我來說將只是一次無甚意義的行程，除非我能促成自己的某些覺醒和體悟。而這恰恰是最艱難之處，因為我所能仰仗的只是自己那存在文化局限，並且被移置的感覺力。
事實上，問題在於，越南已經成為我作為一個美國人的自我意識中如此重要的事實，要將其摒除在腦海之外是十分困難的。初到此地的第一感受，有點荒謬地近似於會見一位喜愛的影星，此人幾年來在你的幻想生活中扮演一個角色。然而一見之後，你發現真人原來要矮小許多，不及那份生動與姿色，且多有不同。最有說服力的是那些最不真實的體驗，比如我們到達的那晚。坐在遲遲從萬象起飛的國際控制委員會的小飛機上，我一路緊張過來，直到幾小時後飛機降落在夜色下河內嘉蓮機場，才大氣舒出：終於活著回到了地面上。因此幾乎沒有去想：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正與哪些人在一起。手擁鮮花，我穿過幽暗的著陸區，努力想要弄明白前來迎接我們那四個來自和平委員會，正在微笑著的男人的名字。如果我們的飛行和著陸具有一種幻覺的特質，那麼，那晚剩下的部分看來就像一個廣闊的後投影，時間、規模和行動都經過了超真實的縮與放。起先是我們在荒涼的機場大樓里等行李、笨拙地與越南人交談的那幾分鐘或一小時。後來，我們被分散到三輛車裡，開進黑暗中時，我感受到去往河內的車程中引擎的律動。離開機場一小段路後，汽車沿著凹凸不平的土路顛簸前行，接著便來到紅河之上取代被炸毀的鐵橋而建的普東橋，戰慄著緩緩推進。可一到橋那邊，車子就開得太快了，直駛進河內，在人影模糊的自行車流中粗暴地衝出一條通道，穿過昏暗的街，停在我們的賓館前面。賓館的名字叫Thong Nhat（統一），意味著越南的再度統一。有人說，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築，風格不甚明確。十多個人坐在簡樸的大堂里，大部分不是東方人，彼時並不太容易分辨。我們被領到了樓上，看了我們的大房間，之後便到一個廢舊而空曠的餐廳里吃夜餐，成排的吊扇在頭頂上緩慢地轉動。「我們」的越南朋友在大堂等我們。我們見了他們，就詢問他們是否介意陪我們出去走走，那時已經很晚了。於是，我們就出來，興奮得有點腿軟，大街上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了。我們經過了一輛輛停在帳篷之間的卡車。他們說，那些帳篷是給那些「流動的作坊」和「分散的工廠」過夜的。我們走到了小湖區的獨柱寺塔，在那裡徘徊了一會，聽了一些在我看來乏善可陳的越南古代傳說。回到賓館後，英，顯然是那幫和平委員會的人當中領頭的，溫和地勸我們去休息。他解釋說，河內人很早就起床和吃早飯（自從轟炸開始後，大多數店鋪早上五點開門，幾個小時後就關了），第二天恰好是佛祖的生辰，他們上午八點會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