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譯文出版社邀請我翻譯《關於他人的痛苦》時，我已獲悉我的朋友、旅居紐約的香港導演和評論家陳耀成翻譯了此書，即將在台灣出版。我遂向出版社推薦耀成兄的譯本。據我所知，耀成兄是華人世界最早介紹桑塔格的人，遠在一九八八年就在台灣《文星》雜誌譯介她，而早在譯介她之前，他平時在文章（包括影評）中就經常提到桑塔格。
耀成兄最初譯了《痛苦》一書的一部分，稱為「戰爭與攝影」，是根據桑塔格最初發表的文章譯出的，並收錄於他編輯、我參與翻譯的台灣版《蘇珊·桑塔格文選》。他還做了一個桑塔格的英文採訪，這篇頗長的訪談錄是由我翻譯成中文的，也收錄於桑塔格文選。
但可能是考慮到版權手續太繁瑣，出版社還是希望我來譯。由於這本書篇幅不大，我儘管非常忙，還是答應下來，條件是多給我一點時間——結果是拖了差不多兩年。
我著手翻譯時，耀成兄的譯本《旁觀他人之痛苦》早已出版，我當然要買一本來參考。不過，新譯本要參考前譯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譯者主要是跟著原文的節奏走，不願被前譯本打擾。這是我的經驗，但大概我不是惟一的例子。我最近看卡爾維諾的英譯隨筆集，譯者是牛津大學教授，他提到他的譯本中，已有十餘篇由另一位譯者譯過。這位教授顯然也沒有怎樣去參考前譯，因為我對照前譯，發現他一篇譯文有兩處漏譯，如果他逐段逐行參考前譯，肯定不會發生這失誤。
我是在什麼情況下參考陳譯本呢？就是遇到特別困難的句子，好奇心突起，想看他如何理解；遇到複雜的長句，又好奇心突起，想看他怎樣處理。就前者而言，我發現耀成兄理解力高超，從無失手；就後者而言，我發現他處理複雜的長句非常靈活——這也讓我看到我們翻譯取向的不同。耀成兄傾向於意譯，而我傾向於直譯。這樣，加上我們文字風格各異，有時候當我對照若干段落時，我驚訝於譯文可以如此不同。不是好壞的比較——耀成兄的譯文是極好的——而是語言不同，就像我們寫文章有不同風格。儘管我有時意譯起來，比任何意譯派都還要意譯，而耀成兄有時直譯起來，也比任何直譯派更直譯，但總體而言，這兩個版本真是意譯與直譯的有趣例子。而這種有趣，若考慮到我們的背景，會更有趣。我們都是香港人，但他的文學和文字修養似乎較受台灣文學和文字的影響，而我似較偏向大陸的——就是說，較西化、歐化：我曾經長期閱讀歐美文學的中譯本（就外國文學而言，我相信耀成兄較多讀英文和英譯，我現在也是這樣）。
因此，我除了感謝耀成兄的譯本給我的教益外，還想特別向比較喜歡讀傾向於意譯、傾向於「漢化」的譯本的讀者鄭重推薦陳譯本，尤其是如果讀者不喜歡我的譯本的話。
碰巧，一位朋友得知我在譯桑塔格，覺得奇怪。他說他已讀過別人譯的部分譯文了，包括《關於對他人的酷刑》一文。他說我不應去譯已有譯本的，應去譯些沒人譯過的。這實際上是對翻譯的最大誤會之一。這位朋友實際上是把文本純粹理解為一種信息，只要有人提供信息，就夠了。而且在我看來，這位朋友僅僅把信息理解為譬如鹽這種基本元素。鹽幾乎都是一樣的，買哪個牌子或粗鹽細鹽都是一樣的。但是，翻譯不是鹽，翻譯甚至不是因產地不同而營養和味道各異的糧食和蔬果，而是廚師做出的菜。同樣的材料，不同的廚師做出不同的菜，而不同的顧客各有所好。
因此，不要說多一個譯本，就是多十個譯本也不嫌多，如果版權允許的話（例如外國古典文學的各種譯本）。不僅如此，而且還有一種乍聽起來難以置信但實際上存在的情況：你喜歡某個譯本，不一定因為它是最好的，說不定它是最差的。就像你喜歡的女人不一定是美女，說不定還是醜婦呢。這怎麼解釋呢？用中國的情人眼裡出西施來形容，你可能會因為聽得太多而沒有感覺了，哪怕這句話本身實際上像一個美女那樣漂亮。因此不妨讓我們來聽一點外國的，譬如司湯達這段話：
阿爾貝里克在劇院包廂里遇見一個比他的情婦更漂亮的女人：如果你允許我用一種數學的評估方法，不妨說她是一個其樣貌可帶來三個幸福單位的女人，而不是兩個單位（再讓我們假設絕色美女可帶來四個幸福單位）。他更喜歡他的情人的樣貌，這樣貌可給他帶來一百個幸福單位——你大概不會覺得奇怪了吧？
一個文本的信息，大概就是情人眼裡出西施和司湯達這段話所包含的基本意思，而一個文本的翻譯，則是「情人眼裡出西施」這句古詩一樣的表達方式和司湯達這段論文的表達方式。這是翻譯的表達方式，而欣賞方式恰恰也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和司湯達筆下情人眼裡一百個幸福單位。
碰巧，桑塔格是一位「西施」，一位絕色美女。且不說言傳，意會起來也十分困難，故我的譯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笨情婦。如果你接受它，我相信那不是因為它美，更不是因為它絕色，而是因為你眼下留情，多估計了幾個幸福單位。
黃燦然
二〇〇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