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代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一九三三～二〇〇四）在美國紐約去世後，國際上紛紛發表文字，紀念這位傑出的公眾人物。蓋棺定論，有不少或大或小的標籤貼在她身上。她被譽為「當今最智慧的女人」、「美國公眾的良心」、「當今美國極為活躍的才女學者、評論家、作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標籤在我看來，多少顯得有些空泛，但是，它們均提及桑塔格的智慧。不久前，一位友人文章開頭提及的一次訪談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美籍俄裔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詩集附有一篇訪談錄，採訪者是《巴黎評論》。
問：你最稱頌哪些人物？我們已經談過幾位過世的人物。那麼依然健在的人物呢？哪些人的存在於你極其重要？
布：……作為作家，我個人相當推崇的人物，蘇珊·桑塔格便是其中的一位。她在大西洋兩側是最具智慧的人物，別人論點的終點恰恰是她的起點。我在現代文學中找不到可與她同日而語的精神音樂。 布羅茨基曾被桑塔格視為一位世界詩人，他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國，是一九八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九九一年又成為美國的桂冠詩人。桑塔格和他是朋友，他去世後，桑塔格曾寫了《約瑟夫·布羅茨基》的文章，以為紀念。而在上述訪談中，我們不難看出桑塔格在布羅茨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所作出的是一種對桑塔格有親切了解後的評價，是對她的智慧所作的一種特別的肯定。
桑塔格的《在土星的標誌下》（，一九八〇）正是獻給約瑟夫·布羅茨基的。
在翻譯桑塔格的《在土星的標誌下》的整個過程中，我面前始終擺著一張和桑塔格的合影。照片上的桑塔格挽著我，站在她紐約寓所一間滿壁是書的書房的木梯子前，淺淺地笑著；她長發披肩，雖已年屆古稀，卻精神矍鑠，看上去是那麼智慧，那麼自信。我相信，見過桑塔格的人，或者看過她的照片的人，無一例外地會對她那雙炯炯有神、充滿智慧的眼睛留下深刻的印象。智慧是桑塔格其人其作的顯著標志，激情又始終與其智慧相伴。這是我譯完她的長篇小說《恩主》（，一九六三）和批評文集《在土星的標誌下》以後產生的認識。
說起來，桑塔格本人很喜歡虛構文學。她有著良好的藝術稟賦，從小就做作家夢，七歲動筆寫作。雖然她也想成為一名醫生，還想過當一名化學家或物理學家，但是，最終讓她不能自拔的還是文學，因為她真正想要的是將每一種生活都過一遍，而一個作家的生活在她看來似乎包含了最多的生活，所以，她最最希望的是成為一個作家。當然，需要說明的是，桑塔格眼裡的作家不僅指創作虛構作品的人，而且指寫作非虛構作品的人，一如日後她本人那樣。從這樣的意義上講，桑塔格作為小說家和文論家而寫作的文字，均是其作為作家的創作成就的有機組成部分。
桑塔格出版的處女作是小說，即《恩主》，但是，使她立名於國際文壇的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小說，而更多的是她那目光敏銳、文筆犀利、見解獨到的批評文字，如她的批評隨筆《反對闡釋》、《關於「坎普」的札記》、《災難的想像》（對科幻片的解析），以及她的論著《論攝影》（，一九七七）和《作為隱喻的疾病》（，一九七八）等，這是桑塔格留給美國文化的主要遺產。
出版了《反對闡釋》後，桑塔格又於一九六九年推出第二部批評文集《激進意志的風格》（），收錄《歸於沉寂的美學》、《色情想像力》、《「自我反對的思考」：論喬蘭》、《河內之行》等八篇深具影響力的論文，進一步鞏固了自己作為文論家的卓著地位。
到了一九八〇年，桑塔格又推出了她的第三部批評文集《在土星的標誌下》。該文集收錄桑塔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〇年間發表的最重要的批評文字，凡七篇。桑塔格的這些文章曾先後發表於美國知識界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雜誌《紐約書評》（）和《紐約客》（）。最早的一篇《論保羅·古德曼》（「On Paul Goodman」）和最後一篇《作為激情的思想》（「Mind as Passion」）分別於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〇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文章的寫作和發表的時間跨度不大，意義卻不小，因為桑塔格在這裡為我們講述著我們時代一些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的故事；又因為桑塔格在為我們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也為我們講述了她本人的故事，展示在讀者面前的因此成為「一幅經過掩飾的自畫像」。
我曾說過，桑塔格的理論寫作和她的小說創作是帶有互文性的，她的小說創作明顯地受到其哲學思想和文學理念的影響。桑塔格受到過嚴格的哲學訓練，儘管她一再聲辯，她創作小說沒有任何先行的概念，寫小說從來就不是為了圖解她作為理論家的思想，但不可否認的是，她的小說與理論之間的互相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我同樣希望說明的是，除開《我等之輩》（，一九七八）之外，桑塔格在《恩主》等小說中，是力避自傳性的。在《恩主》中文版序中，她開門見山地寫道：「大多數小說家創作伊始，總是以自身的經歷為題材，希望講述的是他們童年時代、他們的父母親或學生時代的故事；也有可能，他們要寫寫自己年輕時的軍旅生活，或者年輕時做的荒唐風流韻事兒，要不就是過早走進的糊塗婚姻。而我當時提起筆來，卻發現自己幾乎沒有寫自己的衝動。」我們讀完《恩主》，會產生這樣的認識，即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主人公在自我感知過程中所感到的苦悶與困惑，我們認為它不帶自傳性，是具有說服力的。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到了寫作《在土星的標誌下》里的文章的時候，桑塔格明顯地將自己投射到她筆下刻畫的人物身上。在一系列肖像畫中，我們看到了桑塔格接受的這些精神導師給予她的深刻影響，桑塔格寫他們，也寫自己，別傳成了自傳。「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 錢鍾書先生這句名言飽含諷刺調侃的意味，而我這裡的引用是一種正面的評價。《在土星的標誌下》不妨視作一部「合傳」。
《論保羅·古德曼》和《紀念巴特》篇幅短小，意義卻不容忽略。我們知道，在名著《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里，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將桑塔格和歐文·豪視為美國「現有的目光最敏銳的文論家」，然而實際上，桑塔格是很不美國的文化批評家，而更像歐洲知識分子，她的目光更多地是投向了歐洲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因為她的教育背景是美國的，但更是歐洲的。她在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完成學業後，立即負笈歐洲，浸潤於歐洲文化傳統之中，深受當時歐陸的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潮的影響。她在歐美文化之間牽線搭橋，不辭辛勞地將歐洲哲學家、文論家（如本雅明和巴特）介紹給美國文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論保羅·古德曼》在桑塔格的著述中，佔據了一個很特別的地位，因為這是她少數幾篇論及美國作家的評論文章之一。
《論保羅·古德曼》是當時旅居巴黎的桑塔格撰寫的悼念古德曼的悼文。古德曼長於詩歌、小說、戲劇以及各類非虛構作品的創作，他的著作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特別是《荒唐的成長》（）。該書運用現代社會學、心理學和美學的方式，直接剖析了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美國和美國青年，被視為一部推理性很強的烏托邦作品，他晚年成為青年人和不滿現實的美國人狂熱崇拜的作家。然而，桑塔格指出，這樣的作家也註定要遭到嫉恨，因為他們擅長各種文類，發表各種在行的言論。桑塔格推崇古德曼寬廣的道德視野，欽佩他在性趨向上的坦誠；當然，她也抱怨古德曼每次給她的冷遇。即便如此，古德曼仍舊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她為他打抱不平，提請人們重視他的價值；得知古德曼去世的噩耗，念及他對她本人、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的深刻影響，想到他的去世是美國文壇的一大損失，桑塔格不禁黯然神傷。
《論保羅·古德曼》之重要性，不僅在於該文對於我們重估古德曼的意義具有導引的作用，而且在於它讓我們更多地看到了桑塔格本人當時的心境和情形，同時，還在於它能夠幫助我們讀者初步把握《在土星的標誌下》的主旨。
在一九八一年春的一次訪談中，桑塔格告訴記者，一九六二年，她開始寫小說，六八年去了越南，戰爭讓她難以坐下來繼續創作小說，一九六九年，她決定拍電影。那幾年，她基本上不是作家，而成了電影導演和政治活動家。所以，到了一九七二年，她心裡產生了危機感。她想，我在哪兒？我在幹什麼？我幹了些什麼？我似乎再也不是作家，而我最想成為的就是作家。在這種情形下，她呆在巴黎的斗室里思考，並又開始了批評隨筆的寫作。一九七五年，她罹患癌症，又一次陷入危機。《在土星的標誌下》的推出，表明這些危機的結束。「現在，我已經還清了這種極欲還清的債務。在我，這是一大解放。」
從這裡的訪談中，不難理解桑塔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