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結核病比起來，癌症一般不被認為是一種適合浪漫人格的疾病，這也許是因為毫無浪漫可言的抑鬱之感業已驅散那種有關憂鬱的浪漫觀念。「不難發現，美之事物若要臻於完美的極致，一種適宜的憂鬱情調總是不可或缺，」愛倫·坡寫道。但抑鬱卻是那種去掉了憂鬱的魅力的憂鬱——這魅力便是生機和衝動。
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和研究著作都在支持這種有關癌症的情感病因的理論，幾乎過不了一個星期，就會出現一篇新的文章，向普通公眾或別的什麼人宣布癌症與痛苦情感之間存在著具有科學依據的關聯。人們引述調查結果——多數文章參照了這些調查結果——說在被調查的數百名癌症患者中，據悉有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的患者感到壓抑或是對他們的生活感到不滿，並因父母親、情人、配偶或至交的去世、分手或離別引起的失落感而遭受痛苦。然而，同樣可能的是，在同等數目的未患癌症的人中，大部分人也會稱自己情緒低落，曾遭受過精神創傷：這被稱為「人類狀況」。對這些個案史的描述，採用的是一種特別直率的語言，充滿了絕望的意味，充滿了對孤獨自我及其老是不甚滿意的那些「關係」的不滿之詞和困惑之語，分明打上了我們這個消費社會的烙印。這正是眾多美國人現在用來描繪自身的語言。
十九世紀的一些醫生所做的調查顯示，癌症與那個時代的牢騷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與那些無一例外地稱自己自幼年起就一直有疏離感和孤獨感的當代美國癌症患者不同，維多利亞時期的癌症患者談到的是生活的忙碌、工作和家庭責任的重負以及喪親的痛苦。這些患者不像當今美國的癌症患者那樣對自己的生活大發不滿之詞，不去思考「有意義的關係」帶來的那些滿足感到底是何性質，建立這種關係是否可能。醫生們從他們的癌症患者的憂傷、焦慮（最常見於生意人和大家庭主婦）、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突然逆轉的運氣以及繁重的工作中尋找癌症的病因或容易引發癌症的因素——或者，如果患者是事業有成的作家或政治家，就從其憂傷、憤怒、用腦過度中去尋找，從那種與勃勃野心形影相隨的焦慮中去尋找，從公共生活的壓力中去尋找。 癌症患者，醫生們的觀察結果顯然不同。曾為大仲馬治療癌症的醫生G·馮·斯密特在一八七一年出版了一本關於癌症的書，他在書中列出了癌症的「主要病因」，即「長久的伏案研究工作或者案頭職業，公共生活的動蕩和焦慮、患得患失的野心、動輒發怒以及過度的悲傷」等。引自醫學博士薩繆爾·J·柯瓦爾的論文《作為癌症病因的情感：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貢獻》，載《精神分析評論》，第四十二輯第三卷（一九五五年七月）。">
據認為，十九世紀的癌症患者是因活動過量和情感過度而患上癌症的。他們的內心似乎充滿了不得不加以抑制的情感。作為預防癌症的一項建議，一位英國醫生勸告他的患者們「要避免過度消耗精力，要泰然面對生活的不幸；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任何悲傷」。這類斯多葛式的建議現已被取代，開出的新處方是自我發泄，包括從傾訴療法一直到尖叫療法等一系列療法。一八八五年，波士頓的一位醫生告訴「那些患有明顯良性乳房腫瘤的人保持心情愉快的好處」。今天，這種建議會被看作是在鼓勵某種形式的情感分裂，而情感分裂如今被認為容易使人患上癌症。
在對癌症的心理方面的原因的通常描繪中，往往搬用自蓋倫以降的古老權威人士的話作為證據。蓋倫（公元二世紀人）認為「憂鬱的婦女」比「樂觀的婦女」更容易患乳腺癌。他所說的憂鬱，是指一種具有複雜的性格方面癥狀的生理狀態；對我們而言，這個詞僅指一種心理狀態。英國外科醫生阿斯特萊·庫柏爵士一八四五年說：「悲傷和焦慮」是乳腺癌「最常見的病因」之一。但十九世紀的這些觀察與其說支持了還不如說動搖了二十世紀後期的一些觀念——對十九世紀的那種躁狂症或躁狂——憂鬱症的人格類型的描述與對當今心灰意冷、自我憎恨、情感冷漠的癌症人格的描述正好相反。就我所知，那些相信化學療法和免疫療法對治療癌症有療效的腫瘤學家，沒有誰參與到對某種所謂特定的癌症人格的虛構中。不用說，那種認為憂慮能影響免疫功能（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導致疾病免疫力的下降）的假說，與情緒導致疾病的觀點幾無共同之處，而且也沒有為這種觀點提供什麼證據，更別提那種認為某種特定的情緒導致某種特定的疾病的觀點了。
當今有關現代癌症人格類型的臆測，可在十九世紀有關結核病的著述中找到其真正的源頭和對應表述，在這些著述中，以相近的術語加以表述的同樣的理論一直以來頗有市場。紀登·哈維在他所著的《英國病》（一六七二）中稱，「憂鬱」和「脾氣暴躁」是誘髮結核病（他用了一個隱喻來稱呼結核病——「侵蝕」）的「惟一原因」。在一八八一年，即羅伯特·柯赫發表論文宣布發現結核桿菌並指出結核桿菌是結核病的首要病因的前一年，一本標準的醫學教材開列出結核病的諸種病因：遺傳因素、不利的氣候、足不出戶的伏案生活、通風不暢、陽光不足以及「情緒抑鬱」。 儘管這一條目在該教材再版時不得不加以修改，但要過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觀念才會失去可信度。卡夫卡在一九二〇年致米萊娜的信中寫道：「我患的是心理疾病，肺部的疾病不過是我的心理疾病的漫延而已。」情緒導致疾病的理論被應用於結核病，到二十世紀仍然相當流行——直到最終找到了治療這種疾病的方法才告壽終正寢。這種理論在當今的時髦應用——它把癌症與情緒消沉以及缺乏自信和對未來的信心聯繫在一起——可能像當初它被應用到結核病上一樣站不住腳。
根據歷史學家凱斯·托馬斯的描述，在十六世紀末期和十七世紀瘟疫肆虐的英格蘭，人們普遍相信「快樂的人不會感染瘟疫」。在傳染的性質被弄清之前，愉快的心態能夠抵禦疾病，對各種傳染病而言，這種幻象都可能甚為流行。心態導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療疾病——此類理論，無一例外地透露出人們對於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貧乏。
此外，一種特別現代的偏好是對疾病進行心理方面的解釋，恰如它偏愛對其他任何東西進行心理解釋一樣。心理學解釋似乎為那些人們事實上控制不了或幾乎控制不了的經歷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學解釋瓦解了疾病的「現實」。人們必須對現實進行解釋（它其實意味著什麼什麼，或，它是什麼什麼的象徵，或，它必須如此如此解釋）。對那些活著時既不接受宗教賦予死亡的那種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東西）是一個自然過程的人來說，死亡是令人厭惡的神秘之事，是最終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棄掉。心理學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大部分來自它是一種升華的唯靈論這一事實：以一種世俗的、貌似科學的方式肯定「精神」對物質的優先性。疾病這種無法避免的物質現實可以被賦予一種心理解釋。死亡本身也最終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心理現象。格羅德克在《它之書》（他這裡談到的是結核病）中宣稱：「那些想死的人，那些不能承受生命的人，才會死。」自弗洛伊德和榮格始，眾多的心理學思想都暗含著這麼一個許諾，即死亡在當今是可以被戰勝的。
至少，有人已作出了這樣的許諾，即疾病能夠被戰勝。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變得不那麼真實了——不過，作為補償，它變得更有趣了。在整個現代歷史中，有關疾病的思考都傾向於不斷擴大心理疾病的範疇。事實上，當代文化中對死亡的否棄，部分是因為這種疾病範疇的極大擴展所致。
疾病範疇的擴展，依靠兩種假說。第一種假說認為，每一種對社會常規的偏離都可被看作一種疾病。這樣，如果犯罪行為可被看作是一種疾病的話，那麼，罪犯就不應該遭譴責或受懲罰，而是被理解（像醫生理解病人那樣）、被診治、被治療。 第二種假說認為，每一種疾病都可從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說來，疾病被解釋成一個心理事件，好讓患者相信他們之所以患病，是因為他們（無意識地）想患病，而他們可以通過動員自己的意志力量來治病；他們可以選擇不死於疾病。這兩種假說互為補充。第一種假說似乎在消除內疚感，而第二種假說卻又恢複了內疚感。有關疾病的諸種心理學理論全都成了一種把責任置於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們自己在不經意間造成了自己的疾病，這樣好讓他們感到自己活該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