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攝影的影響，有兩個廣為人知的理念可以討論一下。這兩個理念觀已差不多變成老生常談，但由於我發現我自己一些有關攝影的文章——最早的文章寫於三十年前——也闡述過它們，故我忍不住要對它們提出異議。
第一個理念是，公眾注意力受媒體注意力左右——媒體在這裡是指最具決定性的影像。有了照片，戰爭就變得「真實」。因此，抗議越戰的浪潮是由影像動員起來的。覺得必須對波斯尼亞戰爭做點什麼，也是由新聞記者的注意力——有時被稱為「效應」 ——推動的。在三年多的時間裡，新聞記者的注意力把薩拉熱窩被圍困的影像，夜復一夜地傳送到千千萬萬的客廳里。這些例子，說明了攝影對我們注意哪些災難和危機、我們關心什麼和最終如何評估這些衝突，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第二個理念是——看上去好像與上述論點相反——在一個影像飽和，不，應該說超飽和的世界，應該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卻不斷遞減：我們變得麻木不仁。結果，這類影像使我們變得有點兒不能感覺，難以激起我們的良心。
在《論攝影》（一九七七）一書六篇文章的第一篇，我談到雖然通過照片了解的一個事件，肯定比沒有照片了解得更真實，似是經過不斷曝光之後，真實度開始減弱。我寫道，照片創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縮。是這樣嗎？我當時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確是這麼認為的。現在我可不那麼肯定了。有什麼證據表明照片的影響不斷遞減，表明我們的觀奇文化消解了暴行照片的道德力量嗎？
問題的關鍵是新聞的主要媒介——電視。影像力量的損耗，視乎它以何種方式被使用，它在哪裡被觀看和它被觀看的頻率。電視上的影像，按其本質來說，是遲早要被人厭倦的影像。這種麻木感，是有其根源的，這就是電視想方設法要以過量的影像來吸引和滿足人們，因而擾亂注意力。過緩的影像使注意力變得分散、流動、對內容相對漠視。影像流動使影像失去穩定性。電視最大的特點在於你可以轉檯，在於轉檯、不耐煩和沉悶變成一種正常狀態。消費者垂頭喪氣。他們需要被刺激起來，被啟動起來，一次乂一次。內容不外乎這類刺激物。如果要更有反省力地觀看內容，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意識集中——而媒體播送的影像寄予的各種期待，正好削弱了意識的集中；媒體把內容過濾掉，是使感覺麻木的主犯。
對現代性的批判（它幾乎像現代性本身一樣古老）有一個基本理念，認為現代生活充斥著人最恐怖，它們腐蝕我們，也使我們逐漸習慣它們。一八〇〇年，華茲華斯 在《抒情歌謠集》序言中譴責「每天發生的重大國家事件和城市人口的日益遞增」導致感受力被腐蝕，他說在城市中人們「職業的千篇一律製造了對不尋常事故的渴望，而知識的迅速流通則每時每刻地滿足這種渴望」。這種過量刺激起到一種作用，就是「鈍化了心靈的辨識力」並「把它減弱至幾乎是野蠻的麻痹狀態」。
這位英國詩人特別指出「每日」的亊件和「每時每刻」傳播的尋常事故」的新聞導致心靈的鈍化。（在一八〇〇年！）至於到底是哪種事件和事故，則慎重地留給讀者去想像。約六十年後，另一位偉大的詩人和文化診斷師——法國人，也因此有誇張的特權，就像英國人往往輕描淡寫——提供了同一指控的更激烈版本。這是波德萊爾 寫於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初的日記：
瀏覽任何報紙，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類反常的可怕蹤跡……每一份報紙，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麼也沒有。戰爭、犯罪、盜竊、縱慾、酷刑，王子、國家和個人的邪惡行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歡。文明人每天正是以這種可憎的開胃菜來幫助消化他的早餐。
波德萊爾寫這段文字時，報紙尚未開始刊登照片。但這並不表示他對拿一份早報坐下來邊吃早餐邊攝入一大堆世界恐怖消息的中產階級所作的譴責性描寫，與剖析我們每天怎樣通過電視和早報攝入一大堆令我們感覺麻木的恐怖新聞的當代批評有什麼分別。推陳出新的科技提供沒完沒了的飼料：我們願意花多少時間去看，就有多少災難和暴行的影像。
自《論攝影》一書出版以來，很多批評家都已指出，戰爭的劇痛——拜電視所賜——已變成每晚的陳腐內容。我們被那類曾經帶來震撼和引起義憤的影像所淹沒，漸漸失去了反應的能力。同情已擴展至極限，正日趨僵化。又是熟悉的診斷。但到底我們希望見到怎樣的局面呢？把殺戮的影像削減至譬如說每周一次嗎？或更籠統些，大家努力去達到我在《論攝影》中所稱的「影像生態學」？不會有什麼影像生態學。不會有什麼「守護委員會」出面來實施恐怖配額，使震撼的能力保持新鮮。更何況，恐怖本身也不會減緩。
《論攝影》提出的觀點——也即我們以感受的新鮮性和道德的關切性來對我們的經驗做出反應的能力，正被粗俗和驚駭的影像的無情擴散所銷蝕——也許可稱為對這類影像的擴散做出的保守批評。
我把這論點稱為保守，因為那腐爛了的東西不是別的，而是對現實的感知。但仍有一種現實獨立存在著，不受旨在削弱其權威的企圖所左右。這論點實際上是在捍衛現實和捍衛要求對現實做出更充分反應的搖搖欲墜的標準。
這批評還有一種更激進——更犬儒——的傾向，認為根本沒有什麼可捍衛的：現代性的大口已嚼掉現實，並把全部雜物變成影像吐了出來。據一種影響深遠的分析，我們生活在一個「奇觀社會」。每種情況都必須變成奇觀，否則對我們來說就不是真的一即是說，引不起我們的興趣。人們也紛紛要變成影像：名人。現實已退位。只剩下對現實的描繪：媒體。
這真是巧妙辭令。並且對很多人來說，是極具說服力的，因為現代性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人們喜歡覺得他們能預期自己的經驗。（這觀點尤其與已故的居伊·德博爾 的著作有關，他認為自己是在描述一種幻覺、一個騙局；也與讓·博德里亞 的著作有關，他宣稱他相信如今只存在影像，也即模擬的現實——這似乎是法國人的特產。）現在人們常說，戰爭就像任何其他看上去像真實的東西一樣，是「媒體」。這是在薩拉熱窩被圍困期間，幾位去薩拉熱窩當天就回來的法國名人的觀感，其中包括安徳烈·格盧克斯曼 。他們認為，戰爭的勝負將不取決於薩拉熱窩甚或波斯尼亞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是取決於媒體發生了什麼事情。人們經常斷言，「西方」已愈來愈把戰爭本身看成一種奇觀。有關現實已死——就像理性已死、知識分子已死、嚴肅文學已死——的報吿，似乎已被很多人（他們都試圖了解當代政治和文化中那些令人感到不對頭、空虛或白痴似地洋洋得意的現象）未經太多反省就接受下來。
認為現實正變成奇觀，是一種令人詫異的地方主義。這是把一小群生活在世界富裕地區的有教養人士看事物的習慣普遍化。在富裕地區，新聞已變成娛樂——這種成熟型的觀點，是「現代人」添置的主要資產，也是摧毀真正提供不同意見和辯論的傳統黨派政治形式的先決條件。它假設每個人都是旁觀者。它執拗地、不嚴肅地認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難。但是，把整個世界與安樂國家裡那些小地區等同起來，是荒唐的——安樂國家的人民擁有一種奇怪的特權，既可做、也可拒絕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觀者。同樣荒唐的是，竟然根據那些對戰爭、對大規模不公正和恐怖完全缺乏直接經驗的新聞消費者的心態，來概括一般人對他人的苦難做出反應的能力。尚有數以億計的電視觀眾，他們絕非以一種習以為常的態度來觀看電視上的一切。他們沒有那種對現實居高臨下的奢侈。
生活在大都會的人討論暴行影像時，有一種已成濫調的看法，他們假定影像沒有效果，假定影像的擴散含有某種固有的憤世嫉俗。無論現在人們怎樣相信戰爭影像的重要性，也不能消除對這些影像背後的利益和影像製作者的意圖的重重疑慮。這種反應，來自光譜的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從未接近過戰爭的犬儒主義者，另一方面是其慘況正被人拍攝的飽受戰亂之苦者。
現代性的公民，這些把暴力當成奇觀的消費者，精於既接近又不必冒險的狀態，又懂得以犬儒主義來看待可能的真誠。有些人會不惜一切來使自己免受感動。坐在躺椅里，遠離危險，然後宣稱擁有高人一等的位置，這是何等洒脫。事實上，把那些在戰區里目擊一切的人士的努力，譏為「戰爭旅遊」已成為一種常見的判斷，甚至蔓延至對戰爭攝影這一專業的討論。
人們一直覺得，對這類影像的嗜好，是一種粗俗或低劣的嗜好，無異於一種商業性的食屍癖。薩拉熱窩被圍困幾年間，常常可聽到薩拉熱窩人在被轟炸的時候或爆發狙擊戰的時候，對著因脖子上掛滿設備而容易被認出來的攝影記者吼叫：「你是不是在等待炮彈炸到，好趁機拍到屍體？」
他們偶爾確實拍到了，但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輕易，因為攝影師在街頭冒著炮彈或狙擊火力，中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