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常常被用作隱喻，來使對社會腐敗或不公正的指控顯得活靈活現。傳統的疾病隱喻主要是一種表達憤怒的方式；與現代隱喻相比，它們相對來說缺乏內容。以「政體」內部之感染這一常見的隱喻形式為本，莎士比亞發明了許多隱喻變體——不用費神在「傳染」、「感染」、「膿腫」、「瘡」、「潰瘍」和我們稱作「瘤子」的那種東西之間進行細分。由於目的無非是抨擊，所以疾病只被分為兩類：一類雖然痛苦卻可治癒，另一類則可致人於死地。特殊的疾病被拿來充當一般疾病的樣本；任何疾病都沒有自身獨特的邏輯。疾病意象被用來表達對社會秩序的焦慮，而健康則是人人理當清楚明了的東西。此類隱喻對現代那種認為存在一種特定的主導疾病的觀念沒有影響，在這種現代觀念中，健康本身成了頗有爭議的東西。
諸如結核病和癌症這樣的大病，人們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人們用它們來提出有關個體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標，用它們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伊麗莎白時期的隱喻被用來表達對某種終究會波及個體的總體失調或公共災難的不滿，與此不同，現代的隱喻卻顯示出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刻的失調，而社會被看作是個體的對立面。疾病隱喻被用來指責社會的壓抑，而不是社會的失衡。它們時不時地出現在浪漫派把心與腦、衝動與理性、自然與人工、鄉村與城市對立起來的奇談闊論中。
十九世紀早期發明了治療結核病的一種方法，即前往氣候更適宜的地方旅行，但醫生所建議的旅行目的地卻矛盾之極。南方、山區、沙漠、島嶼——地點儘管各不相同，卻恰好有一個共同點：離棄城市。在《茶花女》中，當艾爾弗雷多贏得了維歐萊塔的芳心後，就隨即把她從邪惡、不健康的巴黎遷到了有益於健康的鄉下：立刻，她就康復了。而當維歐萊塔離開鄉村，重返城市，就等於放棄了幸福——在城市，她的厄運已經註定，結核病重新回到她身上，她死了。
癌症隱喻將離棄城市這一主題擴展了。當城市事實上還未被看作是致癌環境前，城市自身就已被看作是癌症——是一個畸形的、非自然增長的地方，一個充斥著揮霍、貪婪和情慾的地方。在《活的城市》（一九五八）中，弗蘭克·利奧伊德·賴特將早期城市與現代城市作了一番比較，認為早期城市是一個健康的肌體（「那時的城市無害於健康」）。他說：「看任何一個大城市縱橫交錯的平面圖，就是在看纖維瘤的縱橫交錯的切片。」
在整個十九世紀，疾病隱喻變得更加惡毒，荒謬，更具蠱惑性。存在著一種與日俱增的傾向，把任何一種自己不贊成的狀況都稱作疾病。本來被認為像健康一樣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義詞。在《悲慘世界》中，雨果寫道：
隱修的生活方式，譬如曾經出現於西班牙並仍見於西藏的那種隱修的生活方式，對文明來說，是一種結核病。它棄絕生活。它輕易地減少人口。幽閉，閹割。它是歐洲的災禍。
畢夏在一八〇〇年把生命定義為「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彙集」。生與死之間的這種對比，將轉換成生與病之間的對比。疾病（被等同於死亡）成了生命的對立物。
葛蘭西在一九一六年的《社會主義與文化》一文中譴責
那種把文化看作百科全書似的知識的思維習慣……這種形式的文化被用來創造那種蒼白的氣喘吁吁的唯理智論……它業已產生了一大群夸夸其談的人和做白日夢的人，他們對健康的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危害，要甚於結核病或梅毒細菌對身體的美和健康所造成的危害……
在一九一九年，曼德爾斯塔姆寫下了對帕斯捷爾納克的讚美之辭：
閱讀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作，就如同使嗓子變得乾淨、呼吸變得有力、肺部真氣充盈；這種詩歌必定是健康的，對結核病是一種很好的治療。在當代，還不曾出現比這更健康的詩歌。它就像是在喝過了美國聽裝牛奶後再去品嘗koumiss（俄羅斯乳酒）。
馬里內蒂在一九二〇年斥責共產主義時說：
共產主義是那種總是摧殘人性的官僚癌症的惡化。它是一種德國癌症，是德國特有的那種以擺弄概念為特色的作風的產物。任何為賣弄學問而擺弄概念的作風都是反人性的……
這位頭一批加入法西斯黨的義大利作家攻擊共產主義的原因，是認為其邪惡，而邪惡同樣是義大利共產黨那位未來的創始人攻擊某種資產階級文化觀念的理由（「［它］確實有害，尤其是對無產階級，」葛蘭西說）——因為它矯揉造作、學究氣、死板、了無生氣。一直以來，人們都習慣於援引結核病和癌症［作為隱喻］，來譴責那些具有壓抑性的習俗和空想，壓抑力量被想像成某一種環境，它或使人喪失活力（結核病），或使人喪失靈活性和衝動（癌症）。現代疾病隱喻使一個健全社會的理想變得明確，它被類比為身體健康，該理想經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時又是對一種新的政治秩序的呼籲。
秩序是政治哲學最早關切的東西，如果把城邦政體比作有機體是行得通的話，那把國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那些把政治混亂類比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圖以降，一直到霍布斯——把關於均衡的古典醫學（以及政治）觀念作為自己的預設前提。疾病源自失衡。治療的目標是恢複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學術語說，是恢複正常的等級制。大體來說，這種診斷總還是樂觀的。按理，社會是永遠不會患上一種不治之症的。
當馬基雅弗利使用某個疾病意象時，其假定前提是：該疾病可治癒。「癆病，」他寫道：
在發病之初易於治療，卻難以發現；而如果它既沒有在合適的時候被發現，又沒有依據正確的原理加以治療，那它就會變得易於發現，卻難以治療了。國家大事亦莫不如此，在它們降臨前，惟才智之士早有預見，因而，它們所滋生出的邪惡就能迅速被祛除；但是，若缺了這份先見之明，那國家大事就將陷入病禍中，以致惡化到這種地步，即誰都看出了問題，卻再也沒有回天之術。
馬基雅弗利援引結核病，是把它當作一種只要及早發現（在癥候幾乎尚未顯露之時）就可被治癒的疾病。只要有一種恰當的預見性，那麼疾病的進程並非不可逆轉；對政體內發生的混亂來說，也是如此。馬基雅弗利提供的這個疾病隱喻，與其說是關於社會的，還不如說是關於治國術（被看作是一種治療術）的：正如要控制惡疾，少不了深謀遠慮，要控制社會危機，亦需要先見之明。它是一個有關預見的隱喻，也是對預見的呼籲。
在政治哲學的主流傳統中，把國家失序類比為疾病，是為了以此來敦促統治者追求更為理性的政策。「儘管造化所限，一切終歸消亡，」霍布斯寫道：
但是，如果人們運用他們自詡擁有的理性，那麼他們的共同體將會獲救，至少，不會亡於內部的疾病……因而，當共同體不是因外部暴力、而是因內部混亂而走向解體時，其責不在臣民，他們不過是些原材料而已；而在君王，原材料的塑造者。
霍布斯的觀點決無宿命色彩。統治者有責任、亦有能力（通過運用理性）去控制混亂。對霍布斯來說，謀殺（「外部暴力」）是一個社會或機構消亡的惟一「自然」方式。而因內部混亂——類比為疾病——而歸於消亡，則是自殺，而這大可避免：它是意志導致的一個行為，或更確切地說，是意志的失敗（這就是說，理性的失敗）導致的一個行為。
疾病隱喻被運用到政治哲學裡，是為了以強化的效果來呼籲人們作出理性反應。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看重醫學智慧的這麼一個方面，即當某種惡疾尚處於相對容易控制的階段時，及早根治甚為關鍵。疾病隱喻也可以被用來敦促統治者去獲得另一種先見之明。一七〇八年，沙夫茨伯里勛爵寫道：
必須讓人類的某些體液有發泄的機會。就其自然本性來說，人的思想與身體全都屈從於騷動……正如血液中存在著一些奇特的酵素，在眾多的身體里引起了異乎尋常的發泄……倘若醫生們費盡心機地去平息身體的騷動，去阻斷這些已經處於此種噴髮狀態的體液，那他們就不是在提供治療，而可能是在不遺餘力地引發一場瘟疫，把春天的瘧疾或秋天的暴飲暴食惡化成了一種惡性的流行性熱病。他們無異於政體中那些非要千方百計地干預心理噴涌的庸醫們，這些庸醫在療治迷信瘙癢症和拯救靈魂於狂熱傳染症的堂皇託詞下，使得整個自然都陷入騷亂中，硬是把青春期冒出來的那麼幾處紅斑，惡化成了狂熱炎症和道德壞疽。
沙夫茨伯里的觀點是，容忍一定量的非理性（「迷信」、「狂熱」），是理性的，而嚴厲的壓制措施卻可能使混亂惡化，而不是使其得到整治，實際上把本來不過令人厭惡的東西惡化成了一場災難。對政體不應該過度施以藥石；不應該為每一種混亂都尋找到一劑葯。
對馬基雅弗利來說，是預見；對霍布斯來說，是理性；對沙夫茨伯里來說，是容忍——所有這些基於某種醫學類比的思想，全都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