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人們一直自信地認為災難性流行病的時代已一去不返，在這個時候，一種新的災難性流行病的出現，還不足以復活那種將流行病誇張為「瘟疫」的道學老調。要做到這一點，該流行病必須是一種其最通常的傳播方式是性傳播的流行病。
科頓·馬瑟曾稱梅毒為「上帝的正義法庭為我們晚近的時代預備的」懲罰。想到這句以及其他自十五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圍繞梅毒喋喋不休地發表的種種謬論，人們大概不會驚訝於如此之多的人想以隱喻的方式看待艾滋病——像瘟疫一樣，把它視為對社會的一種道德審判。那些內行的譴責家們不會放過這個由一種致命的性傳播疾病提供的賣弄修辭的機會。於是，艾滋病在其最初以流行病形式出現的那些國家裡本來是異性間性傳播疾病的事實，也未能阻擋諸如傑西·赫爾姆斯、諾曼·波德霍勒茲之流的公共道德衛士們把艾滋病描述為一種特別降臨於西方同性戀者頭上的天罰（這理所當然是他們自己惹禍上身），而里根時代的另一位名流帕特·布坎南夸夸其談地提到「艾滋病與道德破產」，傑里·法爾維爾則提供了一份總體性診斷書，稱「艾滋病是上帝對一個不按其所立規則生活的社會的審判」。令人吃驚的倒不是艾滋病流行病被以這種方式加以利用，而是此等偽善之辭僅限於此類墨守成規的偏執者；有關艾滋病的官方話語倒是總在告誡人們謹防偏執。
那些宣稱為上帝執言的人所作的聲明，大可被當作那種通常基於性傳播疾病而發的虛誇之詞而不予理睬——從科頓·馬瑟的指責，到巴西利亞教區法爾柯主教和里約熱內盧教區紅衣主教厄吉里奧·薩爾斯這兩位巴西宗教界的頭面人物最近發表的聲明：法爾柯主教宣稱艾滋病是「道德頹廢的後果」，而薩爾斯紅衣主教則雙管齊下，把艾滋病描繪為「上帝的懲罰」和「自然的報復」。更令人感興趣的是此等惡毒言辭的世俗附和者，因為他們的目的更複雜一些。極權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試圖強化人們的恐怖感，一種外來佔領迫在眉睫的危機感，這有利於它們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資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髮禁止外國人、移民入境的呼聲。而恐外性的宣傳總是把移民描繪成疾病（在十九世紀末，是霍亂、黃熱、傷寒、結核等疾病）的攜帶者。因而，似乎順理成章的是，法國政壇上的要人、極端本土文化保護主義和種族主義觀點的代表人物讓–瑪麗·勒蓬提出一項旨在煽起法國人對艾滋病這種新出現的外來危險的恐懼感的策略，他頑固地認為艾滋病不僅通過病菌傳染，而且也通過接觸傳染，還呼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強制性體檢，隔離那些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對南非的現政權來說，艾滋病不啻一件禮物，前不久，其外交部長引證［作為勞務輸入而］進入本國的純黑種人鄰國的礦工中艾滋病的發病率，稱：「恐怖主義者正攜帶著一種比馬克思主義還可怕的武器接近我們，這種武器就是艾滋病。」
艾滋病這種流行病充當著第一世界的政治偏執狂們表達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所謂艾滋病病毒，不僅可被看作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精銳的入侵者。而且，它還可以代表一切具有神話色彩的威脅。在美國，艾滋病尚沒有引發露骨的種族主義反應，像在歐洲國家的情形那樣，這其中也包括蘇聯，它強調艾滋病的非洲起源。在蘇聯，艾滋病既是有關第二世界威脅的那些感覺的一個提示，又是第三世界入侵的一個意象。可以預料，在美國，那些致力於從艾滋病這種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訓的公共喉舌們，如諾曼·波德霍勒茲之流，無非是這樣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擔憂美國能否不墜其意志，繼續維持其好戰性、軍備開支以及堅定的反共立場，他們到處尋找美國政治權威和帝國權威衰落的跡象。對「同性戀瘟疫」的譴責，是對當代各種形式的寬容忍讓的更大抱怨的一個部分，這種抱怨常見於西方反自由主義分子以及來自蘇聯陣營的眾多流亡者中：此乃對「軟弱」西方的現已變得司空見慣的指責，說它沉湎於享樂主義，陶醉於粗俗的性感音樂，沉迷於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卻支離破碎，凡此種種，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產主義的意志。對那些將自己的政治議事日程轉換成群體心理學問題即事關民族尊嚴和民族自信的問題的人來說，艾滋病是一個頗受關注的話題。儘管這些脾氣很壞的職業道德家們頑固地認為艾滋病是對偏離常規的性行為的懲罰，但推動他們的東西，並不僅是或甚至主要不是對同性戀的憎惡。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對所謂的新保守主義所從事的那些主要活動中的一項不無用處，即對所有被籠統地（也是不確切地）稱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開「文化戰」（Kulturkampf）。有關「意志」的整個政治——即不寬容的、偏執狂的和恐懼政治軟弱的政治——全都盯上了艾滋病。
對幾代人以來為建立共識而一直悉加培養的那種我們並不陌生的恐懼感（如對「顛覆」的恐懼）來說，艾滋病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刺激物——對這種新近出現的對無法控制的污染和無法阻擋的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潮的恐懼來說，亦復如此——以至於在美國社會，艾滋病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被視為某種席捲一切、危及文明存亡的東西。使人們對艾滋病的易傳播性及其快速擴散的恐懼一直處在活躍狀態，以此來提升艾滋病的隱喻地位，這無損於艾滋病的這一狀況，即它主要被作為違禁行為的後果（或經濟和文化落後的後果）。艾滋病是對偏離常規的行為的懲罰，艾滋病危害無辜者——有關艾滋病的這兩種觀念，彼此並不相左。這正體現了瘟疫隱喻的非同一般的潛能和功效：它使得人們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所惹的禍，又看作是每個人（可能患上）的病。
可是，強調艾滋病如何威脅每個人（以此來激發恐懼，強化歧視）是一回事，而（為消除歧視，減少詆毀）指出艾滋病將最終直接或間接影響每個人，卻根本是另一回事。近來，那些一直盼望著利用艾滋病進行針對偏離常規行為的意識形態動員的同一批神話編纂者們，已放棄他們曾對艾滋病所作的最能激發恐慌感的評估，轉而躋身於那些揚言艾滋病感染不會波及「普通人口」的諸君中最能說會道者之列，其注意力已轉移到對艾滋病恐懼引發的「歇斯底里」或「瘋狂」的譴責上。他們現在認為，艾滋病被給予了過多的公共性，他們在這種過度的公共性背後識別出了這麼一種慾望，即通過把「他們的」疾病一致說成是「我們的」疾病而去安撫那少數權力無邊的人——此乃邪惡的「自由主義」價值之甚囂塵上和美國精神之日漸衰敗的又一明證。反自由主義的艾滋病神話編纂者們的指控，使艾滋病成為每個人的問題並因而成為每個人必須了解的話題的做法，顛覆了我們對「我們」與「他們」之差別的理解，實際上開脫了「他們」的罪責，或至少使「他們」免受了道德評判（在這類修辭中，艾滋病仍被幾乎完全等同於同性戀，特別是等同於雞姦行為）。「難道美國成了這麼一個國家，其課堂上不允許討論十戒，而教師卻被強制指導學生如何安全地進行雞姦？」帕特·布坎南質問道，抗議由海軍上將瓦特金斯主持的流行病調查總統委員會為禁止歧視艾滋病人而在最近出台的報告中提出的那個「愚蠢」建議。不是艾滋病，而是來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為同情而拋開歧視和恐懼」（瓦特金斯報告用語）的呼籲，成了被攻擊的主要靶子，似乎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削弱了美國社會通過對性行為的裁決而進行懲罰和隔離的力量（或意願）。
艾滋病似乎助長了一些不祥的意象，那些圍繞某種既作為個體脆弱性的標誌、又作為社會脆弱性的標誌的疾病所滋生出的不祥幻象，在這一點上，它勝過了癌症，與梅毒旗鼓相當。艾滋病病毒侵入身體；而艾滋病——或者，依據這個更新版本的說法，對艾滋病的恐懼——卻被描繪成對整個社會的入侵。一九八六年末，里根總統稱艾滋病正在「我們整個社會肌體之中」擴散——當然，是「悄悄地」擴散。 不過，儘管艾滋病是一個用來顯示政體的不祥徵兆的託辭，但它作為國內敵人的政治隱喻，也還得聽上去可信才行，即便是在法國，亦不例外，在那兒，艾滋病——法語的「le sida」——被迅速補入政治惡語庫。勒蓬草率地稱自己的一些對手是「艾滋病似的」［AIDS-ish，法語為sidatique，是生造詞——譯者］，而反自由主義的論辯家路易·鮑韋爾斯則把去年舉行示威的那些國立高等學校學生說成是受了「心理艾滋病」的折磨（sont atteint d''un sida mental）。作為國際性政治邪惡的一個隱喻，艾滋病顯得派不了多少用場。的確，讓娜·柯克帕特里克曾一度經不起誘惑，將國際恐怖主義比作艾滋病，但此等妙語畢竟少之又少——這或許是因為，對這一目的而言，癌症隱喻已顯得夠豐富的了。
這並不意味著艾滋病反常地居然沒被當作隱喻利用，只不過意味著艾滋病具有不同於癌症的隱喻潛能。當阿蘭·坦納的電影《幽靈谷》（一九八七）中的那位電影導演若有所思地說「電影像癌症一樣」，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