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政黨評論》的編輯向一些人寄發了一個問卷調查，以下便是我對這一調查的回應。問卷的開頭是這樣的：「目前對於美國生活的發展方向存在不少焦慮。事實上，我們有理由擔心，美國可能正面臨一場道德和政治危機。」在這些謹慎的措辭之後，問卷要求被調查者圍繞7個具體的問題來作答：1. 誰入主白宮是否重要？或者我們的制度中是否存在某些因素會讓一個總統變成如今的約翰遜？2. 通貨膨脹問題有多嚴重？貧窮問題呢？3. 美國政府與知識分子之間的分裂有何意義？4. 白人統治的美國是否已切實給予美國黑人平等的權利？5. 你認為我們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把我們帶向何方？6. 你認為總體上美國將會如何？7. 你覺得現今年輕人的活動中存在希望嗎？
以下重印的是我自己的回應，發表於1967年《政黨評論》的冬季刊。同一期雜誌還有來自馬丁·杜伯曼，麥可·哈里頓，湯姆·海頓，耐特·亨特夫，H·斯圖爾特·休斯，保羅·雅各布斯，湯姆·卡恩，利昂·H·凱澤林，羅伯特·洛威爾，傑克·路德維希，傑克·紐菲爾德，哈羅德·羅森堡，理查德·H·羅威爾，理查德·施拉特和黛安娜·特里林的回應。
對於美國這個國家的一切感想都是，或者應該是，以意識到美國所擁有的權力為前提的：美國是地球的主要威權，人類生物學和歷史學的未來都掌握在它那「金剛」的巨爪中。今天的美國，羅納德·里根當上了加州州長，約翰·韋恩在白宮裡大嚼豬排，正和門肯（Men）描述的野胡國（Yahooland）非常相似。主要區別在於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發生的改變比起20年代發生的要重要得多。如果你的精神堅強的話，你可能有時會親切地嘲弄美國的野蠻，但卻覺得美國的天真有點可愛。不過，美國的野蠻和天真在當今都是致命的，比例失調的。
首先，美國的權力從其範圍來說並不妥當。而且，美國的生活質量也是對人類發展可能性的侮辱；美國的空間污染，由於小型機械、汽車、電視和盒子一樣的建築，使人們的感覺淡漠，讓大多數人變成陰鬱的神經質，更讓其中最優秀的思想鬥士和敏銳的自我超越者變得惡劣乖張。
格特魯德·施泰因曾說過，美國是世界上最陳腐的國家。無疑，它是最保守的。改變對它而言意味著最大的損失（一個人口佔世界百分之六的國家佔有著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財富）。美國人知道沒有退路：「他們」想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從「我們」這裡拿走。而我認為，美國該得此報。
關於這個國家有三個事實。
美國是建立在一場種族屠殺的基礎上的。立國的基礎是毫不置疑白種歐洲人對技術落後的有色人種原住民進行種族滅絕，以奪取美洲大陸的權利。
美國不僅有現代社會中最殘忍的奴隸制，而且（與其他的奴隸制度，如拉丁美洲和英國殖民地中的相比）其獨一無二的司法體系根本就一點都不把奴隸當人看。
作為一個國家——與殖民地不同——美國主要是由歐洲過剩的窮人建立的，並在少數厭倦歐洲者（Europamüde，19世紀40年代的文學流行語）的手中得以強大。不過，就算是最窮困的人也知道由社會精英創立，自上而下的「文化」和久已成為習俗的「自然」。這些來到美國的人，將這裡的原住民文化完全視為仇敵，逐步將其無情消滅，而這裡的自然，一種原始的力量，也是敵人，它沒有被文明，也即人類的需求所改變，所以必須戰勝它。在他們「贏得」美國之後，新的窮人一代代接踵而至，這片土地開始按照那些在工業化時代初期，背井離鄉、文化貧乏的窮人對於美好生活的俗麗幻想發展起來。美國看上去就是這樣。
外國人稱讚美國人的「活力」，將我們無與倫比的經濟繁榮和藝術及娛樂的活躍輝煌都歸功於它。但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源頭惡劣的活力，讓我們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這種超越自然，與人性不相符的活力，使我們每個人無比亢奮。這種活力基本上來自因長期文化疏離而引致的暴力、捉摸不定的怨恨和焦慮，大致上是必須被強烈升華的。它主要升華成低劣的物質主義和貪慾，狂熱的慈善事業，愚昧的社會道德純凈運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禁酒令），還升華成醜化鄉村和城市面貌的驚人天分，少數令人討厭的人的饒舌和煩惱：藝術家、預言家、狗仔隊、怪人和瘋子。還有自懲性的神經官能症。但是，不加掩飾的暴力還是會不時出現，讓一切陷入混亂。
不用說，美國並不是這個地球上的惟一一個暴虐、醜陋又不幸的國家。這還是個程度的問題。剛開始，當白人手中拿著來複槍，抵達這片土地的時候，只有三百萬印第安人在這裡居住。今天美國的霸權威脅的不再是三百萬人，而是無數像印第安人一樣，從沒聽說過「美利堅合眾國」，更不知道它那神話般的帝國——「自由世界」的人。美國的政策還是由天命（Ma Destiny）的幻想所掌控的，雖然一度由於大陸的疆界而受到限制，今天美國的命運已經左右了整個世界。要德行取得勝利，還要剷除更多的紅皮膚印第安部落。就像經典的西部片表明的，只有死去的紅皮膚印第安人才是好人。對於那些生活在特殊且經過精細整合的氛圍中的紐約及其周圍的人來說，這可能聽起來頗為誇張。不過只要越過哈德孫河，你就會發現，不是一些美國人，事實上是所有的美國人都這麼認為。
當然，準確地說，這些人並不知道他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可這不是借口。事實上，正是它讓一切成為可能。難以清除的美國式道德主義和暴力信仰不是類似青春期延長的精神疾病的雙重癥狀，預示著最終的成熟。它們構成的是一種成熟而堅定的民族精神疾患，和所有的精神疾患一樣，它也是以對現實的有力否認為基礎的。至今為止，它一直行之有效。除了一百年前南方的部分地方，美國從不了解戰爭。當美國和俄國在古巴的海岸邊發生摩擦，可能導致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一個出租汽車司機對我說：「我，我不擔心。上次打仗我服了役，現在我過了徵兵的年齡了。他們沒法再找我了。不過我支持他們現在就打。我們還等什麼？把它解決了吧。」因為戰爭總是發生在那裡，而我們總是勝利，為什麼不丟炸彈呢？如果只要按一個電鈕，那不更好。美國是個奇怪的混合體——既是一個相信世界末日的國家，又是一個有點小事就過分擔憂的國家。一般的美國民眾可能懷有約翰·韋恩式的夢想，但是他同樣也有簡·奧斯丁筆下的伍德豪斯先生的氣質。
簡要地回答其中一些問題：
1. 我不認為約翰遜現在的所作所為是為「我們的制度」所迫的。比如說，他每晚都是自己決定第二天在越南的轟炸目標。但我覺得，在我們實際的制度中確實存在嚴重的問題，以至於總統可以毫無顧忌地實施一個不道德的、輕率的外交政策，而讓來自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強烈反對根本無足輕重。法律上的制度將宣戰的權利授予國會——顯然這不包括帝國主義的冒險和大屠殺式的遠征。這些最好還是不要公開宣布。
不過，我並不是說，約翰遜的外交政策是來自某個握有權力的黨系的一時奇想，雖然他們確實加強了總統的權力，使國會毫無作用，操縱著公眾的意見。約翰遜只是太有代表性了，而肯尼迪則沒有。如果存在同謀的話，就是（或曾經是）那些迄今主要被東海岸的富豪選出的較為開明的國家領導人。對於在這個國家普遍流行了幾代人的自由目標，他們達成了不穩定的默許——而這一表面的共識是因為分散的選民主要只關心地方事物，對政治毫不關心。如果今天把《權利法案》作為新的法律進行全民公決，那它的命運可能和紐約民權委員會一樣。在這個國家，大多數人和戈德華特（Goldwater）的信念相同，而且一直如此。不過他們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一點。希望他們還是不要發現的好。
4. 我認為白人統治的美國沒有切實給予美國黑人平等的權利。只有一小部分美國白人，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家境富有，幾乎沒有和黑人有過長期社會接觸的白人才這樣認為。這是一個激情澎湃的種族主義國家；在看得見的將來，它還會是這樣。
5. 我認為這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能導致更多、範圍更廣的戰爭。我們的全部希望以及對美國好戰與偏執的主要遏制，就是西歐的疲弱和非政治化，俄國和東歐國家中對於美國和另一次世界大戰真實的恐懼，以及我們支持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腐敗和不可靠。領導一場沒有盟友的聖戰是十分困難的，但是美國太瘋狂了，居然試圖要這樣做。
6. 美國政府與知識分子分裂的意義？簡單地說，就是我們的政府領導人是真正的野胡，表現出野胡的一切特徵，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堅持忠貞於國際上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同盟）沒有那麼盲目。而且，此刻他們公開自己的不滿和失望也沒有什麼損失。但是，我們也要記住，和猶太人一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政治也有一套經典理論，認為國家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