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第一件展品。這是萊妮·里芬斯塔爾的攝影集，內收一百二十六張精美的彩照。這當然是近年來各地出版的攝影集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影集了。在蘇丹南部難以征服的群山，生活著大約八千個遠離人類、神一般的努巴人。他們是完美體格的象徵，頭很大，頭型端正，剃掉了一部分頭髮，他們面部表情豐富，身上肌肉發達，體毛已颳去，有些傷疤；男人們身上塗抹了灰白色聖灰，他們在荒坡上或昂首闊步，或蹲著，或沉思，或摔跤。在《最後的努巴人》（The Last of the Nuba） 的封底，另有里芬斯塔爾精心設計的十二張黑白照片，同樣的精美。照片上，人物的表情（從騷動的內心到路上大笑的得克薩斯主婦）是按時間先後來安排的，它們要阻止住那難以阻止的衰老的進程。第一張照片拍於一九二七年，當時，她二十五歲，已經是影星；最近的照片分別拍於一九六九年（照片上的她摟著一個光溜溜的非洲嬰兒）和一九七二年（照片上的她扛著攝影機），兩張照片都顯露出一種完美的氣質，一種像伊麗莎白·施瓦茨科夫 那樣的永遠的美貌，這樣的美只會隨著暮年的到來而變得更加快樂，更加光彩照人，同時也更加健康。護封上，有一段里芬斯塔爾的生平簡介，以及一篇題為《萊妮·里芬斯塔爾是如何開始研究科爾多凡梅薩金努巴人的》的介紹文字（未署名）——其中充斥著令人感到不安的謊言。
這篇介紹文字詳盡地講述了里芬斯塔爾到蘇丹的朝聖（文中提到，她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看了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以後深受鼓舞，「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介紹措辭精練地將這位攝影師稱為「一個神奇人物，戰前的電影人，快要為一個寧願將其歷史的一個時代從記憶中抹去的國家所遺忘」。一個模模糊糊的所謂「國家」因為某種未提及的原因「寧願」做出遺忘「其歷史的一個時代」（故意沒有具體化）這樣的令人感到可悲的懦弱行為，這樣的寓言除里芬斯塔爾本人，（你指望）誰還能編得出來呢？想來，至少一些讀者對這種含糊其辭地暗指德國和第三帝國的事情會感到震驚。
與這篇介紹文字相比，影集護封上對攝影師的生涯這一主題作了肯定性的展開，對里芬斯塔爾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到處散布的錯誤信息照搬不誤：
萊妮·里芬斯塔爾是在德國遭受破壞的重要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舉成為國際著名電影導演的。她生於一九〇二年，最早從事的藝術是創造性舞蹈。這使她得以參與默片的拍攝，很快，她本人就開始製作——並主演——她自己的有聲電影，比如《山》（一九二九）。
這些極為浪漫的製作廣受讚譽，特別是獲得阿道夫·希特勒的激賞，他一九三三年當權後，委託里芬斯塔爾為一九三四年召開的紐倫堡大會製作一部紀錄片。
將納粹時代描寫成「德國遭受破壞的重要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將一九三三年發生的事件概括為希特勒的「當權」，稱里芬斯塔爾就像其同時代導演如雷諾阿 、劉別謙 和弗萊厄蒂 一樣是「國際著名電影導演」（而其實她的大多數作品在其拍攝的年代就被恰如其分地視為納粹宣傳品），這是需要有點創造性的人才做得到的。（這段文字是否出版商讓萊妮·里芬斯塔爾自己寫的？這樣想可能不算厚道，因此讓人感到有些猶豫，不過，她「最早從事的藝術是創造性舞蹈」 這種句子沒有幾個母語是英語的人會這麼寫。）
其中涉及的事實當然是不準確的，要不就是捏造的。里芬斯塔爾不僅沒有拍——也沒有主演——什麼叫做《山》（一九二九）的有聲電影。這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更廣泛地看，里芬斯塔爾並非一開始就參加默片的拍攝或演出，然後等到有了有聲電影，她便開始自導自演。在里芬斯塔爾出演的九部影片中，她都是主演；這些片子中有七部不是她導演的。這七部片子為：《聖山》（一九二六）、《縱身一躍》（一九二七）、《哈布斯堡宮的命運》（一九二九）、《皮茲·帕呂的白色地獄》（一九二九）——以上均是默片，接下來是《雪崩》（一九三〇）、《白色瘋狂》（一九三一）和《S.O.S.冰山》（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除了一部以外，其餘都是由阿諾德·范克導演的。一九一九年起，他執導的阿爾卑斯山史詩系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里芬斯塔爾一九三二年離開他而自立門戶以後，他僅僅又拍了兩部片子，都是徹底的失敗之作。（《哈布斯堡宮的命運》不是范克導演的片子，這是一部在奧地利拍攝的保皇黨傷感片，里芬斯塔爾在其中扮演瑪麗·維特塞拉，即魯道夫王儲在邁耶林的伴侶。似乎沒有留下拷貝。）
范克為里芬斯塔爾提供的通俗瓦格納式的渠道不只是「極為浪漫的」。這些影片拍攝的時候，無疑被看作非政治性的，現在回頭看起來，正如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埃爾 已經指出的，似乎是原始納粹情感的集成。范克的片子中，登山是個視覺上無法抗拒的隱喻，喻指對一個既漂亮又可怕的高高在上的神秘目標所懷有的無限的追求，後來具體化為元首崇拜。里芬斯塔爾飾演的角色通常是一個狂野女孩，她敢於登攀別人——那些「山谷豬玀」——望而卻步的山峰。她在默片《聖山》中第一次演電影，扮演了一位名叫迪奧蒂瑪的年輕舞蹈演員的角色。一位狂熱的登山者向她求愛，是他讓她感到了攀登阿爾卑斯山所帶來的狂喜。她扮演的該角色穩步變得越來越高大。在她的第一部有聲電影《雪崩》中，里芬斯塔爾是個為山著迷、欲罷不能的女孩，她愛上了一個年輕的氣象學家，一場風暴將他困在勃朗峰上的觀察台，她把他救了下來。
里芬斯塔爾自己執導了六部片子，第一部《藍光》（一九三二）又是一部山嶽片。里芬斯塔爾同樣在其中擔綱主演。她演的這個角色類似於她在范克執導的片子中扮演並因而「廣受讚譽、特別是獲得阿道夫·希特勒的激賞」的那些人物，但是，她將范克處理得相當嘲弄的渴求、純粹和死亡這些暗淡主題寓言化。與往常一樣，山嶽再現得出奇的美，也特別的危險，那樣的至高無上的力量呼喚著對自我的根本肯定和逃避——一併匯成勇氣的手足之情並歸於死亡。里芬斯塔爾為自己設計的角色是一個與一種破壞力量有著獨特聯繫的原始人：只有瓊塔這個衣衫襤褸、被村子遺棄的女孩能夠到達從克里斯塔洛山山巔四射出去的神秘藍光，而其他年輕村民受到藍光的誘惑，試圖爬上山頂，卻都一一摔下山去，一命嗚呼。最終造成女孩死亡的不是山嶽所象徵的目標的高不可及，而是心存嫉妒的村民注重物質的、平淡無奇的指導思想以及從城裡好心來看她的情人所表現出的盲目理性主義。
繼《藍光》之後，里芬斯塔爾執導的不是「關於一九三四年紐倫堡大會的紀錄片」——里芬斯塔爾拍了四部非虛構影片，而不是如她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一直聲稱的，也不像當今大多數為她一再所作的表白加以粉飾的報道那樣，說是兩部——而是《信仰的勝利》（一九三三），該片慶祝希特勒奪取權力後召開的第一次黨代會。然後拍的是確實讓她在國際上聲譽鵲起的兩部作品中的第一部，即關於第二次黨代會的影片——《意志的勝利》（一九三五）（《最後的努巴人》護封上從未提到該片）；接著她為軍隊拍了個短片（十八分鐘），即《自由的日子：我們的軍隊》（一九三五），讚美了戰士之美以及為元首而入伍之美。（未提這部影片，並不讓人感到驚訝，該片的一個拷貝一九七一年才找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里芬斯塔爾和所有人都相信《自由的日子》已經遺失，這樣，她就把該片從其影片集錦中刪除，並拒絕與採訪者討論它。）
護封上接著說：
里芬斯塔爾拒絕屈從於戈培爾的意圖，後者希望她的想像力臣服於他提出的嚴格的宣傳要求。結果，導致一場意志的較量，這一較量在里芬斯塔爾製作了一九三六年奧運會的片子——《奧林匹亞》後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戈培爾試圖銷毀該片；最後，希特勒親自出面干預，片子才終於得以保存下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兩部最傑出的紀錄片出自她的名下，里芬斯塔爾繼續根據自己的設想來拍片，與納粹德國的興起沒有關涉，直到一九四一年，戰爭狀態使她不可能繼續拍攝為止。
她與納粹領導人的相識使她在二戰結束時遭到逮捕：她兩次受審，又兩次被宣告無罪釋放。她名譽掃地，幾乎已為人所遺忘——儘管對於整個一代德國人來講，她的名字曾經家喻戶曉。
除了她的名字在納粹德國曾家喻戶曉這一點外，上面這段話完全是失實的。任何人，只要看過《意志的勝利》這樣一部構思本身就排除了該電影製作人能夠擁有一種獨立於宣傳的美學構思的可能性的影片，那麼，對他來說，認為里芬斯塔爾屬於那種個人主義者藝術家，藐視缺乏教養的官僚和資助人國家的審查（戈培爾「希望她的想像力臣服於他提出的嚴格的宣傳要求」），似乎都是一派胡言。開戰以來，里芬斯塔爾便一再否認的事實是，她製作《意志的勝利》是利用了不受限制的設備和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