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八年六月，弗吉尼亞·伍爾夫 出版了《三幾尼》,對戰爭的根源做了勇敢的、不受歡迎的反思。這本書寫於出版前那兩年間，當時她與大多數好友和作家都對西班牙日益囂張的法西斯主義氣焰感到憂心忡忡，而這本書實際上是對倫敦一位著名律師一封信的遲到的答覆。那位律師問道：「你對我們如何防止戰爭有什麼看法？」伍爾夫在開頭即辛辣地指出，他們之間也許不可能有真正的對話。因為，儘管他們屬於同一階級，也即「有教養的階級」，但是有一條鴻溝隔開了他們：那律師是男人，而她是女人。男人製造戰爭。男人（大多數男人）喜歡戰爭，因為對男人來說「戰爭中有某種光榮、某種必要、某種滿足」，而女人（大多數女人）並不如此感覺或享受。像她這樣一位有教養的——意思是享有特權的、生活富足的——女人是怎麼理解戰爭的呢？她對戰爭誘惑的忌憚有可能跟他一樣嗎？
伍爾夫提議說，讓我們來測試這一「溝通困難」，辦法是一起來細看戰爭的影像。這些影像是被圍困的西班牙政府每周兩次發出的照片；她註明寫作日期是「一九三六至三七年」。伍爾夫說，讓我們比較一下「當我們細看同樣的照片時，我們的感覺是否一樣」。她繼續說：
今天早上這一輯，包括可稱為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的屍體的照片；另一方面，由於肢體如此嚴重損毀，它也有可能是一隻豬的屍體。但那幾具顯然是兒童的屍體，而那無疑是一座房子的殘存部分。炸彈把房子一邊炸開一個缺口；那應該是客廳，還掛著一個鳥籠。
要傳達這些照片造成的內心騷動，最快捷、最乾脆的辦法，是指出我們難以完全看清對象，因為照片呈示的東西已血肉模糊。伍爾夫由此快速地奔向她的結論。我們的確有些相同的反應，「不管我們背後的教育和傳統如何迥異，」她對那位律師說。她的證據我們」——這裡的「我們」是女人們——極有可能用和你相同的話做出反應。
先生，你稱它們是「恐怖和噁心我們也稱它們是恐怖和噁心……你說，戰爭討人厭、野蠻，戰爭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制止。我們附和你的話。戰爭討人厭、野蠻，戰爭必須制止。
今天誰會相信戰爭可以廢止？誰也不相信，哪怕是和平主義者。我們只希望（迄今都是徒然）停止種族滅絕，依法懲處那些嚴重違反戰爭法的人（因為戰爭是有法可依的，作戰者必須遵守），以及通過談判達成其他辦法來替代武裝衝突，從而制止某些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終於明白歐洲給本身帶來的毀滅，但要讓人相信這次大戰的餘震所催生的和平決心是多麼強烈，可能並不容易。在一九二八年「凱洛格—白里安公約」 這一紙上狂想剛簽署之際，譴責這樣的戰爭似乎並非完全無益或無意義。在公約中，十五個主要國家，包括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莊嚴地放棄戰爭作為國策手段，就連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也捲入這場辯論，一九三二年以公開信交流意見，題目叫做「為什麼打仗？」。伍爾夫的《三幾尼》是在轟轟烈烈地對戰爭進行了近二十年譴責的尾聲時出版的，它以其獨創性（這使它成為她所有著作中最不受好評的），把焦點集中於被認為是太明顯或不適合提及、更不要說深思的事情：戰爭是男人的遊戲——這部殺人機器是有性別的，這性別就是男性。然而，伍爾夫版本的「為什麼打仗？」儘管夠大膽，但她在表達對戰爭的反感時，其辭令、其總結卻未能擺脫陳詞濫調充滿重複的語句。戰爭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種辭令。它們反覆強調。它們簡化。它們煽動。它們製造共識的幻覺。
伍爾夫提出這種假設的共享經驗（「我們與你看到同一些屍體，同一些被毀壞的房子」），表明她相信這類照片帶來的震撼不能不使有良好願望的人團結起來。果真如此嗎？毫無疑問，伍爾夫和這封長信的匿名收信者，並非兩種人。儘管他們被各自性別的情感和行為造成的由來已久的取向所阻隔，但是就像伍爾夫提醒那位律師的，他絕非那種標準的好鬥男性。他的反戰意見與她一樣，是無可罝疑的。畢竟，他的問題不是你對防止戰爭有什麼想法，而是你對我們如何防止戰爭有什麼看法。
伍爾夫在這本書開頭所要挑戰的，正是這個「我們」：她拒絕讓她的對話者把「我們」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在花了幾頁篇幅從女性主義觀點談論之後，她便放下了「我們」。
當問題涉及到觀看他人的痛苦時，任何「我們」也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
誰是此類震撼性的照片所對準的「我們」呢？這「我們」顯然不僅包括一個為其生存而戰的小國或一個亡國的民族的同情者，而且範圍應廣得多，包括那些只是名義上對某場正在另一個國家發生的骯髒戰爭表示關注的人士。照片是一種手段，它們把那些也許會被享有特權者或僅僅是安枕無憂者寧願忽視的事情，變得「真實」（或「更真實」）。
「接著是擺在我們面前這張桌上的照片，」伍爾夫在談到她向讀者和那位幽靈似的律師提出的思想實驗時說。一如她指明的，那位律師是夠資深的，其姓名後有「皇家律師顧問」頭銜——當然，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個真實人物。接著，想像從一封在上午送信時間抵達的信封里抽出一疊鬆散的照片。它們展示殘缺不全的成人和兒童的屍體。它們展示戰爭如何造成疏散、毀壞、分離，如何夷平已建立的世界。「炸彈把一邊炸開一個缺口，」伍爾夫在談到其中一幅照片里的房子時說。城市景色當然不是肉做的。不過，被剷平的建築物幾乎像大街上的屍體一樣有說服力。（喀布爾、薩拉熱窩、東莫斯塔爾、格羅茲尼、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下曼哈頓的十六英畝土地、傑寧的難民營……）瞧，這些照片說，這就是事實。這就是戰爭千的。還有那，那也是戰爭乾的。戰爭撕裂、撕爛。戰爭撕開、掏出內臟。戰爭燒焦。戰爭使入身首異處。戰爭帶來毀滅。
不因這些照片而痛苦，不被它們嚇壞，不努力去消除造成這大災難、大屠殺的原因——這些反應，在伍爾夫看來，是道德怪物的反應。而她說，我們，這些有教養階級的成員，並非怪物。我們的失敗是想像力的失敗，同情心的失敗：我們未能把這一現實牢記心中。
但是，這些記錄非作戰人員被殺而不是軍隊衝突的照片，真的能夠激起人們對戰爭的譴責嗎？不用說，它們還可以促進共和派更大的戰鬥性。難道這不就是它們的用意嗎？伍爾夫與那位律師之間的一致性，似乎完全是預設的，這些可怖的照片無非是在證實一種已獲大家認同的意見。如果那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抗擊窮兵黷武及服膺教權勢力的法西斯主義，為捍衛西班牙共和國做出最大貢獻？」，則這些照片可能會加強他們相信那場鬥爭的正當性。
伍爾夫援引的這些照片，實際上並沒有展示戰爭——這樣一場戰爭——干下的事情。它們展示的是發動一場戰爭的特殊方式，這種把平民當成目標的方式在當時通常被稱為「野蠻」。佛朗哥將軍所運用的策略，即轟炸、大屠殺、酷刑和殺害及摧殘囚犯，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作為指揮官在摩洛哥運用的策略如出一轍。那時，對統治勢力來說更可接受的是，他的受害者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臣民，膚色更黑，還是異教徒；現在，他的受害者是同胞。像伍爾夫那樣只在照片中閱讀一般厭戰觀點所證實的事情，等於是迴避與西班牙這樣一個有歷史的國家的接觸。這等於摒棄政治。
在伍爾夫眼中，就像在很多反戰辯論家眼中，戰爭是通稱，而她所描述的影像，則是無名的、通稱的受害者。馬德里政府發出的照片，似乎不大可能不加說明（或者，也許伍爾夫根本就假設照片應自己說話）。但是反戰的理據，並非依賴有關何人、何時、何地的資料；殘酷屠殺本身的專橫就是鐵證。對那些認定某一方是對的，而另一方則是壓迫的和不公正的，因而戰鬥必須繼續下去的人士來說，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殺和被何人所殺。對一個以色列猶太人來說，一張有關耶路撒冷市中心「斯巴羅」義大利餐廳襲擊事件中一名兒童被炸碎的照片，首先是一名猶太兒童死於巴勒斯坦自殺式炸彈襲擊的照片。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一名在加沙被坦克炮彈炸碎的兒童的照片，首先是一名巴勒斯坦兒童死於以色列炮火的照片。對好戰分子來說，身份即是一切。所有照片都有待說明文字來解釋或篡改。最近的巴爾幹戰爭爆發時，在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戰鬥期間，一個村子遭炮擊，死於炮火的兒童的同一批照片，被塞族和克族各自拿到宣傳簡報會上傳閱。只要把說明文字改一改，兒童的死亡就可以一再被利用。
死去的平民和被粉碎的房屋的圖像，可用於加強對敵人的仇恨，就像設在卡達的阿拉伯語衛星電視台「半島」所做的那樣。該電視台在二〇〇二年四月份每小時重播傑寧難民營被摧毀的畫面。這些鏡頭對世界各地許多收看半島電視台的觀眾有極大煽動性，至於他們已經不打算相信的任何關於以色列軍隊的事情，該電視台則隻字不提。相反，若是影像所提供的證據有悖於那些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