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變得謙虛謹慎；我心裡有太多的東西在燃燒；舊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再管用；新的方法尚未找到。因此，我開始同時四面出擊，彷彿自己還能活上一百年似的。
——卡內蒂，一九四三年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艾利亞斯·卡內蒂 在維也納舉行的赫爾曼·布羅赫 五十歲生日慶典上發表演講，大膽地概括了自己的一些典型主題，該演講是一個作家對另一位作家所作出的最慷慨的讚辭之一例。這一讚辭創造了接替前輩作家應具備的條件。卡內蒂在布羅赫身上發現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必備的品質——布羅赫有獨創性；他概括出其所處時代的特徵；他反對他的時代——這個時候，他是在描述他自己保證達到的標準；他為布羅赫慶祝五十歲生日的時候（他本人當時三十一歲），認為人應當活到一百歲，五十歲不過是一半而已；這時，他坦言仇恨死亡、渴望長壽，這是其作品的標誌。卡內蒂在頌揚布羅赫對知識的永不滿足的追求、激發其對精神的某種自由狀態的展望時，也道出了他自己同樣大的胃口。卡內蒂通過其高尚的敬意，在作為他所處時代的高尚的敵對分子的這幅作家肖像上又增加了一種因素：高尚的讚賞者。
卡內蒂對布羅赫的讚賞透露出他企望達到的道德立場和無畏的純潔性以及他嚮往強大的、甚至具有壓倒優勢的榜樣方面的許多信息。一九六五年，卡內蒂寫作時，突然喚起他對卡爾·克勞斯感到的一陣陣傾慕之情，這種情感二十年代他還在維也納做學生時就有了，其目的在於維護一個至少在某一階段受到另一位作家的權威束縛的嚴肅作家的價值；評論克勞斯的文章確實關乎讚賞倫理學。他歡迎旗鼓相當的敵手（在他偏愛的作家裡，他認為霍布斯和梅斯特就是這樣的「敵手」）向他提出挑戰；他歡迎讓一個達不到的、挫人銳氣的標準來使自己更強大。卡夫卡是他向來欽佩的作家，關於他，他說道：「讀其作品但不為之感到自豪，人則會變好。」
卡內蒂極為關注讚賞他人的職責與快樂的關係，他對作家這一行當的感覺極其挑剔，以至於謙卑——和驕傲——使他在一種獨特的非個人方式上變得極為自我關注。他一門心思，希望自己成為他可以讚賞的那種人。這是《人之疆域》（）——卡內蒂在一九四二至一九七二年間的筆記選段——中他最關心的東西；在這三十年間，他基本上在為其傑作《群眾與權力》（，一九六〇）做著準備、然後動筆撰寫。在這些札記中，卡內蒂總是在以故去的偉人為榜樣來激勵自己，明確他所做的事情在知識上的必要性，檢查他的精神方面的熱烈程度，並隨著日曆的一張張撕下而恐懼得發抖。
伴隨著成為一位自信的、慷慨的讚賞者的特徵還有：生怕態度不夠傲慢、自己不那麼雄心勃勃，對僅僅是個人的東西不耐煩（正如卡內蒂所說，個性堅強的標誌之一是熱愛客觀），以及厭恨自憐。在自傳《得救的舌頭》（，一九七七）第一卷，卡內蒂願意談論的生活充滿了他讚賞的、並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的那些人。卡內蒂熱情地講述了事情怎樣對他有利，而不是跟他過不去；他講述的是一個解放的故事：一種心靈——一門語言——一個舌頭「得救後」去漫遊世界。
那個世界有一種複雜的精神地理。卡內蒂一九〇五年生於當時居住在保加利亞、分布面很廣的一個西班牙系猶太家庭（父親和祖父母來自土耳其），童年顛沛流離。父母曾在維也納求學，因此，維也納成為所有其他地方的精神首都，這些地方包括英國（卡內蒂六歲那年，他們舉家移居英國）、洛桑和蘇黎世（他在這裡上過一陣子學），以及二十年代後期他曾逗留的柏林。他父親一九一二年在曼徹斯特去世後，母親就把他和兩個弟弟帶到維也納；一九三八年，卡內蒂從維也納搬走，在巴黎呆了一年，然後搬到倫敦，從此，就一直住在那裡。他寫道：只有在背井離鄉中，人們才能意識到在多麼大的程度上「世界始終是背井離鄉者的世界」。這是一種獨到的見解，因為這使其痛苦著上了某種普遍性的色彩。
幾乎是憑藉與生俱來的權利，他擁有流放作家那種很容易就概括出的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一個地方就是一門語言。掌握很多語言是將許多地方視為自己的疆土的一種途徑。家裡現成的榜樣（他祖父號稱通曉十七門語言）、當地混雜的人群（卡內蒂說，在他出生的多瑙河港口城市，每天能聽到七八種語言），以及他童年生活的顛沛，這一切均促成他與語言建立起一種迷戀的關係。生活就是去掌握語言——他的語言是拉地諾語、保加利亞語、德語（他父母互相之間講的語言）、英語、法語——然後，「四海為家」。
德語成為其心靈語言，這確證了卡內蒂居無定所的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空軍轟炸倫敦的時候，卡內蒂在筆記本上還在寫著感謝歌德給予他靈感的話，足見他對德國文化的忠誠；這使他在英國永遠都是一個異邦人——到目前為止，他生命一半多的時間都在英國度過，同時，也使得他有了將英國理解成更高的世界主義的權利和義務，儘管他是猶太人。一九四四年，他寫道，他會繼續用德語寫作，「因為我是猶太人。」這不同於多數受到希特勒迫害的猶太知識分子難民作出的決定。作出這一決定後，卡內蒂決意不讓仇恨玷污自己，他是心懷感激之情的德國文化之子，他希望幫助德國文化一如既往地成為為人們所讚賞的文化。他這樣希望，也這樣行動。
一般認為，在艾麗斯·默多克 早期幾部小說中，卡內蒂是那位哲學家的原型人物，如（獻給卡內蒂的）《逃離巫師》里的米沙·福克斯，該人物膽大妄為，不費吹灰之力就高高在上，這一直是他的密友解不開的謎。 這幅人物肖像從外部來刻畫，表明在其英國讚賞者眼裡，卡內蒂一定顯得異乎尋常。藝術家同時也是博學者（或者反過來），其職業是智慧，從本世紀更不寬容的暴政（它們猛拉硬拽出他們無與倫比的學問，他們拿得出手的偉大工程），到說英語的、離歐洲災難不遠的大小貧瘠島嶼的那麼多書生氣十足的被放逐者，這樣的藝術家未形成英語家園裡的一種傳統。
無論有沒有帶著流放的慘痛的變調，從內部勾畫的肖像已經使標準的流浪知識分子為人們所熟悉。他（因為這一類型當然是男性）是個猶太人，或像猶太人；多元文化的、躁動不安的、嫌忌女人的；是一位收藏家；致力於自我超越；蔑視本能；為書本所壓垮，又因為知識所帶來的愉悅而興高采烈。他真正的任務不是去發揮其解釋的才能，而是因是時代的見證人而定下最遠大、最具啟迪作用的絕望標準。作為一個退隱的怪人，他是二十世紀想像的生活與創作的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一個真正的英雄，有著殉難者的外表。儘管該人物的肖像已經在歐洲多國文學中出現，德語文學中的一些肖像卻具有顯著的權威，如《荒原狼》，瓦爾特·本雅明撰寫的某些文章；或者一種明顯的無望——卡內蒂的惟一長篇《迷惑》 （），以及最近托馬斯·伯恩哈特的長篇小說《更正》和《淑世者》等等。
《迷惑》描寫了一個沉浸在書本中的天真漢隱士所經歷的被侮辱的故事。著名漢學家基恩教授是個平靜的單身漢，他舒舒服服地住在頂層公寓，伴其左右的是他收藏的二萬五千冊圖書，這些書涉及多門學科，滿足了一個酷愛知識的靈魂。他不清楚生活是如何恐怖，直到有一天與這些書分開，他才知道。平庸和謊言以一個女人的形象出現：在這一知識分子神話中反靈魂的一個永恆的原則，即這位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居學者娶了他的管家，但這個管家是可怕的，其可怕程度如同喬治·格羅斯或奧托·迪克斯繪畫作品中的人物一樣——於是墮入塵世。
卡內蒂講，他二十四歲那年構思《迷惑》的時候，計畫中擬寫八部書，每部小說的主人公均為一位偏執狂者，整個書系名叫《瘋子的人間喜劇》（）。但最後，只完成了關於「書人」的這部長篇（開頭幾稿中，基恩教授名叫「書人」），沒有創作關於宗教狂、收藏家、技術幻想家那幾部。以關於一個瘋子——即作為誇張——的一本書的名義，《迷惑》傳布關於不通人情世故的、容易上當受騙的知識分子那些為人所熟知的陳詞濫調，書中對女性所持有的特別與眾不同的仇恨使小說變得靈動起來。不把基恩教授的精神錯亂視為其作者最喜歡的種種誇張的變體，這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個別情況的局限，彷彿這就是一切似的，極其可鄙，」卡內蒂注意到——《人之疆域》充斥著像基恩教授這樣的公開表示。保存在這些筆記本里的對女性的居高臨下的一通評論，其作者倒可能從製造基恩教授譫妄性的厭女症的細節中獲得了享受。人們不禁要作出假設，認為卡內蒂的一些創作習慣體現在該小說對一位漂浮在狂躁和井然有序的「計畫之海」，從事著自己迷戀的行當的異乎尋常的學者的描寫之中。人們知道卡內蒂並不擁有像基恩教授那麼大一個博學、且非專業規模的圖書館，確實會感到驚訝。這種圖書樓與本雅明以令人難忘的方式描述的藏書風馬牛不相及，本雅明所指乃是對作為物質的書籍（珍本、初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