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現代世界中的中國】 第三十二章 中國與日本——談敵我之短長

日本在培利上將抵達以前,只是中國大陸文化的一支而且是很單純的一支。自從這位海軍上將來過以後,日本就變為中西文化的混合體了。除非你能同時瞭解中國和西方,否則你就無法瞭解日本。

但是單單瞭解日本的中西兩種文化的來源是不夠的。分支可能與它們的主體相似,但是並不完全相同。把相似的東西看成完全相同而遽下斷語,很可能差以毫釐而謬以千里。同時,兩種文化的混合,還可能使原來文化變質。

中國大陸文化在日本的支流導源於唐朝(六一八——九○七年)。唐代文化中許多可貴的成份,其中包括從西域輸入的印度文化與從伊蘭民族間接輸入的古希臘文化,在中國因千餘年來歷經異族侵略,已逐漸衰落,但在日本卻被保留下來了。唐代的舞蹈、音樂、美術、習俗、語音和尚武精神,都還留在日本。如果你想瞭解一點唐代文化,你最好還是到日本去一趟。日本以唐代文化為基礎,其中包括儒家思想與唐代所吸收的佛教文化及其他外來文化。又在南宋時代(日本鎌倉時代)輸入宋儒朱子之學,蓋隨禪僧而俱來者。因此造成在日本儒佛一致之思想。尋至明末之際,德川氏本其向來保護禪僧研究儒學之素志,於開府江戶(東京古名)時,廣招儒者講學刻書,極一時之盛。並藉新政權之威力,使儒家之學為此後日本興國之張本,而為日本發展了道德、政治、經濟、史學、數學與夫流入民間之教育。日本雖於晉初從朝鮮人王仁得《論語》、《千字文》,而在明末又輸入了陽明之學,但經世之學的中心則在朱子之學。到了咸同之間,明治維新,以儒家經世之學與西洋近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相接引,遂在短短數十年裏成為史無前例的東西兩洋文化的大結合,而致日本於盛強之境。並予文化祖國的中國以極大的鼓勵與興奮。在我幼年時代,我們一輩青年,都奉日本為師,希望日本反哺文化之母鳥而幫助中國復興。惜乎日本秉國的軍閥,知盡忠於己,而不知施恕於人。知義而不知仁,見小而不見大,識近而不識遠。致使中國近六十年之歷史成為中日關係之慘痛史,終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真是歷史上很大的一幕悲劇。

我們此後應把中國文化廣稱為大陸文化,作為中國、日本、韓國、越南共有之文化,亦猶希羅文化(古希臘羅馬合流之文化)之為歐美各國共同之文化。若在文化方面抱狹義之國家主義,則反將文化之價值減低了。

實際言之,唐代文化所包含外來因素既廣且多,在當時已成為國際文化,因其來甚漸,故國人不自覺耳。日本於吸收唐代文化時,亦於不知不覺中吸收了當時的國際文化,此亦日本之大幸也。

日本善於傚法。她傚法唐宋的文化而定立國之基礎;她傚法英國建立海軍;傚法德國訓練陸軍;傚法美國發展工業。她傚法十九世紀的西方建立殖民帝國——只可惜晚了一步。她傚法德國閃電戰術而發動珍珠港的突擊——只可惜太遠了一點。

我很欽佩日本的善於模仿,這是中國所做不到的,因為她在這方面似乎有點笨腳。但中國創造能力彌補了這一缺憾,她創造又創造,一直到唐代衰亡。此後千餘年歷經異族侵略、饑饉、疾病等災禍,終至精疲力竭。

美國的情形和日本很相似,美國文化是歐洲文化的一支,所不同的是從英國來的早期殖民者是帶愛好自由的種籽而俱來的。因此美國創造又創造,直到她成為世界上最工業化的國家,同時也是最重理想和人道的國家。美國的偉大就在於這兩種矛盾因素的溶而為一。

日本在國際舞台上的空前成就,應該完全歸功於依循西方路線所進行的改革。這些改革是在世襲的統治階級領導下完成的。他們孕育於尚武精神之中,傚法他國並使之適應本國,對於領袖和祖國更是精忠不貳。他們統治下的老百姓,最大的美德就是擁護領袖,服從命令。因此從明治初年(一八六八年)開始的日本改革運動,始終是堅定不移地朝著固定目標前進。

回頭看看我們自己:中國的改革卻必須從基層開始,也就是由下而上的。我們沒有世襲的統治階層,除了相當於貴族的士大夫階級之外,也沒有貴族階級,要使這遼闊的國度裏的人民萬眾一心,必須仰仗老百姓之間的學者領袖來驅策督導。因此改革的過程必然很緩慢,而且迂迴曲折。政治領袖像孫中山先生,學者領袖像章太炎、梁任公、蔡孑民諸先生,都是來自民間的學者。他們來自民間,又帶著能根據他們的社會理想和知識上的遠見而深入民間。

現代日本是統治階級建立起來的,現代中國係平民百姓所締造。因此,在日本當一個領袖要容易得多,他可以任意獨裁,他要人民做什麼,人民就會做什麼;在中國當一個領袖的卻必須教育人民,而且真正地領導人民——這是一種遠為困難的才能,也必須具備超人的才智創造能力。

中國在採取改革措施方面每較遲緩,但是她一旦決心改革,她總希望能夠做得比較徹底。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她從製造炮彈著手,進而從事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乃至介紹西方思想。她揚棄了舊的信仰,另行建立新的,直至這些信仰成為她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為止。她是一位學者,一位道德哲學家,也是一位藝術家。她的文化是從她的生活發展而來的,她不會輕易滿足於西方的思想觀念,除非她能夠把這些觀念徹底同化而納之於她的生活之中。因此與日本比起來,中國的思想是現代化的,但是她的社會和工業建設卻仍舊落在日本之後。這是這位哲學家兼夢想家的天性使然。

中國胸襟寬大,生活民主,而且能自力創造,但是她缺乏組織、紀律和尚武精神。她是學者之國,最受尊敬的是學問,最受珍視的是文化。但是保衛國土的武力則尚待建立。中國的優點正是她的弱點所在。

日本的情形也是優劣互見,日本人是位鬥士,也是位很幹練的行政人員。日本所吸收的西方文明只是軍事方面的上層結構,並未觸及人民較深一層的生活和思想,她的上層結構固然現代化了,她的精神和觀念卻仍然是中世紀的。對這種情形,讀者自然不會感到驚奇,因為封建制度廢除的時間甚短,故封建精神在明治時代仍然存在,中國則在西曆紀元以前就已經廢除了。

日本對同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只有部分的成功。例如日本對忠和恕這兩個重要的道德觀念只學到忠,卻無法瞭解恕。這或許受政治與地理環境之影響而使然,然而日本人之不能以恕道待人,卻是事實。忠和恕是中國生活的兩大指導原則,忠在封建國家或黷武國家是必不可少的品德,恕則是學者的美德。日本一向堅執己見,不肯考慮別人的觀點。日本人胸襟狹窄,連他們自己都有此自覺,這種偏狹的心理使他們無法具備建立洲際殖民帝國所必需的領導能力。他們有野心,有武力,但是缺乏政治家風度。所以他們藉武力而建立的「東亞共榮圈」,只如空中樓閣,頃刻幻滅。忠和恕在中國卻是攜手同行的。她不但忠貞,而且處處為人設想。中國並不覺得忠於她自己的思想觀念就應該排斥他人的觀點。她常常設身處地考慮別人的觀點,這就是所謂恕。日本人對恕的觀念很薄弱,所以不克瞭解中國。

日本的行為很像一個身體健壯的頑童。他抓住了公羊的兩隻角不許牠動,公羊急得亂叫亂跳,用角來撞他,結果他不是被迫放手,就是被撞倒地上。他想不通這隻公羊為什麼這樣不聽話。可憐的孩子!他應該想想如果有人抓住他的兩隻耳朵,他的反應又如何?他應該設身處地想一想,這樣他就會瞭解中國了。

使日本人變為好戰民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們的一種錯誤信念,他們認為日本是個神聖的國家,係神所締造,而且應該根據神的意志行事,並且征服世界。這種心理是由軍閥御用的歷史家歪曲史實所造成的。為西洋人或中國人所不易瞭解,但是日本人卻的確如此深信不疑。中國人也相信神佛,但是他們把神佛當作道德的監護者,而不是戰爭的呵護者。日本人卻認為日本稱霸是神的旨意。

從悠遠的年代以來,日本的統治階級一直相信神佛在戰時總是站在大日本這一邊的。元朝不克征服她時,他們就認為那是神佛以無邊的法力保護了她。他們認為吹毀忽必烈汗蒙古艦隊的颱風就是神佛的旨意。我修改本稿時,已在戰後十多年了,還在日本箱根遇見一位老尼。她說人們應該信佛,日本打敗蒙古人,就靠佛的法力的。日本人一直相信歷代天皇都是神的嫡親後裔。直到戰後,日本歷史家得到言論自由,才用科學方法,把那些凝結在教科書裏的神話,一口氣吹散了。

中國某大學的一位教授,原是東京帝大的畢業生,他曾作過一件發人深省的歷史研究工作,說明了這種宗教性的愛國熱狂如何發展為日本帝國主義。這種宗教性的愛國熱狂表現於軍人日常生活者更是屢見不鮮。中日戰爭期間,幾乎所有日本士兵身上都帶著佛教或神道的護身符。我曾經見過許多由中國士兵從戰場撿回來的這種護身符。中國士兵因為見得多了,就把這些護身符看作敵人裝備中必備的一部分,除了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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