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丟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蕩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北京曾為五朝京城，歷時一千餘年，因此成為保守勢力的中心，慈禧太后就在這裡的龍座上統治著全中國。光緒皇帝在一八九八年變法維新，結果有如曇花一現，所留下的唯一痕跡只是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或直呼為大學堂，維新運動短暫的潮水已經消退而成為歷史陳跡，只留下一些貝殼，星散在這恬靜的古都裏，供人憑弔。但是在北京大學裡，卻結集著好些蘊蓄珍珠的活貝；由於命運之神的擺佈，北京大學終於在短短三十年歷史之內對中國文化與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於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瞭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致用」的思想適成強烈的對照。蔡先生對學問的看法，基本上是與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過孫先生的見解來自自然科學，蔡先生的見解則導源於古希臘哲學。
這位著名的學者認為美的欣賞比宗教信仰更重要。這是中國與古希臘文化交融的一個耐人尋味的實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著中國學者對自然的傳統愛好和古希臘人對美的敏感，結果產生對西洋雕塑和中國雕刻的愛好；他喜愛中國的山水畫，也喜愛西洋油畫；對中西建築和中西音樂都一樣喜歡。他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傳統見解；認為宗教不過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愛美的習慣來提高青年的道德觀念。這也就是古語所謂「移風易俗莫大於樂」的傳統信念。高尚的道德基於七情調和，要做到七情調和則必須透過藝術和與音樂有密切關係的詩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學。他不但相信科學可以產生發明、機器，以及其他實益，他並且相信科學可以培養有系統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習慣，有了系統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則的發現，定理定則則是一切真知灼見的基礎。
蔡先生年輕時鋒芒很露。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闢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適成強烈的對照。有一位浙江省老舉人曾經告訴我，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裏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繳卷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繳給考官。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裏中了舉人。後來他又考取進士，當時他不過三十歲左右。以後就成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谷，樂於接受西洋觀念。他那從眼鏡上面望出來的兩隻眼睛，機警而沉著；他的語調雖然平板，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瞭，也像絨布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動沉穩。他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著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讀，而且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他虛懷若谷，對於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
當時的總統黎元洪選派了這位傑出的學者出任北大校長。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的重大改革。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歷史、哲學，和四書五經也要根據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裏，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裏，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時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同樣的命運。在南方建有堅強根據地的國民黨黨員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國的和外國的保守人士卻一直指責北京大學鼓吹「三無主義」——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與蘇格拉底被古希臘人指責戕害青年心靈的情形如出一轍。爭辯不足以消除這些毫無根據的猜疑，只有歷史才能證明它們的虛妄。歷史不是已經證明了蘇格拉底的清白無罪嗎？
我已經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學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學院院長陳仲甫（獨秀）則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認為那是使中國現代化的兩種武器。自由研究導致思想自由；科學破壞了舊信仰，民主則確立了民權的主張。同時，哲學教授胡適之（適）那時正在進行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作表情達意的工具。白話比較接近中國的口語，因此比較易學，易懂。它是表達思想的比較良好也比較容易的工具。在過去知識原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推行白話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識。白話運動推行結果，全國各地產生了無數的青年作家。幾年之後，教育部並下令全國小學校一律採用白話為教學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綠洲。知識革命的種籽在這塊小小的綠洲上很快地就發育滋長。三年之中，知識革命的風氣已經遍佈整個北京大學。
這裡讓我們追述一些往事。一個運動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與後果。在知識活動的蓬勃氣氛下，一種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學生之中發展開來。我曾經談過學生如何因細故而鬧學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同時青年們認為中國的遲遲沒有進步，並且因而招致外國侵略應由清廷負其咎，因此掀起學潮表示反抗。
第一次學潮於一九○二年發生於上海南洋公學，即所謂罷學風潮。我在前篇已經講過。幾年之後，這種學生反抗運動終至變質而流為對付學校廚子的「飯廳風潮」。最後學校當局想出「請君入甕」的辦法，把伙食交由學生自己辦理。不過零星的風潮仍舊持續了十五六年之久。有一次「飯廳風潮」甚至導致慘劇。杭州的一所中學，學生與廚子發生糾紛，廚子憤而在飯裏下了毒藥，結果十多位學生中毒而死。我在慘案發生後去過這所中學，發現許多學生正在臥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場上，等待死者家屬前來認領葬殮。
表現於學潮的反抗情緒固然漸成過去，反抗力量卻轉移到革命思想上的發展，而且在學校之外獲得廣大的支持，終至發為政治革命而於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
第二度的學生反抗運動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發。此即所謂五四運動。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到中國，說歐戰中的戰勝國已經決定把山東半島上的青島送給日本。青島原是由中國租借給德國的海港，歐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青島。中國已經對德宣戰，戰後這塊租地自然毫無疑問地應該歸還中國。消息傳來，舉國騷然。北京學生在一群北大學生領導下舉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千學生舉行群眾大會，並在街頭遊行示威，反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高喊「還我青島！」、「抵制日貨！」、「打倒賣國賊！」寫著同樣的標語的旗幟滿街飄揚。
當時的北京政府仍舊在軍人的掌握之下，僅有民主政體和議會政治的外表，在廣州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以及其餘各地的擁護者，雖然努力設法維護辛亥革命所艱辛締造的民主政制，卻未著實效。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眾怒的親日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三位親日分子——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祥——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眾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裏正在舉行秘密會議。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眾抓到打傷。學生們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於是一鬨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砸得稀爛，並且在屋子裏放了一把火。
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洩不通。他們逮捕了近六十位學生帶往司令部，其餘的一千多名學生跟在後面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駐守。
有關這次遊行示威的消息，遭到嚴密的檢查與封鎖。但是有幾個學生終於蒙過政府的耳目，透過天津租界的一個外國機構發出一通電報。這電報就是五號上海各報新聞的唯一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