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照片——苦難的象徵，例如一九四三年華沙猶太人隔離區那張快照，一個小男孩舉起雙手，正被押送去火車站，運往集中營——可以像死亡象徵物一樣，用做沉思的對象，以加深我們的現實意識；當作世俗偶像也無妨。但若要這樣做的話，似乎也相應地需要一個神聖或冥想的空間，以便觀望它們。在現代社會，公共空間的主要模式，是大型商場（也可以是機場或博物館），專門用於嚴肅事情的空間十分稀少。
在美術館裡觀看展示他人的痛苦的悲慘照片，似有輕薄之嫌。即便是那些其吸引力，也即其感染力似乎永遠不減的終極照片，例如一九四五年集中營的照片，其分量也會因觀看地點不同，例如在攝影展覽館裡（巴黎的蘇利廳、紐約的國際攝影中心）、在陳列當代藝術的畫廊里、在博物館目錄冊里、在電視上、在《紐約時報》的版面里、在《滾石》雜誌版面里、在書本里，而發生變化。一張見於相冊或印於粗糙新聞紙的照片（例如西班牙內戰照片），一拿到雅妮絲比精品店陳列，感覺就不一樣了。毎張照片，都有一個觀看環境。而環境已不斷繁殖增多。義大利便裝製造商貝納通在一場聲名狼藉的廣告攻勢中，利用了一名克羅埃西亞陣亡士兵血跡斑斑的襯衫的照片。廣告照片在野心、精巧、漫不經心地狡猾、越軌、反諷和肅穆方面，往往不遜於藝術照片。當卡帕那張倒下的士兵的照片刊登在《生活》雜誌上時，對頁是一幅男用理髮品「維他利」的廣告，兩種照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無法逾越的鴻溝，一張來自「編輯部」，一張來自「廣告商」。如今，不存在這種界線了。
當前對某些有良知的攝影師的作品的懷疑，往往只是對照片流傳如此之廣，對不能確保在嚴肅場合觀看這些照片並對照片做出充分的反應感到不悅。事實上，如今除了那些需要對領袖表示愛國主義的尊敬的環境外，似乎已無法確保為任何東西提供沉思性或約束性的空間了。
只要有著最莊嚴或令人心碎的題材的照片仍是藝術——當它們被掛在牆上，它們就是藝術，不管你怎樣宣稱它們不是——它們就共享所有在公共空間陳列的牆掛式或地面支撐式藝術的命運。即是說，它們是人們——通常是有伴的——散步沿途的停靠站。去展覽館或美術館參觀，是一種社交活動，其間穿插著各種干擾，一邊觀看藝術一邊議論。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照片的分置和嚴肅性在書中效果更好，我們可以私底下看，默默地對著照片久久凝視。不過，在某個時刻書總得合上。那強烈的感覺，也將變成一瞬間的感覺。最終，照片指控的具體對象將會淡化，對某場衝突的譴責和對某次罪行的追究將變成對諸如人類殘暴、人類野蠻的譴責。攝影師的意圖相對於這個更大的脈絡，是無關緊要的。
對戰爭的持續誘惑力，可有任何解毒劑？另外，這是一個女人比男人更有可能提出的問題嗎？（極可能是的。）
我們有可能會因為看了一個影像（或一批影像）而被動員起來積極反對戰爭嗎？就像我們也許會因為讀了譬如德萊塞 的《美國悲劇》或流亡國外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 記述他應邀到巴黎一座監獄觀察一個著名罪犯上斷頭台前最後幾小時的情況的散文《處死特羅普曼》而變成死刑的反對者那樣？一部敘述作品也許比一個影像史有效果。部分原因是敘述作品需要我們花更長時間去看、去感受。沒有一張照片或一組照片可以鋪展，進一步鋪展，不斷地鋪展，例如像烏克蘭導演拉里莎·舍皮茨科 的《升高》（一九七七）和日本導演原一男 令人驚異的紀錄片《前進！神軍》（一九八七〉那樣，前者是我所知道的描繪戰爭的悲痛最感人的電影，後者描述一名「精神錯亂」的太平洋戰爭老兵，一生的工作就是開著一部宣傳車到全國各地譴責日本的戰爭罪行和充當不速之客尋訪當年的上級軍官，要求他們為各種罪行，諸如下令或縱容手下殺害菲律賓的美國戰俘道歉。
在眾多的單張反戰影像中，傑夫·沃爾 一九九二年製作的巨型照片《死去的軍人在談話（想像一九八六年冬天一支紅軍巡邏隊在阿富汗莫科爾附近進伏擊後的情景）》，我認為其思想深度和力量堪稱楷模。這張照片與文件迥然不同，它以「西霸」透明相紙沖印，七英尺半高，十三餘英尺寬，裱貼在燈箱上，可看到風景中—個個人物，那風景是一片被炸毀的山坡——山坡構造在沃爾的工作室里。沃爾是加拿大人，從未涉足阿富汗。這次伏擊，是他為一場被廣泛報道的野蠻戰爭虛構的事件。沃爾的任務，是想像戰爭的恐怖（他自稱受戈雅啟發），就像十九世紀歷史畫和崛起於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剛好在照相機問世前——其他以歷史作為奇觀的藝術形式——例如活人造型、蠟像陳列、透景畫和全景畫所表現的那樣，使過去，尤其是不久前的過去，看上去駭人地、擾人地真實。
沃爾這件幻象式攝影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現實」的，但形象當然不是。死去的軍人是不會談話的。但在這裡他們會。
十三名俄國士兵穿著臃腫的冬季制服和高統靴，分散在一個山坡上，山坡血漬斑斑，有凹坑、亂石和戰爭廢品：彈殼、壓皺的金屬、一隻連著半條腿的靴……這個場面，可視為岡斯的電影《我控訴》結尾的修訂版，電影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陣亡軍人從墓中出來，但是成為蘇聯後期自己製造的這場愚蠢殖民戰爭的犧牲品的這些俄軍，則沒有被埋葬。有些還戴著頭盔。一個跪著的士兵正忘我地說話，頭上冒出紅色腦漿的泡沫。氣氛是熱烈、歡暢、充滿兄弟情誼的。有的歪歪斜斜，以臂肘託身；有的坐著閑聊，裂開的頭顱和損毀的手清晰可辨。一個士兵俯看另一個側躺著、似乎在睡覺的士兵，好像在鼓勵他坐起來。三個士兵在附近瞎鬧：一個肚子上有個大傷口，正跨在另一個身上，後者趴在地上，正對著跪在地上、好玩地在他面前晃著一塊人肉的第三個士兵大笑。一個戴頭盔的無腿士兵，轉頭望向不遠處一個戰友，臉上露出警惕的微笑。他下面兩個士兵似乎沒復活過來，仰卧著，血淋淋的頭垂在亂石斜坡上。
這個充滿譴責的懾人場面，使人覺得士兵們隨時會轉過臉來跟我們說話。但沒有，誰也不向照片外望一眼。沒有抗議的意思。他們並沒打算向我們吼叫，要求停止戰爭這可惡的東西。他們復活不是為了蹣蹣跚跚走來譴責那些讓他們去殺人和送死的戰爭製造者。他們也不是要來嚇唬別人的，因為在他們中間（最左邊）坐著一個穿白袍的阿富汗拾荒者，正聚精會神地翻看某個士兵的行囊，但士兵們對他亳不在意；而在他們上面（在畫面右上角），在山坡一條蜿蜓的小路上，是兩名本身可能也是士兵的阿富汗人，從他們收集在腳邊的蘇制步槍看，他們剛繳走了這些死去的士兵的武器。死者對生者完全不感興趣：不管是對打死他們的人，還是對目擊者——還是對我們。他們為什麼要尋求我們的注目呢？他們會向我們說什麼呢？我們——這「我們」是任何未經歷過他們經歷過的事情的人——不明白。我們搞不懂。我們真無法想像那是什麼樣子。我們無法想像戰爭可怕、可怖到何種程度，以及戰爭變成常態已到了何種程度。無法明白，無法想像。這就是每個經歷過炮火、見過其他人在身邊倒下而自己有幸逃過鬼門關的士兵、新聞記者、援助人員和獨立觀察家的真切感受。而他們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