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星的標誌下》譯完了，即將付梓出版。此刻的我，心情是複雜的。作為譯者，我的確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然而，想到開始翻譯此書的時候，我人還在費城，譯完的時候，我早已回到南京；想到二〇〇三年我譯完《恩主》，將整理好的問題一次次發給桑塔格，然後，她如約親自回答我的一個個問題；想到她忙裡抽空，為我撰寫中譯本序，而現在，倏忽間，她已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再也無法為我解惑答疑，更別提寫序的事兒了，思之，心中不禁一片悵然。
譯完桑塔格的《恩主》，我有機會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做高訪。賓大離桑塔格在紐約的寓所僅兩小時的路程，而且交通十分便利。在我訪問她的時候，她希望我多翻譯她的作品。不久，她就通過版權代理人請上海譯文出版社約我參與《蘇珊·桑塔格文集》第二輯的翻譯。我清楚地記得那是我抵達美國後第一個月的事情。翻譯《恩主》讓我有了切身的體會，知道翻譯桑塔格可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工作，一年半載怕是「啃」不動她；況且，我在美國要做的課題是賽珍珠研究，日程排得滿滿當當的。我計畫訪問賽珍珠國際（Pearl S.Buternational）、賽珍珠母校和她的出生地，還要與美國的賽珍珠專家交流切磋，但是，想到桑塔格對我的信任，想到批評文集在其著作生涯中的地位，更想到她就在我的身邊，遇到困難，可以隨時向她本人當面請教，我便愉快地接受邀請。於是，我在收集資料、從事賽珍珠研究的同時，著手閱讀桑塔格的幾種批評文集，尤其是《在土星的標誌下》，並於二〇〇四年四月中旬正式動筆翻譯這部我非常喜歡的集子。
拙譯依據的是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新版的美國版《在土星的標誌下》（， New York：Picador， USA）。文集最早的美國版由她兒子大衛·里夫編輯，出版於一九八〇年，收錄了桑塔格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〇年間發表的最重要的批評文字，凡七篇。這些文章曾先後發表於著名的《紐約書評》和《紐約客》雜誌，結成集子時，桑塔格在文末均註明了最初發表的時間，敬請讀者留意。
我曾說過，桑塔格是一位橫跨歐美亞大陸、馳騁文史哲天地的作家，面對這樣一位作家，要她易懂易譯，是不可想像的。《在土星的標誌下》也不例外。坦率地說，在翻譯過程中，我碰到了不少疑難問題，就連書名的翻譯也頗費思量。在中文世界裡，這本文集有多種譯名，如《在土星下》、《在土星象下》、《在土星星象下》、《在土星的光環下》、《在土星的符號下》、《在土星的標誌下》，以及《命隨土星》。第一種譯名略去了原標題中的「sign」一詞，似有迴避之嫌；而漢語中的「星象」，指星體的明暗、位置等現象，古代迷信的人往往借觀察星象，推測人事的吉凶；而「土星的光環」在英文中的相應表達應當是「the rings of Saturn」，而非「the sign of Saturn」。《命隨土星》比較「歸化」，但似乎比較強調作家本人的命運，多屬於作家的層面，而不甚涉及作品。其實，桑塔格在這本集子中，主要是集中討論一些思想家和藝術家特有的土星氣質——沉鬱愁悶——對其作品的決定性作用，沉鬱愁悶即是具有土星氣質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的標誌，因此，拙譯定名為《在土星的標誌下》。
儘管在翻譯過程中遇到困難，但我非常幸運，因為桑塔格是我整個翻譯工作的精神支柱。當然，十分遺憾的是，我在美國期間僅僅完成文集的大部分文字的迻譯，等到我譯出全部初稿，已是二〇〇四年年底。而桑塔格五月份就又一次病倒，住在西雅圖的醫院裡化療，年底前轉回紐約，十二月二十八日因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併發症在斯隆凱特林癌症中心去世。我原來希望待全書譯完，整理出問題向她請教，並再次邀請她為我撰寫中文版序，現在，這成了我永遠的遺憾！斯人已去，所幸文字長留人間。我手頭收集的材料，包括訪談錄、研究專著等等，都成了我置於案頭、隨時翻閱查考的資料，對我的翻譯和研究起到了極大的幫助作用。
感謝賓夕法尼亞大學圖書館。它豐富的藏書和一流的服務為我的翻譯提供了優越的條件。我在那裡研讀了桑塔格在書中提及的書籍和畫冊，如《最後的努巴人》、《黨衛軍制服》，以及桑塔格本人編輯的多卷本《安托南·阿爾托文集》等等。
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李丹先生熱情邀請我翻譯這部文集，並寄贈《蘇珊·桑塔格文集》第一輯三種書目，讓我參考；感謝文集諸位譯者，他們有的是我的友人，有的迄今未曾謀面，但是，他們的譯文風格，以及對術語的處理，對我都頗有啟發；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馮濤先生為拙譯的出版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感謝美國詩人、學者詹妮特·羅伯茨（Ja Roberts）女士耐心細緻地回答了我在翻譯過程中碰到的所有問題；感謝桑塔格的最後一任秘書安妮·江普小姐（Anne Jump）為我寄來有關資料，並不斷向我轉告桑塔格當時的情況。
拙譯經過數次校對、多方查核，才最後定稿。儘管如此，由於譯者才疏學淺，難免出錯，誠望廣大讀者和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譯者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於南京月光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