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 是用來理解艾滋病這種流行病的主要隱喻。正因為艾滋病的出現，以前那種把癌症當作一種流行病甚至一種瘟疫的普遍誤解，才似乎變得無足輕重了：艾滋病使癌症變得平淡無奇。
瘟疫（由拉丁語plaga而來，意思是「突然發作」、「傷口」）一詞，長期以來一直被隱喻地加以使用，用來指最嚴重的群體災難、邪惡和禍害——如普洛克皮烏斯在其誹謗性傑作《秘史》中稱查斯丁尼皇帝比瘟疫還壞（「躲過其淫威的人比躲過瘟疫的人還少」），同時也通指眾多令人恐懼的疾病。儘管被固定地稱作瘟疫的那種疾病導致了傳染病歷史上最致命的傳染病，然而，一種疾病並不一定非得以一個無情殺戮者的面目出現，才被看作是瘟疫。患麻風病現在幾無性命之虞，然而，即便在一〇五〇年到一三五〇年間其最為肆虐的時候，也還不被看作瘟疫。梅毒一直被看作瘟疫——布萊克曾談到「以瘟疫來毀壞婚姻之靈車」的「年輕妓女之咒」——但這並非是因為梅毒經常導致死亡，而是因為它讓人丟臉、使人無地自容、令人厭惡。
被看作是瘟疫的通常是流行病。此外，這類疾病的大規模發生，不只被看作是遭難，還被看作是懲罰。把疾病當作懲罰，是對病因的最古老的看法，也是一種為真正夠得上醫學高貴名聲、關注疾病本身的人所反對的看法。希波克拉底曾就流行病寫過數篇文章，特別把「上帝之怒」從腺鼠疫的成因中清除出去。但在古代被解釋為懲罰的那些疾病，如《俄狄浦斯》中的瘟疫，並不被認為是丟臉的，這與麻風病以及隨後的梅毒後來的情形不同。就疾病在那時所獲得的意義而言，疾病是群體災難，是對共同體的審判。惟有傷殘，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個體的報應。要在古代文學中找到與那種有關令人蒙受羞辱、避之惟恐不及的疾病的現代看法相類似的東西，人們只能勉強舉出菲羅克忒忒斯及其散發惡臭的傷口的例子。
最令人恐懼的疾病，是那些似乎特別容易提升到「瘟疫」的疾病，即那些不單單危及性命，而且使身體發生異變的疾病，例如麻風病、梅毒、霍亂以及癌症（在許多人的想像中，癌症也被包括在這類疾病里）。麻風病和梅毒最早被固定地描繪為令人憎惡的疾病。正是在十五世紀末醫生們對梅毒的最早描繪中，梅毒滋生出了一些隱喻變體，日後將附著於艾滋病之上：成了這麼一類疾病的隱喻，即不僅可憎，是報應，而且是群體性的入侵。儘管十六世紀早期歐洲最有影響的學者伊拉斯謨把梅毒描繪成「只不過是麻風病之一種而已」（到一五二九年，他又稱梅毒是「比麻風病更糟的東西」），但因梅毒為性傳播疾病，早已被當作一種不同的疾病。帕拉切爾蘇斯談到「那昔日只侵犯區區數地人類居民的齷齪傳染病，現今已泛濫開來，是上帝最初為懲罰人類的普遍放蕩而降下的疾病」（據多恩意譯）。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差不多一直到梅毒能被輕易治癒後，把梅毒想像為對某個個體的罪過的懲罰，與把它看作是對某個共同體的放蕩的報應，其間並無真正區別：這與現今富裕工業國家艾滋病的情形相似。與癌症這種被以現代的方式看作是個體所患（及顯現為個體）的疾病形成對比的是，艾滋病被以前現代的方式看待，被視作這麼一種疾病，其患病者既作為個體，同時又作為「高危群體」之一員——「高危群體」這個聽起來不偏不倚的官僚機構用語，也使那種以所發生的疾病來判定共同體之腐敗的陳舊觀念得以復活。
當然，對瘟疫或類似瘟疫的疾病的描述，並非全都成了這種有關疾病和疾病患者的誇大其辭的陳見的表達工具。對疾病（以及一般災難）所作的批判性、歷史性的思考，貫穿於整個十八世紀，或者說從笛福的《大疫年記事》（一七二二）一直到亞歷山德羅·曼佐尼的《未婚夫》（一八二七）。笛福那部假託為一六六五年倫敦腺鼠疫親歷記的歷史小說，全然不為那種將瘟疫視作懲罰或（該作品後面部分所談及的）轉化性體驗的見解推波助瀾。曼佐尼在其對一六三〇年橫掃米蘭公國的那場瘟疫的長篇描述中，顯然致力於提供一種比他所依據的那些史料更確切、更複雜的觀點。然而，即便是這兩篇複雜的敘述，也難免強化了有關瘟疫的一些由來已久的簡單化的觀念。
對瘟疫的通常描述有這樣一個特點，即瘟疫一律來自他處。當梅毒在十五世紀最後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開始肆虐整個歐洲時，人們給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證，說明人們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懼的疾病當作外來的疾病。 梅毒，對英國人來說，是「法國花柳病」（French pox），對巴黎人來說，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對佛羅倫薩人來說，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ess），對日本人來說，是「支那病」（ese disease）。不過，這類貌似對沙文主義的不可避免性所開的玩笑卻抖露出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在對疾病的想像與對異邦的想像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它或許就隱藏在有關邪惡的概念中，即不合時宜地把邪惡與非我（non-us）、異族等同起來。污染者總是邪惡的，如瑪麗·道格拉斯所言。這句話反過來說也不錯：被判定為邪惡的人總是被視為或至少可能被視為污染源。
正如鄰國氣候中發生的劇烈變化可能波及本國一樣，作為重大疾病發源地的外域，可能就是自己的鄰國。疾病是一種入侵，而且的確常常是由士兵攜帶而來。曼佐尼這樣開始他對一六三〇年瘟疫的描述（第三十一到二十七章）：
衛生署官員們曾擔心瘟疫會隨日耳曼軍隊而進入米蘭公國諸省，事實上，眾所周知，瘟疫業已進入這些省份；同樣眾所周知的是，瘟疫並未止步於這些地區，而是繼續前進，侵入義大利大部分國土，所到之處十室九空。
笛福對一六六五年瘟疫的記載以相似的風格開始，其中夾雜著他對瘟疫的外國來源的非常謹慎的思考：
大約是在一六六四年九月初，我和我的鄰人們從別人的閑聊中聽到荷蘭再次發生了瘟疫；因一六六三年瘟疫就曾肆虐於該國，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兩地，人們於是問，瘟疫到底來自何方呢，有些人說來自義大利，另一些人說來自黎凡特，是夾雜在貨物中被土耳其船隊從那兒帶回到荷蘭的；還有人說是來自干第亞；也有人說來自塞普勒斯。它從哪兒來並不打緊；但誰都同意說，它又回到了荷蘭。
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再度出現在倫敦的腺鼠疫來自馬賽，在十九世紀，人們總認為瘟疫是經由該城進入西歐的：由海員帶來，然後由士兵和商人帶到各地。到十九世紀，所謂外國來源常常帶有更多的異域色彩 ，人們更少去具體猜想疾病傳播的途徑，疾病本身業已成為幽靈和象徵。
在《罪與罰》結尾，拉斯柯尼科夫夢到了瘟疫：「他夢見，整個世界都遭了天譴，淪入一種從亞洲腹地而來、席捲歐洲的可怕而又奇特的新瘟疫。」在這句話的開頭，使用的是「整個世界」，而到該句結尾卻變成了「歐洲」，正在飽受來自亞洲的致命瘟疫之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那種瘟疫無疑是霍亂，稱作亞細亞霍亂，曾長期是孟加拉的地方流行病，但在十九世紀迅速成為一種世界性傳染病，並且在十九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一直如此。幾百年來流行的那種歐洲作為優越文化體的觀念，包含著這麼一種看法，即歐洲是一個被來自其他地區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區。歐洲自身被想當然地認為是理當免於疾病的（歐洲人對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帶給異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導致的程度大得多的毀滅，令人驚訝地不當一回事：想一想天花、流感和霍亂對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造成的災難吧）。異域來源與可怕疾病之間的頑固聯繫，是霍亂之所以一直比天花更令人記憶猶新的一個原因，在十九世紀，歐洲共爆發四次大霍亂，其死亡率一次比一次低，而天花災難卻隨著十九世紀的推移有增無減（五十萬人死於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歐洲的天花流行），但天花不能被構想為一種非歐洲來源的類似瘟疫的疾病。
瘟疫不再被「帶去」，如《聖經》和古希臘文獻所描繪的，因為中介問題已經變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表述是，人們被瘟疫所「侵襲」。而且是屢遭侵襲，如笛福用來說明《大記事》系「一六六五年最後那場瘟疫襲來時倫敦所發生之事」之記事的副標題所不言而喻地顯示的那樣。甚至那些襲擊非歐洲人的致命疾病，也可能被［歐洲人］稱作「來襲」。但對疾病侵襲「他們」的描繪，總是不同於對疾病侵襲「我們」的描述。「我相信，半數左右的居民死於這場侵襲，」英國旅行家亞歷山大·金萊克在腺鼠疫（有時稱作「東方瘟疫」）肆虐開羅之際抵達該城，寫道，「然而，東方人卻比歐洲人在同類的災痛下表現出更為隱忍的態度。」金萊克這部很有影響的著作《伊歐森》（一八四四）——其富有暗示性的副標題是「東方之行帶回的印記」——從這一幻象落筆，即沒什麼理由期盼免於災禍的人，其感覺災禍之能力勢必萎縮，然後對眾多由來已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