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家麟撰）
蔣夢麟對於推動中國教育的近代化有一定的貢獻。從大清王朝的末代秀才到留美博士，成為他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他鼓吹西化，曾主張「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但又並非全盤西化派，也曾主張中西學兩者融合，尋求互補等；在教育上，他為北京大學的發展和中國現代教育基本體制的確立，用心良苦；他崇拜杜威，倡導實用教育等新思想；他還倡導節育等，這些也都體現了他的新潮理念。
蔣夢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四），幼名夢熊，字兆賢，少賢，號孟鄰，筆名唯心。浙江餘姚縣蔣村人。童年時代接受傳統私塾教育，稍長入西式中學校，一九○八年赴美國留學，先後進加州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一九一七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學位。留學美國九年，歸國後得展長才，一九一九年任《新教育》雜誌主編，又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浙江大學校長，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一九三○至一九四五年任校長，主持北大前後達十七年，對於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具有重大的貢獻。但是他在整個華人界，又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本文主要選取他一生中有關中外文化的問題，加以論述。
◎【一、從《西潮》到《新潮》】
蔣夢麟自傳體的《西潮》，是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躲警報時，在暗黑的防空洞裏用英文撰寫的。他說，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使用英文寫出的字較易辨識。英文本一九四五年在美國出版。中文譯本則於十二年後由《中華日報》發行。兩種版本都很受歡迎，佳評潮湧，於是蔣夢麟決定繼續寫他下半生的自傳，並定名為《新潮》。他說：「這本書裏要講的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經驗。經驗是寶貴的；可是寶貴的經驗是付重大的代價買來的。」可惜《新潮》並未寫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隨筆，很是可惜。近五十年來，這兩本書在知識份子中有很大的影響力。
關於兩書的異同，蔣夢麟說了這樣的話：「以前我寫過《西潮》，那是講外來的文化，所予我們中國的影響；現在我在這本《新潮》裏，要講的是中國文化因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自己所發生的種種變化。」「我們受了西方來的狂潮的激盪以後，國內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變化，勢如洶湧澎湃？我們叫這變化為新潮。」
蔣夢麟認為文化是有生命的有機體，它會生長發展，也會衰老死亡。如果能不斷吸收新的養分，經常保持新陳代謝的作用，則古老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也可復興。促進文化發展的因素有二，一是內在的，基於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想方法來創造發明。一是外來的，基於環境的變遷，不得不採取新的適應方法。中國文化是少數繼續生存的古文化之一，原因是能不斷吸收新的文化與適應新的環境。這種情況可以推到戰國時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到唐而大盛，逐漸演變為中國自己的思想，與儒道兩家思想共存。新儒學的陸王程朱都受佛教的影響。明末西洋耶穌會士東來，引進西洋的科學，也影響了清代的學風。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使中國發生了大變動。他說：「西方來的潮流改變了中國的環境，中國文化也不時在變化，以求適應環境。不過，這並不是外國文化取代本國文化，也不是本國文化屈服於外國文化。
◎【二、寒窗苦讀，末代秀才】
蔣夢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五歲時以背誦《三字經》開始。那時他恨透了家塾，一度蹺課回家。後來老師講解課文，他才從四書五經裏慢慢瞭解做人的道理。從修身著手，其次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他雖覺得背古書既乏味又愚蠢，但一個人到了成年時，常常可以從背得的古書裏找到立身處世的指南針。他看到所有的學者名流，達官貴人都經過寒窗苦讀的煎熬。蔣夢麟也和其他學生一樣，對前途有無限的希望。「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這類格言驅策著他向學問之途邁進，決定參加科舉考試。他進了正式的紹興中西學堂和浙江高等學堂，參加郡試，初試和復試都榜上有名。
蔣夢麟見西化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遂轉入上海的南洋公學，計劃赴外國留學。他努力學習，每當發現對某些問題的中西見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時，總有難以形容的喜悅；當發現歧見時，就加以研究，設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他開始瞭解東西方的整體性，也體會到陸象山所說的，「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他培養自己以理解為基礎的判斷能力，不再依賴傳統的信仰，他自稱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他不贊成經過日本向西方學習，而是直接向西方學習。於是立志赴美國留學，可是蔣夢麟參加官費留美的考試沒被錄取。他要求父親資助，前往舊金山，考入加州大學。
處身在西洋潮流衝擊中國的大時代，他從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到西洋新式的大學教育，從老式的秀才到洋式的博士，從古老的農村家庭到摩登的都市文明，從帝制下的順民到撰文鼓吹革命的作家。這是他不平凡的經歷。他有獨特的學習過程，學貫中西的學養，不僅悠遊於中西兩種文化之間，來去自如，也通曉中國的新舊文化，時而用文言，時而用白話寫作。既可引經據典，又可舉證歐美，得心應手。
◎【三、「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一九○九年，蔣夢麟參加革命黨人在舊金山的機關報《大同日報》的編輯工作，並擔任主筆。除寫鼓吹革命的文字外，也討論中西文化的比較，蔣夢麟是對這個問題注意得最早的學者，而且一直保持這方面的興趣。
由美回國後，他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中留學歐美者薪水最高，月薪可至二百元；留日者可到一百五十元。陶希聖等有教學經驗的國？學者月薪僅八十元。餘如書桌大小，板凳抑或籐椅，書架型式，墨水花樣等等都有差別待遇。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七十四—七十五頁。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在上海發表多次演講。他喜歡講西洋文化的淵源，並將其與中國文化比較。西洋文化的源頭在希臘，演講總會提到蘇格拉底和亞裏士多德等人。守舊的人很不喜歡他，頗有批評。有一份報紙刊出一幅漫畫，一個戴博士方帽，面孔瘦削的人，口吐蘇格拉底和亞裏士多德的洋名字。此後他雖繼續演講西洋文化，但避免大談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淵源，改為強調中國的富強之道，也就不再提及這幾位希臘哲學家。
在主持北大期間，蔣夢麟熱心提倡接受西方文化。這是五四時期好幾位開明學者都抱持的態度。一九一九年九月，他在《新教育》上發表《新文化的怒潮》說：「凡一個大潮來，終逃不了兩大原因，一個是學術的影響，一個是時代的要求。換言之，一個是思想的變遷，一個是環境的變遷。」針對五四後的主要問題，他說：
「青年青年，你們自己的能力就是水。運用千百萬青年的能力，就是決百川之水。集合千百萬青年的能力，一致做文化的運動，就是彙百川之水到一條江裏，一瀉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國腐敗社會洗得乾乾淨淨，成一個光明的世界？」
在一次公開演說中，他說到要「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他認為將來「有三件重要的事，很應當注意的」：
第一，對於西洋的文化，「用全力去注意它」。
「這話雖是老生常談，不過現在我們是要去實行。從前張之洞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總要體用兼備才對。現在我們卻要把這句話反過來說了，當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這是我一個朋友說的話，真是有理。因為我們的國學須經過一番整理的工夫才行；整理國學，非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不可。所以第一步還是先要研究西學。況且現在應用的學問，大半須從西洋得來。」
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整理國學。
他強調「非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不可。」第一步要先研究西學。多習外文，多念西書。「我們若能夠以科學方法研究出來的結果，出一部『國學叢書』來，使將來一般的國民，領會了國學以科學方法來研究的好處，便可以知個國學的大概，用不著再要拿許多的書來讀才知道，這不是求學的經濟方法麼？」
「第三件要務就是注重自然科學。這是為文化運動紮根的工作。無論是文科的，法科的，理科的，都應著實的注意自然科學。」
體用論是深具爭議性的題目。蔣氏解釋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不過是說：「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對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國很想穩步前進，不敢放步飛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卻不肯等她。西潮沖激著她的東海岸，泛濫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並且很快彌漫到黃河流域。雖然她最近鬧了一場嚴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點比較重要的食物」。
他的西化主張也許過分，但也可反映當年西化派愛慕賽先生的立場。在主持北大期間，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將原來的圖書部擴建為美國式的圖書館。從籌款、設計、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