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出一部分錢，買了衣帽雜物和一張往舊金山的頭等船票，其餘的錢就以兩塊墨西哥鷹洋對一元美金的比例兌取美鈔。上船前，找了一家理髮店剪去辮子。理髮匠舉起利剪，抓住我的辮子時，我簡直有上斷頭台的感覺，全身汗毛直豎。嚓兩聲，辮子剪斷了，我的腦袋也像是隨著剪聲落了地。理髮匠用紙把辮子包好還給我。上船後，我把這包辮子丟入大海，讓它隨波逐浪而去。
我拿到醫生證明書和護照之後，到上海的美國總領事館請求簽證，按照移民條例第六節規定，申請以學生身份赴美。簽證後買好船票，搭乘美國郵船公司的輪船往舊金山。那時是一九○八年八月底。同船有十來位中國同學。郵船啟碇，慢慢駛離祖國海岸，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在上船前，我曾經練了好幾個星期的鞦韆，所以在二十四天的航程中，一直沒有暈船。
這隻郵船比我前一年赴神戶時所搭的那艘日本輪船遠為寬大豪華。船上最使我驚奇的事是跳舞。我生長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裏，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覺得非常不順眼。旁觀了幾次之後，我才慢慢開始欣賞跳舞的優美。
船到舊金山，一位港口醫生上船來檢查健康，對中國學生的眼睛檢查得特別仔細，唯恐有人患砂眼。
我上岸時第一個印象是移民局官員和警察所反映的國家權力。美國這個共和政體的國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專制的中國人民更少個人自由，這簡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們在中國時，天高皇帝遠，一向很少感受國家權力的拘束。
我們在舊金山逗留了幾個鐘頭，還到唐人街轉了一趟。我和另一位也預備進加州大學的同學，由加大中國同學會主席領路到了卜技利（berkeley）。晚飯在夏德克路的天光餐館吃，每人付兩角五分錢，吃的有湯、紅燒牛肉、一塊蘋果餅和一杯咖啡。我租了班克洛夫路的柯爾太太的一間房子。柯爾太太已有相當年紀，但是很健談，對中國學生很關切。她吩咐我出門以前必定要關燈；洗東西以後必定要關好自來水龍頭；花生殼決不能丟到抽水馬桶裏；銀錢決不能隨便丟在桌子上；出門時不必鎖門；如果我願意鎖門，就把鑰匙留下藏在地毯下面。她說：「如果你需要什麼，你只管告訴我就是了。我很瞭解客居異國的心情。你就拿我的家當自己的家好了，不必客氣。」隨後她向我道了晚安才走。
到卜技利時，加大秋季班已經開學，因此我只好等到春季再說。我請了加大的一位女同學給我補習英文，學費每小時五毛錢。這段時間內，我把全部精力花在英文上。每天早晨必讀舊金山紀事報，另外還訂了一份《展望》（The Outlook）週刊，作為精讀的資料。《韋氏大學字典》一直不離手，碰到稍有疑問的字就打開字典來查，四個月下來，居然字彙大增，讀報紙、雜誌也不覺得吃力了。
初到美國時，就英文而論，我簡直是半盲、半聾、半啞。如果我希望能在學校裏跟得上功課，這些障礙必須先行克服。頭一重障礙，經過四個月的不斷努力，總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第二重障礙要靠多聽人家談話和教授講課才能慢慢克服。教授講課還算比較容易懂，因為教授們的演講，思想有系統，語調比較慢，發音也清晰。普通談話的範圍比較廣泛，而且包括一連串互不銜接而且五花八門的觀念，要抓住談話的線索頗不容易。到劇院去聽話劇對白，其難易則介於演講與談話之間。
最困難的是克服開不得口的難關。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國時一開始就走錯了路。錯誤的習慣已經根深蒂固，必須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矯正過來。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語音學的方法，單憑模仿，不一定能得到準確的發音。因為口中發出的聲音與耳朵聽到的聲音之間，以及耳朵與口舌之間，究竟還有很大的差別。耳朵不一定能夠抓住正確的音調，口舌也不一定能夠遵照耳朵的指示發出正確的聲音。此外，加利福尼亞這個地方對中國人並不太親熱，難得使人不生身處異地、萬事小心的感覺。我更特別敏感，不敢貿然與美國人廝混，別人想接近我時，我也很怕羞。許多可貴的社會關係都因此斷絕了。語言只有多與人接觸才能進步，我既然這樣故步自封，這方面的進步自然慢之又慢。後來我進了加大，這種口語上的缺陷，嚴重地影響了我在課內課外參加討論的機會。有人問我問題時，我常常是臉一紅，頭一低，不知如何回答。教授們總算特別客氣，從來不勉強我回答任何問題。也許他們瞭解我處境的窘困，也許是他們知道我是外國人，所以特別加以原諒。無論如何，他們知道，我雖然噤若寒蟬，對功課仍舊很用心，因為我的考試成績多半列在乙等以上。
日月如梭，不久聖誕節就到了。聖誕前夕，我獨自在一家餐館裡吃晚餐。菜比初到舊金山那一天好得多，花的錢，不必說，也非那次可比。飯後上街閒遊，碰到沒有拉起窗簾的人家，我就從窗戶眺望他們歡欣團聚的情形。每戶人家差不多都有滿飾小電燈或蠟燭的聖誕樹。
大除夕，我和幾位中國同學從卜技利渡海到舊金山。從渡輪上可以遠遠地看到對岸的鐘樓裝飾著幾千盞電燈。上岸後，發現舊金山到處人山人海。碼頭上候船室裏的自動鋼琴震耳欲聾。這些鋼琴只要投下一枚鎳幣就能自動彈奏。我隨著人潮慢慢地在大街上閒逛，耳朵裏滿是小喇叭和小鞀鼓的嘈音，玩喇叭和鞀鼓的人特別喜歡湊著漂亮的太太小姐們的耳朵開玩笑，這些太太小姐們雖然耳朵吃了苦頭，但仍然覺得這些玩笑是一種恭維，因此總是和顏悅色地報以一笑。空中到處飄揚著五彩紙條，有的甚至纏到人們的頸上。碎花紙像彩色的雪花飛落在人們的頭上。我轉到唐人街，發現成群結隊的人在欣賞東方色彩的櫥窗裝飾。劈啪啪的鞭炮聲，使人覺得像在中國過新年。
午夜鐘聲一響，大家一面提高嗓門大喊「新年快樂！」一面亂撳汽車喇叭或者大搖響鈴。五光十色的紙條片更是漫天飛舞。這是我在美國所過的第一個新年。美國人的和善和天真好玩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們的歡笑嬉遊中可以看出美國的確是個年輕的民族。
那晚回家時已經很遲，身體雖然疲倦，精神卻很輕鬆，上床後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起身。早飯後，我在卜技利的住宅區打了個轉。住宅多半沿著徐緩的山坡建築，四周則圍繞著花畦和草地。玫瑰花在加州溫和的冬天裡到處盛開著，卜技利四季如春，通常長空蔚藍不見朵雲。很像雲南的昆明、台灣的台南，而溫度較低。
新年之後，我興奮地等待著加大第二個學期在二月間開學。心中滿懷希望，我對語言的學習也加倍努力。快開學時，我以上海南洋公學的學分申請入學，結果獲准進入農學院，以中文學分抵補了拉丁文的學分。
我過去的準備工作偏重文科方面，結果轉到農科，我的動機應該在這裡解釋一下。我轉農科並非像有些青年學生聽天由命那樣的隨便，而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慎重決定的。我想，中國既然以農立國，那末只有改進農業，才能使最大多數的中國人得到幸福和溫飽。同時我幼時在以耕作為主的鄉村裏生長，對花草樹木和鳥獸蟲魚本來就有濃厚的興趣。為國家，為私人，農業都似乎是最合適的學科。此外我還有一個次要的考慮，我在孩提時代身體一向羸弱，我想如果能在田野裏多接觸新鮮空氣，對我身體一定大有裨益。
第一學期選的功課是植物學、動物學、生理衛生、英文、德文和體育。除了體育是每週六小時以外，其餘每科都是三小時。我按照指示到大學路一家書店買教科書。我想買植物學教科書時，說了半天店員還是聽不懂，後來我只好用手指指書架上那本書，他才恍然大悟。原來植物學這個名詞的英文字（botany）重音應放在第一音節，我卻把重音唸在第二音節上去了。經過店員重複一遍這個字的讀音以後，我才發現自己的錯誤。買了書以後心裡很高興，既買到書，同時又學會一個英文字的正確發音，真是一舉兩得。後來教授要我們到植物園去研究某種草木，我因為不知道植物園（botanical garden）在哪裏，只好向管清潔的校工打聽。唸到植物園的植物這個英文字時，我自作聰明把重音唸在第一音節上，我心裡想，「植物學」這個英文字的重音既然在第一音節上，舉一反三，「植物園」中「植物」一字的重音自然也應該在第一音節上了。結果弄得那位工友瞠目不知所答。我只好重複了一遍，工友揣摩了一會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我舉一反三的辦法出了毛病，「植物（的）」這個字的重音卻應該在第二音節上。
可惜當時我還沒有學會任何美國的俚語村言，否則恐怕「他×的」一類粗話早已脫口而出了。英文重音的捉摸不定曾經使許多學英文的人傷透腦筋。固然重音也有規則可循，但是每條規則總有許多例外，以致例外的反而成了規則。因此每個字都得個別處理，要花很大工夫才能慢慢學會每個字的正確發音。
植物學和動物學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