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特別恐怖的流行性疾病總會激起人們對寬容或容忍的抗議之聲——如今，寬容已被等同於縱容、軟弱、混亂和腐敗：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人們發出呼籲，要求每一個人都進行「檢測」，要求隔離患者以及那些有疾病嫌疑或傳染疾病嫌疑的人，要求設立關卡以阻擋來自外國人的或真實或假想的污染。那些本來就被當作要塞一樣掌管著的社會，例如中國（只發現很少艾滋病病例 ）和古巴（有大量已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對艾滋病的反應更為迅速，更為急迫。艾滋病成了每一個人的特洛伊木馬：在一九八八年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六個月，韓國政府宣布，它將向所有參賽的外國運動員免費發放避孕套。「艾滋病純系舶來疾病，而要防止它在印度擴散，所能採取的惟一途徑是，嚴禁印度人與外國人發生性接觸，」印度政府下屬的醫學研究委員會的主席如是說，以此公開承認一個近十億人口的國家對艾滋病毫無防衛，它至今仍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醫務人員或艾滋病專科治療中心。他所提出的以罰款和判刑為強制方式的性禁止建議，作為一種防止性傳播疾病的手段，與那些更經常地被提出來的隔離（即監禁）建議一樣不切實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防範應徵新兵中出現梅毒，約三萬左右的美國婦女（妓女或被懷疑為妓女的婦女）被禁閉在帶刺鐵絲網環繞的拘留營中，但這並沒有導致軍隊中梅毒感染率下降——這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成千上萬的日裔美國人作為潛在的叛徒和間諜禁閉起來並沒能阻止任何一起間諜活動或破壞活動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不會對艾滋病提出相似的建議，或找不到這些建議的支持者，此外，提出這類建議的也不見得僅僅是那些墨守成規的人。如果從整體上來說醫學成就至今仍是明智和理性的保障，對有關隔離和監禁的計畫甚至不屑一顧的話，那麼，這可能部分是因為艾滋病危機的規模目前似乎仍然有限，而艾滋病今後的演變尚不明朗。
對艾滋病將擴散到什麼程度——擴散速度有多快，會擴散到哪些人——的不確定感，一直縈繞在有關艾滋病的大眾話語的中心。隨著艾滋病在全世界的擴散，它是否仍主要局限於邊緣人口：局限於所謂的「高危群體」以及大部分城市貧民？或者，它是否將最終變成那種席捲整個地區的古典流行病？實際上，這兩種觀點同時並存。在一波肯定艾滋病威脅每一個人的聲明和文章之後，緊接著是另一波確認艾滋病為「他們」而不是「我們」的疾病的文章。一九八七年初，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曾預言，艾滋病的世界性流行將最終使黑死病——此乃有史以來最大的流行病，奪去了歐洲大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似乎「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到這一年年底，他卻表示：「艾滋病並非如許多人所恐懼的那樣，會在異性戀者之間成群地、大規模地擴散。」比艾滋病公共話語反反覆復的特點更令人吃驚的是，如此之多的人竟已準備停當，好去面對這場無孔不入的災難。
在美國和歐洲，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證：「普通人口」是安全的。不過，這兒所說的「普通人口」可能只是白人的代稱，正如它可能只是異性戀者的代稱。誰都知道感染艾滋病的黑人特別多，正如軍隊中的黑人特別多、監獄中的黑人尤其多一樣。美國艾滋病研究基金在最近的一次募捐活動中打出了「艾滋病病毒是一個機會均等的破壞者」的口號。該口號以諧音雙關語的方式套用了「機會均等的就業者」這句口號，卻因此下意識地重申了它本來要否定的東西：在世界的這個角落，艾滋病只是一種使少數人受折磨的疾病，是少數民族和同性戀者的疾病。據世界衛生組織最近作出的令人吃驚的估測，除非在艾滋病疫苗研究上取得非同尋常的快速的進展，否則，在今後五年內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將比過去五年內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多出十到二十倍，並預料這幾百萬艾滋病新患者中的大部分將是非洲人。
艾滋病迅速成了一個全球事件。當它在非洲（更不用說世界了）還遠沒有成為死亡的頭號殺手時，不僅紐約、巴黎、里約、金沙薩在討論它，赫爾辛基、布宜諾斯艾利斯、北京和新加坡也在討論它。存在著一些著名的疾病，正如存在著一些著名的國家，不過，這些著名的疾病並不一定是那些患病人數最多的疾病，正如著名的國家並不一定是那些人口最多的國家。艾滋病也並非如某些非洲人士所尖刻地斷言的，是因為侵襲了白人才變得如此著名。然而，以下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種非洲病，那麼即使死了幾百萬人，非洲之外也幾乎無人會關心它。它將是一個「自然」事件，正如饑荒一樣，饑荒周期性地侵襲人口眾多的窮國，而富國的人卻對此愛莫能助。正因為艾滋病成了一個世界事件——這就是說，它侵襲了西方——它才不被僅僅視為一個自然災難。它充滿了歷史意義（歐洲以及新歐洲國家的自我定義的一部分內容是，作為第一世界，它所發生的大災大難都具有創造歷史和改造歷史的作用，而在貧窮的非洲或亞洲國家，這些大災大難只不過是歷史循環的環節，因而看起來像是自然的一部分）。艾滋病之所以變得如此眾所周知，也並非如某些人所認為的，是因為它在富裕國家首先侵襲的是這麼一群人：全是男性，幾乎全為白人，其中許多人受過教育，能說會道，知道怎樣遊說和組織，以引起對艾滋病的公共關注，獲得對艾滋病的公共投入。由於艾滋病被這樣表現出來，它引起了我們對它的高度意識。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臨於特權人口的大災大難的真正原型。
生物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所預測的前景，遠比人們所能想像的或社會（以及經濟）能夠承受的要糟糕得多。當人們每天都讀到艾滋病對艾滋病病例通報率最高的美國所造成的損失的駭人估算時，那些負責任的官員們對非洲的經濟和衛生服務是否能應付艾滋病不久以後的擴散，誰都不抱哪怕一絲一毫的指望。據稱，為今後數年間感染艾滋病的人提供的最低治療費用也將是一筆驚人的數額（這筆錢似乎能為「普通人口」的安全提供擔保，而醫學界對此假設頗有爭議）。在美國——當然不僅僅是在美國——有關艾滋病的言談充滿了民族危機的色彩，「乃民族存亡之大事。」去年，《紐約時報》的一位社論作者寫道：「我們都知道真相，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處在似乎從未光臨過我們這個民族的那場瘟疫的時代。我們可以假裝它不存在，或只對別人才存在，我們的生活一如既往，似乎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法國的一幅海報上則畫著一團飛碟形狀的巨大黑雲，籠罩著下面那個熟悉的六邊形國家，它被黑雲蜘絲狀的光線弄得昏黑一片。在這幅海報畫上方，寫著：「抹去這片陰影，要靠我們每一個人。」（Il dépend de cha de nous d''effacer cette ombre）下方寫著：「法蘭西不想死於艾滋病。」（La Frane veut pas mourir du sida）此類標誌間歇性地頻繁出現於每一個大眾社會，以呼籲大眾動員起來，對付這場史無前例的威脅。可同樣具有現代社會特色的是，這種對動員的呼籲太顯籠統，而反響甚微，亦不足以迎接這場危及民族安全的威脅的挑戰。不過，這一類的修辭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只要它不斷傳播與現代大眾社會裡公民追求財富積累和個人享樂的風氣格格不入的共同行動的理想，那它就在為某個目標服務。
民族的生存，文明社會的生存，世界自身的生存，據說已處在危險中——此類危言，我們並不陌生，是出於壓迫的目的而誇大某種疾病的神話建構的組成部分（緊急狀態要求採取「嚴厲措施」，云云）。艾滋病所引發的這種末世色彩的修辭，勢必誇大這種疾病。不過，這種修辭還另有用處。它提供了對大災大難的一種隱忍的、最終將變得麻木的沉思。哈佛大學著名的科學史家斯蒂芬·傑伊·古爾德宣稱，艾滋病流行可與核武器並列為「我們時代最大的危險」。然而即便艾滋病奪去了人類四分之一成員的生命——此一前景，古爾德並不認為不可能——「我們仍有大量的倖存者，我們可以重新開始」。大概是瞧不起那些道德家們的哀吟悲嘆，這裡來了一位理性的慈悲為懷的科學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起碼的安慰：一種沒有任何意義的天啟說。艾滋病是一個「自然現象」，而不是一個「具有某種道德意義」的事件，古爾德指出，「在艾滋病的擴散中，不存在任何啟示。」當然，在道德評判的意義上賦予一種傳染性疾病以意義，這委實荒謬。不過，如此不動聲色地思考駭人聽聞的大規模死亡，其荒謬性或許也只略遜一籌。
我們這個時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話語表達出了一種願望，即直言不諱地談論那些有可能導致全面災難的種種不同的危險。現在，又多了一個危險。在海洋、湖泊和森林的死亡之外，在世界貧困地區毫無限制的人口增長之外，在類似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這種核事件之外，在臭氧層的穿孔和損耗之外，在超級大國之間的核衝突或某個不受超級大國制約的無賴國家的核攻擊的永恆威脅之外——在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