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身處巴黎的一間斗室，寫這篇文章。我坐在臨窗打字桌前的柳條椅里，窗外是花園；我背後是小床和床頭櫃；地板上、桌底下全是手稿、筆記本，還有兩三本平裝本書。在這麼個逼仄、空蕩蕩的住處，我已經生活、工作一年有餘。這一開始可不是計畫好的，也未細加考慮，卻無疑滿足了我的一些願望，我就希望輕裝上陣，擺脫世事的羈絆，盡量不依賴什麼，而整個地重新開始。我現在生活其中的巴黎，與今天的巴黎其實幾乎是不相干的，正如今天的巴黎與曾經是十九世紀之都、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都是藝術和思想發源地的大巴黎幾乎不相干一樣。在這裡，美國在所有遙遠的地方中離我算是最近了。即使有時我足不出戶——在過去的幾個月里，除了上床睡覺，我根本就不想離開打字機，就這樣度過了許多舒心的日日夜夜——每天早上，都有人給我送來巴黎《先驅論壇報》（Herald Tribune）。報紙上充斥著美國「新聞」大雜燴，這些新聞有的是綜述性的，有的是歪曲的，也有的因為與美國隔著一段距離看起來顯得從未有過的陌生，它們包括B-52重型轟炸機 在越南的狂轟濫炸，造成托馬斯·伊格爾頓 殉難的令人討厭的境況，博比·費希爾 的妄想症，伍迪·艾倫 擋不住的人氣飆升，亞瑟·布雷默爾 的日記摘抄，以及上星期，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的去世。
我發現自己只能連名帶姓地稱呼他，而無法只喊他的名。當然，我們以前不管什麼時候碰面，我總是喊他「保羅」，他總是叫我「蘇珊」，但是，在我腦子裡，以及在我與別人提起他的時候，他從來都不是「保羅」，也不是「古德曼」，而總是連名帶姓「保羅·古德曼」，同時也帶著全名所包含的情感上的全部距離感以及熟悉程度。
保羅·古德曼的去世讓人感到悲痛，但我感到更悲痛，因為我們儘管共同生活在幾個相同的圈子裡，卻不是朋友。我們初次見面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當時，我年方廿一，是哈佛研究生，正憧憬著到紐約生活的未來。有個周末，我認識的一個人，也是他的朋友，帶我去了紐約市第二十三街的頂層公寓，保羅·古德曼夫婦在慶祝他的生日。他喝得醉醺醺的，對所有在場的人狂吹他有過的艷遇，他剛剛和我聊了一會兒，就來葷段子了，儘管只是點到為止。我們第二次見面是四年後在河濱大道的一次聚會上。這次，他似乎比上次有自制力，卻是同樣的冷冰冰，同樣的自我陶醉。
一九五九年，我搬到紐約，此後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我和他常常照面，不過，都是在公開場合，比如共同的朋友舉辦的聚會上，在專題小組討論會和越南問題學術研討會上，要不就是在遊行示威的路上。每次見面，我一般都很靦腆，想和他搭話，希望能告訴他，不管是直接地，抑或是間接地，他的書對我有多麼重要，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多少東西。可每次，他都冷落我，於是，我退卻了。我們共同的朋友對我說，他並非真的喜歡將女性當人看——當然，有些特別的女人是例外。我起初一直排斥這種說法（在我看來太俗了），但最後改變了立場。畢竟，我在他的著作里感覺到了這一點。比如，《荒唐的成長》的主要瑕疵是，他雖然聲稱要研究美國青年問題，但這本書談起青年來，就好像青年只是由男性組成的，僅此而已。於是，再見面的時候，我的態度便不再那麼坦率。
去年，我們另一位名叫伊凡·伊利奇 的朋友邀請我乘保羅·古德曼在庫埃納瓦卡 主持專題討論會的時候也去那兒。我告訴伊凡，我倒寧可等保羅·古德曼離開之後再去。伊凡從我們的多次聚談中知道我是多麼地推崇保羅·古德曼的著述。是的，每次一想到他還在美國活著，活得很健康，而且仍筆耕不輟，我就感到莫大的欣慰。然而，每當我發現自己與他共處一室，卻感覺到無法和他有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接觸的時候，這種欣慰旋即化為一種折磨。從字面意義上講，我和保羅·古德曼不僅不是朋友，我甚至還不喜歡他。個中緣由正如他在世時我經常傷心地解釋過的那樣，我感覺他不喜歡我。我始終清楚，我的這種不喜歡是多麼令人難過，且僅僅是形式上的。保羅·古德曼去世了，可並非是他的去世才突然讓我痛苦地感到這一點。
長期以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他日後成為名人，我並不感到半點兒驚訝；不過，人們似乎認為他也就那麼回事，這倒總是讓我有點兒吃驚。我讀的他的第一本書是由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s）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我們陣營的分裂》（），當時我十七歲。一年之內，我讀完了他出版的全部作品，從那時起，他出一本，我看一本，他寫的任何題材的任何作品，我都懷著同樣純粹的好奇心一口氣讀完；在世的美國作家裡面，尚未有第二位作家能夠如此吸引我。雖然我大體上認同他的觀點，但這並非是主要原因。我也同意其他一些作家的觀點，卻不是那麼一向忠實的讀者。是保羅·古德曼的聲音——那種直接的、一驚一乍的、自負的、慷慨的美國人的聲音——讓我傾倒。如果說，諾曼·梅勒 是他那一代最有才華的作家，那肯定是因為他的聲音中所包含的權威和古怪，不過，我一直發現這種聲音過於注重標新立異，未免有些做作。我欣羨作為作家的梅勒，但我並非真正推崇他的聲音。保羅·古德曼的聲音才是貨真價實的。D.H.勞倫斯之後，我們的語言中還從未聽到過這樣令人信服、自然、獨特的聲音。在他所有的作品裡，都能聽到他那強有力的、有趣的聲音，並帶著他自己極富魅力的自信和笨拙。寫作中，他將生硬的句法和恰當的措辭大膽地結合在一起；他能夠寫出風格極為純粹、語言極其生動的句子，他也能夠寫得毫無條理，蹩腳透頂，致使人們以為他是故意為之。但是，這從來都不重要。是他的聲音，即他的才智及其體現出的詩意使我成為他的一個死心塌地的讀者，看他的書看得上了癮。作為作家，他並非經常是優雅的，然而，他的寫作、他的思想卻風姿綽約。
如果一個作家試圖做很多事情，那麼，一種可怕的、刻薄的美國式忿恨就會向他襲來。古德曼除了寫社會批評以外，還寫詩、寫劇本、寫小說，他還著書立說，論題涉及學術界及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專制力量嚴防緊守的知識領域，譬如城市規劃、教育事業、文學批評、精神病學，等等，古德曼這樣做對他都不利。學術上人們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卻獲得本應由他人獲得的成果，當精神病專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談論起大學和人性來，他又是如此內行，許多人不免為此大動肝火。這些人不知道知恩圖報，至今仍然讓我感到驚詫。我知道，保羅·古德曼為此常常牢騷滿腹。也許，他牢騷發得最厲害的時候是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〇年這個階段記的日記里。這本日記後以《五年時光》（）為名出版，其中，他為自己默默無聞、不被承認、沒有獲得該獲得的獎賞而感到悲痛。
這本日記是在其黎明前的黑暗快到盡頭的時候記的。隨著《荒唐的成長》在一九六〇年的出版，他的確成名了。從此，他的書流傳頗廣，人們猜想，他的書甚至獲得了廣大的讀者——如果說保羅·古德曼的觀點被重複（均未註明是其觀點）的程度也可以算作廣泛閱讀的證據的話。從一九六〇年起，人們開始把他當回事的時候，他開始賺錢了，年輕人也願意傾聽他的聲音了。這一切似乎讓他很開心，當然，他仍舊抱怨自己還不夠有名，讀者不夠多，知音太少。
保羅·古德曼遠不是一個從不饜足的自大狂。他認為自己從未受到應該受到的關注。他說得很對。這一點從我在他去世後在巴黎看到的六七份美國報刊刊登的訃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這些訃告里，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獨特有趣的作家，興趣頗廣，心得卻不多；他出版過《荒唐的成長》，影響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反叛的美國青年，他性生活缺少節制。我看到的惟一一篇讓人對保羅·古德曼的重要有所認識的訃告由內德·羅雷姆（Ned Rorem）擬定，訃文十分感人，只登在《鄉村之音》（） 第十七頁上；保羅·古德曼的主要支持者都看這份報紙。現在是蓋棺定論的時候了，他正被視為一位邊緣人物。
我幾乎從未希望保羅·古德曼成為麥克盧恩 、甚或馬爾庫塞 那樣的媒體明星。是否明星與實際影響毫不相干，也說明不了一個作家有多大的讀者群。我不滿的是，就連保羅·古德曼的崇拜者也每每不拿他當回事兒。我以為，大多數人從來都不清楚他是一位多麼非同尋常的人物。一個作家能做的一切，他差不多都能做，而且，他也努力去做。沒錯，他的小說越寫說教味兒越濃，因而缺乏詩意，但是，作為詩人，他卻寫出了更多情感充沛、絕不媚俗的詩作；總有一天，人們會發現他的詩多麼優秀。他在文章中談人物、說城市、抒發對生活的感受，他所談的大多是在理的。他所謂的「隨便玩玩」實際就是其才華的顯露，這種業餘身份使他談論受教育、精神病治療、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等問題時，能夠賦予這些話題一種洞見，這一洞見具有異乎尋常的、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