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有一個主角，那就是「疾病隱喻」，但它卻是一個反角。本書是一本文集，為兩篇篇幅很長的批評文字（作者自己有時稱之為「小書」）之合集。之所以合為一集，是因為它們的主角是同一個。《作為隱喻的疾病》（）最初連載於《紐約書評》（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二月九日、二十三日），後略作修改，由紐約的法拉爾–斯特勞斯–古魯出版社於同年出版。《艾滋病及其隱喻》（）由同一家出版社於一九八九年出版。此合集由紐約達博迪出版社於一九九〇年一月出版。雖然兩篇論文的寫作和發表在時間上相隔近十二年，但主題及處理方式相同，都是考察疾病（尤其是傳染性流行病，如結核病、麻風病、梅毒、艾滋病，及惡性的腫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一種疾病的隱喻又如何進入另一種疾病的隱喻。
作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女士在發表於一九六四年的文章《反對闡釋》中曾把「意義的世界」稱為「影子的世界」，而她通過眼下這兩篇文章所要做的是將鬼魅般縈繞在疾病之上的那些隱喻影子進行徹底曝光，還疾病以本來的面目——以她自己的話說，是「把那種具有堂吉訶德色彩和高度論辯性的『反對闡釋』策略運用到了真實世界，運用到了身體上」，為的是「平息想像，而不是激發想像。不是去演繹意義，而是從意義中剝離出一些東西」。可以說，構成姊妹篇的這兩篇文章是米歇爾·福柯所倡導的知識考古學的具體而微的實踐。它們寫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激進政治運動業已偃旗息鼓之後的七八十年代，共和黨人里根和保守黨人撒切爾夫人的所謂「新保守主義」時代，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所謂「自由市場」時代。像歷史上所有中途受挫的政治激進運動一樣，未完全耗盡的革命能量被迫轉入象徵領域的鬥爭，即從街頭轉入書齋。然而，激進派很快意外地發現，原來象徵領域的鬥爭遠比街壘戰更加大有可為、更加觸及根本（其實也更安全）；此外，他們越來越陶醉於革命聯動效應的幻想，彷彿只要一磚一瓦地拆除了象徵領域這座頑固的作為基礎的堡壘，那麼具有壓迫性的權力秩序就會隨之轟然坍塌，公正而自由的世界就將來臨。他們從經濟基礎領域退入上層建築領域，從現實政治領域退入文化象徵領域，卻又把馬克思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模式作了一番修改，變換成以福柯為其代表人物的那種「權力/話語」模式，作為利器帶進了文化象徵領域。這樣，象徵秩序被設想為權力秩序的基礎。他們絕不是布朗基那一類身著黑色披風的革命密謀家，而是革命的鼴鼠：他們在象徵領域的歷史地層深處四處打洞，到處嚙噬權力等級制的大樹盤根錯節的根莖，直至地面上的大樹因象徵水分和合法性養分的枯竭而衰萎敗落。
長期從事文藝批評和小說創作的桑塔格之所以突然對疾病隱喻產生興趣，有其個人體驗。她曾身患癌症，在持續數年的治療中，她不僅得忍受疾病本身帶來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徵意義的重壓。在她看來，後一種痛苦遠比前一種痛苦致命，因為它以道德評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作為隱喻的疾病》發表於桑塔格癌症康復之後，而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艾滋病成為一種新流行病時，桑塔格從中發現了那些古老隱喻的幽靈重現，便又寫下《艾滋病及其隱喻》。這兩篇文章不是有關疾病的醫學專業論文，而是有關疾病的意義和隱喻的文化批評論文（考慮到桑塔格反感那種高堂講義式的論文，而更樂於使用片斷式寫作，「論文」一詞並不是一個合適的名稱），是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批判，或者說它們通過揭示附著在疾病之上的隱喻來揭示有關疾病（當然，不僅僅止於疾病）的那種隱喻性思考方式。正如桑塔格在書尾所說：「使疾病遠離這些意義、這些隱喻，似乎尤其能給人帶來解放，甚至帶來撫慰。不過，要擺脫這些隱喻，光靠迴避不行。它們必須被揭示、批評、細究和窮盡。」因而，患者及其親友、道德家、醫生、衛生官員、意識形態家、詩人、小說家以及其他普通讀者，將帶著不同的心情閱讀這本書。他們中有些是疾病隱喻的製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傳播者，還有一些，則是受害者。
這兩篇文章當初之所以不是發表在諸如《柳葉刀》之類的專業醫學刊物上，是因為它們的潛在讀者不僅僅是醫學圈子中人。毫無疑問，大規模的傳染性流行病不僅是一個醫學事件，而且被當作是一個文學事件，一個道德事件，一個政治事件，此外，還是一個經濟事件。剛剛過去（它還會回來嗎？順便說一句，譯者翻譯此書時，適逢SARS肆虐北京，而本書為譯者觀察流行性傳染病的社會層面，提供了一個有啟發性的視角）的SARS，像是歷史上任何一場大規模傳染病的重演，那是一系列的戲劇——只不過，在一個科學已發展到足以準確預測一顆與地球遙隔霄漢的彗星到達地球的確切時間的時代，一個想當然地認為一切大規模傳染性流行病一去不返的時代，SARS病毒卻像一個來去無蹤的幽靈，這強化了它的神秘性，而神秘性正是隱喻的滋生地。同時，這個科學至上的時代，又是一個強調可控制性的時代，因而對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東西奇特地顯示出一種非科學的態度。
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義的科學性思維，一方面是竭力尋找意義的隱喻性思維：前者試圖創造一個只有事實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以一八五一年倫敦世界博覽會的玻璃大展廳為喻，稱之為「無人居住的水晶宮」），後者卻試圖以一個意義世界（宗教、道德、文學等）來取代這個事實世界。當然，「兩種文化」之間的分裂，並非是近來才有的一個現象。兩者的分裂可追溯到十八世紀後期英國工業革命時代，到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時代，這兩種文化就分別找到了各自最雄辯的意識形態家。然而，「兩種文化」的分裂的背後，是兩個階級之間的分裂，是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分裂。在與資產階級進行的政治領導權和經濟領導權的爭奪戰相繼失利以後，貴族發現自己的真正社會優勢在於「文化修養」，儘管這種修養仍舊是貴族自身階級的美學理想和倫理寄託，充滿了種種從道德和美學上貶低其他階級的等級制陳見，但為了贏得與資產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戰爭，它卻以普世主義的面目出現，而不那麼有階級意識的人或處於政治無意識狀態的人就把這些陳見當作了不言自明的東西加以接收，他們腦袋裡大抵就塞著諸如此類的陳詞濫調。於是，結核病成了具有貴族色彩的浪漫病，而痛風則成了資產階級的病，更不用提中風和癌症了，彷彿疾病也具有了階級性和不同的美學等級（疾病當然有階級性，但這只不過是經濟方面的階級性的醫學表現，與道德、美學方面的階級性不是一回事，卻偏偏被認為是一回事）。但疾病隱喻還不滿足於停留在美學和道德範疇，它經常進入政治和種族範疇，成為對付國內外反對派、對手、異己分子或敵對力量的最順手的修辭學工具。
桑塔格曾就「兩種文化」的分裂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見其文集《反對闡釋》之最後一篇）。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從《反對闡釋》到《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這一系列文章可以說構成了資產階級文化向貴族文化奪回領導權的宣言文字，是一直被拖延了近兩個世紀的一場文化戰爭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決戰。具有歷史反諷意味的是，桑塔格那一代中產階級的孩子們自認為是資產階級的不肖之子，而且也的確為其資產階級父輩們所深惡痛絕，但他們所完成的歷史事業其實是當初老資產階級革命的未竟之業，那就是為資產階級奪取文化領導權。以多元化的新感受力對付「惟一的一種闡釋」，或者說以「反文化」（羅扎克語）對付「文化」，就是以文化民主制對付文化等級制。資產階級文化不是它自以為的前現代文化，而是後現代文化，前者的等級制顯然與資本主義政治領域的自由主義、經濟領域的自由市場處在非同質狀態。老資產階級把前現代文化當作資產階級自身的文化，犯了一個歷史錯誤，落入了被它取代的那個階級（貴族）布置下的一個圈套。儘管六十年代中產階級孩子們的造反似乎是在造老資產階級的反，但老資產階級不過是「高級文化」（誰都知道這指的是什麼）的一個無意識的代理人而已。
《作為隱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隱喻》是六十年代那一場文化大戰沉寂後亂糟糟的戰場上出現的那種零星的追逐戰。「文化」這支龐大的軍隊遭到了大潰敗，可它的散兵游勇卻仍四處滋擾。桑塔格選擇「疾病隱喻」作為自己窮追猛打的對象，一直將它們攆到了其出發地。這種零星的追逐戰遠比那種大規模的陣地戰更需要耐心，更需要洞察秋毫的眼力，也更容易失去目標，因為這是桑塔格在某個時候所說的那種「一頭扎進去的批評」。我們可以看見，在這片大局已定的戰場上，到處都有這種大大小小的追逐戰，雷蒙·威廉斯和特雷·伊格爾頓追擊「英國文學」，羅蘭·巴特追擊「資產階級寫作」，薩義德追擊「東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