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懲罰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對癌症來說，此類觀點尤其興盛。有一些說法，如與癌症「抗爭」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殺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犧牲品」。表面看來，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廣為人們接受的那種有關疾病的心理學理論把患病和康復的最終責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僅僅當作一種疾病來治療，而是當作惡魔般的敵人來對待，這種成見使癌症不僅被看作了一種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種羞恥之症。
在麻風病肆虐時期，它也曾引起類似的大得不相稱的恐怖感。在中世紀，麻風病人被看作是一個社會性文本，從中可以看出社會的腐敗；是道德的一則勸諭，是腐化的一個象徵。沒有比賦予疾病以某種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了——被賦予的意義無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義。任何一種病因不明、醫治無效的重疾，都充斥著意義。首先，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腐敗、腐化、污染、反常、虛弱）全都與疾病划上了等號。疾病本身變成了隱喻。其次，藉疾病之名（這就是說，把疾病當作隱喻使用），這種恐懼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於是變成了形容詞。說某事像疾病一樣，是指這事噁心或醜惡。在法語中，描繪被侵蝕的石頭表面時，依然用「像患麻風病似的」（lépreuse）這個詞。
流行病通常被用來作為描繪社會混亂的一種修辭手法。從「腺鼠疫」（pestilence，即腹股溝淋巴結鼠疫）這個名詞派生出「致命的」（pestilent）這個形容詞，根據《牛津英語辭典》，它的比喻意義是「對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寧有害的」（第一五一三頁）；另一個派生詞「傷風敗俗的」（pestilential）的意思是「道德上有害的或惡劣的」（第一五三一頁）。對邪惡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賦予了如此之多的意義）則被影射到世界上。
在過去，這類誇張的幻象經常被附著於那些作為群體性災難的流行病上。在最近的兩個世紀，那些最經常被當作邪惡之隱喻使用的疾病，是梅毒、結核病和癌症——這些疾病被想像成顯然屬於個體的疾病。
梅毒不僅被看作是一種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種羞恥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來描述平等時代的瀆神行為。在為自己一直沒有完成的一部評論比利時的書所作的筆記里，波德萊爾寫道：
我們每個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們每個人的骨頭裡都有梅毒——我們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
就梅毒是一種腐化道德和損害身體的傳染病而言，它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反猶主義的辯論言論中，變成了一個常用的比喻。威爾海姆·賴希在一九三三年指出：「對梅毒的非理性恐懼，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觀及其反猶主義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儘管賴希意識到《我的奮鬥》令人厭惡地一再提到梅毒，從而把性和政治的恐懼影射到這種疾病上，他卻從未想到他自己反反覆復把癌症作為現時代的各種災禍的隱喻來使用，又把多少東西影射到了癌症上。實際上，作為隱喻，癌症可比梅毒延伸到更廣的範圍。
作為一個隱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為這種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毒的遺傳（易卜生的《群鬼》），性冒險帶來的風險（查爾斯–路易·菲利普的《蒙巴那斯的布布》，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這些，都充滿了對梅毒的恐懼。但沒有神秘。梅毒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認為是單一的。梅毒是一件最恐怖的禮物，由一個可能對自己的梅毒一無所知的傳送者「傳給」或「帶給」一個對傳送者毫無疑心的接受者。與此不同，結核病卻被看作是一種神秘的折磨，病因也多種多樣——這就像當今，一方面每個人都承認癌症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謎團，可另一方面又大多承認癌症的病因是多重的。眾多的因素都被認為應對癌症負責，諸如環境中誘發癌症的物質（致癌物）、基因構成、免疫力和抵抗力的降低（因先前患過病，或遭受過情感折磨）、性格傾向等。許多研究者認為，癌症不是只有一種，從臨床上說，有一百多種不同的癌症，每一種都得單獨研究，而最終探索出來的治療方法將是一系列不同的療法，每一種療法對應於一種癌症。
當今有關癌症多種成因的觀點，與以前那種長期流行不過現已失信的有關結核病的觀點，有相似之處，這就暗含著這麼一種可能性，即癌症終究只有一種，而且正如結核病一樣，它將被發現只存在一個主要病因，可由同樣的一套治療方案來控制。實際上，正如路易斯·托馬斯所觀察到的，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並且能被控制和治癒的疾病，最終都被證明只有一個生理原因——如雙球菌之於肺炎，結核桿菌之於結核病，維他命缺乏之於糙皮病——因此，極有可能，將來也會為癌症找到類似的單一的東西（即單一的病因和單一的治療方法）。一種疾病只有通過種種不同的病因才能夠作出解釋，這種觀點正好體現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徵。正是那些被認為具有多重病因的（這就是說，神秘的）疾病，具有被當作隱喻使用的最廣泛的可能性，它們被用來描繪那些從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感到不正確的事物。
結核病和癌症不僅一直被用來表達有關污染的恐怖幻象（如梅毒一樣），而且被用來表達有關力量、虛弱以及有關活力的一些相當複雜的情感。在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結核病為雅緻、敏感、憂傷、柔弱提供了隱喻性的對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無情、損人利己之事，則被類比為癌症（因此，波德萊爾於一八五二年在《異教徒學校》一文中指出：「對藝術的瘋狂激情，是吞食其他一切的癌瘤……」）。結核病是一個曖昧的隱喻，既可以意指災禍，又可象徵高雅。癌症卻從來就只被看作災禍；在隱喻意義上，癌症是一種內在的野蠻狀態。
梅毒被看作是一種被動地感染上的疾病，是一種純屬偶然的災難。結核病曾被看作是一種活力方面的疾病，意志方面的疾病，癌症現在也被這樣看待。對精力和情感的焦慮，對它們造成的災難的恐懼，全都被附著於這兩種疾病。患結核病，被認為顯示了活力的缺乏或活力的誤耗。「太缺乏活力……體質上也太弱。」——狄更斯在《董貝父子》中如是描繪小保羅。維多利亞時代關於結核病是一種低能量（以及被強化的敏感性的）疾病的觀點，在賴希關於癌症是一種未發泄出來的能量（以及情感麻痹）的疾病的觀點中得到確切的補充說明。在一個創造性似乎無所限制的時代，人們擔心自己缺乏足夠的能量。在我們這個因經濟發展而導致破壞性的過度生產以及官僚體制日益強化對個體的控制的時代，既存在著一種對太多能量的恐懼，又存在著一種對能量不允許被發泄出來的焦慮。
正如弗洛伊德有關「本能」的匱乏經濟學的理論一樣，十九世紀產生（並一直延續到我們這個世紀）的那些有關結核病的幻象，反映出早期資本主義對於積累的態度。人們那時只擁有有限的能量，得「用在刀刃上」（在十九世紀的英語俚語中，性高潮體驗被說成是「丟了」，而不是當今所說的「來了」 ）。能量，正如儲蓄，會因胡亂支出而耗盡、耗空或用完。身體將因此而開始「銷蝕」自身，患者將「耗盡」。
用來描述癌症的語言讓人聯想到一種不同的經濟災難：不受節制的、畸形的、混亂的增長導致的經濟災難。腫瘤有能量，而不是患者有能量；「它」失控了。根據教科書的說法，癌細胞是一類排除了那種「限制」生長的機制的細胞（由於一種所謂「接觸限制」的機制，正常細胞的生長是「自我限制的」）。癌細胞的生長是沒有限制的，它們會以一種「混亂的」方式不斷地生長和蔓延，破壞身體的正常細胞、構造和功能。
早期資本主義認可按計畫花銷、儲蓄、結算以及節制的必要性——是一種依賴於對慾望進行理性限制的經濟。結核病被描繪成了這麼一些意象，它們囊括了十九世紀經濟人的種種負面行為：消耗，浪費，以及揮霍活力。發達資本主義卻要求擴張、投機、創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滿足與不滿足的問題） 、信用卡購物以及流動性——它是一種依賴於慾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經濟。癌症被描繪成了這麼一些意象，它們囊括了二十世紀經濟人的種種負面行為：畸形增長以及能量壓抑，後者是指拒絕消費或花費。
像精神錯亂一樣，結核病被理解成一種偏執：是意志的失敗，或是情感過於強烈。不過，不管結核病如何令人望而生畏，它總能喚起同情。就像當今的心理疾病患者一樣，結核病患者被認為是十分脆弱、充滿自暴自棄的衝動的人。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的醫生們致力於使結核病患者恢複健康。他們開出的處方與當今開給心理疾病患者的開明處方異曲同工：宜人的環境、遠離壓力和家人、健康的飲食、鍛煉以及休息。
但對癌症的那種理解，卻支撐著那些與此迥然不同、明顯充滿野蠻色彩的治療觀念（經常從醫生和患者嘴裡聽到的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