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六月間離美返國，美國正為有史以來第一次參加歐戰而忙著動員。離美前夕，心情相當複雜，那晚睡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赫特萊樓，思潮起伏，一夜不曾闔眼。時間慢慢消逝，終於東方發白。初夏的曙光從窗外爬籐的夾縫漏進房裏。清晨的空氣顯得特別溫柔，薔薇花瓣上滿積著晶瑩的露珠。附近圖書館前石階上的聖母銅像，似乎懷著沉重的心情在向我微笑道別，祝她撫育的義子一帆風順。我站在窗前佇望著五年來朝夕相伴的景物，不禁熱淚盈眶。難道我就這樣丟下我的朋友，永遠離開這智慧的源泉嗎？但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
那天下午我在中央車站搭火車離開紐約前往俄亥俄州的一個城市。火車慢慢移動離開車站時，我不住地回頭望著揮手送別的美國朋友，直到無法再看到這些青年男女朋友的影子時才坐下。
一位朋友陪我到俄亥俄州去看他的朋友。男主人有事進城去了，由漂亮的女主人招待我們。主人家裏沒有男孩，只有一位掌上明珠。這位黑髮女郎明媚動人，長著一張鵝蛋臉，而且熱情洋溢，真是人見人愛。
我們在那裏住了兩星期，正是大家忙著登記應召入伍的時候，第一批新兵正在集合出發，隊伍浩浩蕩蕩經過大街，開往營地受訓。街道兩旁人山人海，母親們、愛人們、朋友們紛紛向出征的勇士道別，有的擁吻不捨，有的淚流滿面，就是旁觀的人也為之鼻酸。
作客期間，我們曾經數度在月明之夜划船遊湖。湖上遍佈著滿長金色和銀色水仙花的小嶼。螢火蟲像流星樣在夜空中閃爍。魚兒在月色下跳躍戲水。女孩子們則齊聲歡唱。我還記得一支她們喜歡唱的歌：
六月的空氣溫暖而清新。
你為什麼不肯打開你的瓣兒？
難道你怕會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青蛙們也嘶著粗野的歌喉隨聲和唱，女孩子唱了一支又接著一支，直到晚風帶來寒意，大家才意識到夜色已深。於是我們棄舟登岸，在斜瀉而下的月色中踏著遍沾露珠的草地回家。
時間在不知不覺間飛逝，兩個禮拜的愉快生活旋告結束。我向朋友們道別，搭了一輛火車去舊金山。郵船慢慢離開金門海口時，我站在甲板上望著東方，心裡念念不忘在紐約的朋友們。再會吧，朋友們！再會吧，美國！
回到上海時還是夏天。離開九年，上海已經變了。許多街道比以前寬闊，也比以前平坦。租界範圍之外也已經鋪築了許多新路。百貨公司、高等旅館、屋頂花園、遊樂場、跳舞場都比以前多了好幾倍。上海已經追上紐約的風氣了。
離開祖國的幾年之內，上海的學校也增加了好幾倍；但是除了少數例外，所有學校的經費都是由私人或中國政府負擔的。少數例外的學校是多年以前公共租界當局興辦的。自從這些落伍的學校在幾十年前創立以來，租界當局的收入我想至少已經增加百倍。但是還讓中國人永遠無知無識罷——這樣，控制和剝削都比較方便。
年輕女孩子已剪短頭髮，而且穿起高齊膝蓋的短裙，哦！對不起，我說錯了，我的意思是指她們穿了僅到膝頭的旗袍，當時流行的式樣就是如此。當時中國摩登女子的這種衣服是相當有道理的，從肩到膝，平直無華，料子多半是綢緞，長短隨時尚而定。這原是滿洲旗人的長袍，於清朝進關時男子被迫而穿著的，滿清覆亡以後也被漢家女子採用，因此稱為「旗」袍。
到處可以看到穿著高跟鞋的青年婦女。當你聽到人行道高跟皮鞋的急驟的篤篤聲時，你就知道年輕的一代與她們的母親已經大不相同了。過去的羞怯之態已不復存在。也許是穿著新式鞋子的結果，她們的身體發育也比以前健美了。從前女人是纏足的。天足運動是中國改革運動的一部分，開始於日俄戰爭前後，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進展始終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運動迅速成功的原因，因為女人們看到別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願意再把她們女兒的足硬擠到繡花鞋裏了。
男子已經剪掉辮子，但是仍舊沒有捨棄長衫，因為大家已經忘記了長衫本來就是旗袍。穿著長衫而沒有辮子，看起來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後，我也像大家一樣穿起長衫來了，因為無論革命與不革命，旗袍究竟比較方便而且舒服。誰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誘惑，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舊留著辮子，尤其是老年人。他們看不出剪辮子有什麼好處。辮子已經在中國人頭上養了兩百多年，就讓它再留幾百年也無所謂。任何運動中總不免有死硬派的。
在美國時，我喜歡用中國的尺度來衡量美國的東西。現在回國以後，我把辦法剛剛顛倒過來，喜歡用美國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的東西，有時更可能用一種混合的尺度，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遊移於兩者之間。
我可憐黃包車伕，他們為了幾個銅板，跑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著他們的背脊，更是慘不忍睹。我的美國尺度告訴我，這太不人道。有時我碰到一些野獸似的外國人簡直拿黃包車伕當狗一樣踢罵——其實我說「當狗一樣踢罵」是不對的，我在美國就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踢過狗。看到這種情形，我真是熱血沸騰，很想打抱不平，把這些衣冠禽獸踢回一頓。但是一想到支持他們的治外法權時，我只好壓抑了滿腔氣憤。我想起了「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古訓。「懦夫！」我的美國尺度在譏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國尺度又在勸慰我。大家還是少坐黃包車，多乘公共汽車和電車罷！但是這些可憐的黃包車伕又將何以為生？回到鄉下種田嗎？不可能，他們本來就是農村的剩餘勞力。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三條路：身強力壯的去當強盜，身體弱的去當小偷，身體更弱的去當乞丐。那末怎麼辦？還是讓他們拖黃包車罷！兜了半天圈子，結果還是老地方。
那麼就發展工業，讓他們去做工吧。但是沒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工業又無法發展。農村裏農夫過剩，只要軍閥們肯出錢，或者肯讓他們到處擄掠，這些過剩的農夫隨時可以應募當兵，在這種情形下，欲求政府穩定勢不可得。因此發展工業的路還是走不通。
租界公園門口的告示牌已經有了改進，「犬與華人不得入內」的禁條已經修改為「只准高等華人入內」。甚至一向趾高氣揚的洋人，也開始發現有些值得尊重的東西，正在中國抬頭。
關於上海的事，暫時談到此地為止。
上海這個華東大海港和商業中心，現在已經與向有人間天堂之稱的蘇州和杭州由鐵道互相銜接。由上海到蘇州的鐵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關渡長江與津浦鐵路銜接，往北直通天津和當時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鐵路止於杭州，尚未通到寧波。
我的家鄉離寧波不遠。寧波雖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終未發展為重要的商埠，因為上海迅速發展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寧波黯然無光。寧波與上海之間有三家輪船公司的船隻每夜對開一次；兩家是英國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許多年前我父親曾經拿這些輪船作藍本，打造沒有鍋爐而使用手轉木輪的「輪船」，結果無法行駛。我從上海經寧波還鄉，與我哥哥搭的就是這種輪船的二等艙。
事隔二十年，乘客的生活無多大改變。過道和甲板上乘客擠得像沙丁魚，一伸腳就可能踩到別人。我們為了佔住艙位，下午五點鐘左右就上了船。小販成群結隊上船叫賣，家常雜物，應有盡有，多半還是舶來品。水果販提了香焦、蘋果，和梨子上船售價。我和哥哥還因此辯論了一場。哥哥要買部分腐敗的水果，因為比較便宜。「不行，」我說，「買水果的錢固然省了，看醫生的錢卻多了。」
「哈，哈——我吃爛梨子、爛蘋果已經吃了好幾年，」他說，「爛的味道反而好。我從來沒有吃出毛病。」他隨手撿起一個又大又紅，然而爛了一部分的蘋果，咬掉爛的一部分，其餘的全部落肚，我聳聳肩膀，他仰天大笑。
天亮前我們經過寧波港口的鎮海砲台。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時鎮海砲台曾經發炮轟死一位法軍的海軍上將。
天亮了，碼頭上的喧嚷聲震耳欲聾。腳夫們一擁上船拚命搶奪行李。一個不留神，你的東西就會不翼而飛。我和哥哥好容易在人叢中擠下跳板，緊緊地釘在行李夫的背後，唯恐他們提了我們的東西溜之大吉。
寧波幾乎與九年前一模一樣。空氣中充塞著鹹魚的氣味。我對這種氣味頗能安之若素，因我從小就經常吃鹹魚。寧波是個魚市，而且離寧波不遠的地方就盛產食鹽。我們跟著行李夫到了車站，發現一列火車正準備升火開往我的家鄉餘姚。沿鐵道我看到綿亙數里的稻田，稻波蕩漾，稻花在秋晨的陽光下發光，整齊的稻田在車窗前移動，像是一幅廣袤無邊的巨畫。清晨的空氣中洋溢著稻香，呵，這就是我的家鄉！
火車進餘姚車站時，我的一顆心興奮得怦怦直跳。我們越過一座幾百年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