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五歲的時候，父親又帶我回到故鄉。我們怕義和團之亂會蔓延到上海，因此就回到鄉下去住。在蔣村住了不久，鄉下土匪愈鬧愈兇，又遷到餘姚城裏，我在餘姚縣裏的一所學校裏唸英文和算術，另外還請了一位家庭教師教中文。
大概一年之後，我到了杭州。杭州是浙江的省會，也是我國蠶絲工業的中心和五大茶市之一。杭州的綢緞和龍井茶是全國聞名的。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的風景更是盡人皆知。城東南有杭州灣的錢塘大潮；城西有平滑如鏡的西湖，湖邊山麓到處是古寺別墅。《馬哥．孛羅遊記》中就曾盛道杭州的風景。杭州是吳越和南宋的故都，南宋曾在這裡定都一百五十年之久，因此名勝古蹟很多。墨人騷客更代有所出。湖濱的文瀾閣收藏有四庫全書及其他要籍，正是莘莘學子潛心研究的好去處。
我在這個文化城中瞎打瞎撞，進了一所非常落伍的學校。校長是位木匠出身的美國傳教士。我以為在這所教會學校裏，至少可以學好英文。事實上卻大謬不然。這位傳教士抱著一股宗教熱忱來到中國，在主持這所教會學校之前，曾經在我的故鄉紹興府傳過教。因為他只教「聖經」，我也摸不清他肚子裏究竟有多少學問。在我們學生的心目中，士、農、工、商，士為首。對木匠出身的人多少有點輕視。我的英文教師更是俗不可耐的人物。他入教不久，靈魂也許已經得救，但是那張嘴卻很能夠使他進拔舌地獄。我為了找位英文好教師，曾經一再轉學，結果總使我大失所望。
在這所教會學校裏，學生們每天早晨必須參加禮拜。我們唱的是中文讚美詩，有些頑皮的學生就把讚美詩改編為打油詩，結果在學校裏傳誦一時。雖然我也參加主日學校和每天早晨的禮拜，我心靈卻似緊閉雙扉的河蚌，嚴拒一切精神上的舶來品。我既然已經擺脫了神仙鬼怪這一套，自然不願再接受類似的東西。而且從那時起，我在宗教方面一直是個「不可知」論者，我認為與其求死後靈魂的永恆，不如在今世奠立不朽根基。這與儒家的基本觀念剛好符合。
校園之內唯一像樣的建築是禮拜堂和校長官舍。學生則住在鴿籠一樣的土房裏，上課有時在這些宿舍裏，有時在那間破破爛爛的飯廳裏。
大概是出於好奇吧，學生們常常喜歡到校長官舍附近去散步。校長不高興學生走進他的住宅，不速之客常常被攆出來。有一次，一位強悍的學生說什麼也不肯走開，結果與一位路過的教員發生衝突。
圍觀的人漸聚漸多。那位學生說先生摑他的耳光，同時放聲大哭，希望引起群眾的同情。這場紛擾遂即像野火一樣波及全校。學生會多數決議，要求校長立即開革那位打人的教員。校長斷然拒絕學生的要求，群眾的情緒愈漲愈高。校長冷然告訴學生說：如果他們不喜歡這個學校，就請他們捲鋪蓋。不到兩個小時，全體學生都跑光了。
我所受的教會學校教育就此結束。但我毫不後悔，我巴不得早一天離開這個學校。
或許有人要問：為什麼這樣的事會突然發生呢？其實這不只是學生桀驁難馴的表現而已，那耳光不過是導火線。這類事件也絕不局限於這所小小的教會學校，學生反抗學校當局已經成為全國的普遍風氣。
一年以前，上海南洋公學首先發生學潮。一位學生放了一瓶墨水在教授的坐椅上，教授不注意一屁股坐了上去，弄得全身墨跡。教授盛怒之下報告了校長，接著幾個嫌疑較大的學生被開除。這引起了學生會和學校當局之間的衝突，學生會方面還有許多教授的支持。結果全體學生離開學校。
年輕的一代正在轉變，從馴服轉變為反抗。一般老百姓看到中國受列強的侵略，就怪清廷顢頇無能；受到國父革命理論薰陶和鼓勵的學生們則熱血沸騰，隨時隨地準備發作。首當其衝的就是學校當局。
浙江省立高等學堂接著起了風潮。起因是一位學生與來校視察巡撫的一名轎夫發生齟齬，結果全校罷課，學生集體離開學校。類似的事件相繼在其他學校發生，卒使許多學府絃歌中輟。學潮並且迅速蔓延到全國。
思想較新的人同情罷課的學生。斥責學校當局過於專制；思想守舊的人則同情學校當局，嚴詞譴責學生。不論是同情學生或者是同情學校當局的，似乎沒有人體會到這就是革命的前夕，從學生初鬧學潮開始，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誕生為止，其間不過短短八年而已。
這種反抗運動可說是新興的知識分子對一向控制中國的舊士大夫階級的反抗，不但是知識上的反抗，而且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反抗。自從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以及其他科學觀念輸入中國以後，年輕一代的思想已經起了急劇的變化。十八世紀的個人觀念與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同時並臨：個人自由表現於對舊制度的反抗；工業革命則表現於使中國舊行業日趨式微的舶來品。中國的舊有制度正在崩潰，新的制度尚待建設。
全國普遍顯現擾攘不安。貧窮、饑饉、瘟疫、貪汙、國際知識的貧乏以及外國侵略的壓力都是因素，青年學生不過是這場戰亂中的急先鋒而已，使全國學府遍燃烽火的，不是一隻無足輕重的墨水瓶，不是一個在教會學校裏被颳了耳光的學生，也不是一次學生與轎夫之間的齟齬而已。
我們離開那所教會學校以後，我們的學生會自行籌辦了一個學校，取名「改進學社」。這個名稱是當時著名的學者章炳麟給我們起的。這位一代大儒，穿了和服木屐，履聲郭橐，溢於堂外。他說，改進的意思是改良、進步。這當然是我們願意聽的。我們的妄想是，希望把這個學校辦得和牛津大學或者劍橋大學一樣，真是稚氣十足。但是不久我們就嚐到幻滅的滋味。不到半年學生就漸漸散了。結果只剩下幾個被選擔任職務的學生。當這幾位職員發現再沒有選舉他們的群眾時，他們也就另覓求學之所去了。
我自己進了浙江高等學堂。我原來的名字「夢熊」已經入了鬧事學生的黑名單，因此就改用「夢麟」註冊。我參加入學考試，幸被錄取。當時的高等學堂，正當罷課學潮之後重新改組，是一向有「學人之省」之稱的浙江省的最高學府。它的前身是求是書院。「求是」是前輩學者做學問的一貫態度。求是書院和紹興的中西學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課程中包括一些外國語和科學科目。後來新學科愈來愈見重要，所佔時間也愈來愈多，求是書院終於發展為一種新式的學校，同時改名為浙江高等學堂。
這個學堂既然辦在省城，同時又由政府負擔經費，它自然而然地成為全省文化運動的中心。它的課程和中西學堂很相似，不過功課比較深，科目比較多，先生教得比較好，全憑記憶的工作比較少。它已粗具現代學校的規模。
我自從進了紹興的中西學堂以後，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到東邊有一點閃霎的亮光，我就摸到東邊；東邊亮光一閃而逝以後，我又連忙轉身撲向西邊。現在進了浙江高等學堂，眼前豁然開朗，對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較真切了。我開始讀英文原版的世界史。開始時似乎很難瞭解外國人民的所作所為，正如一個人試圖瞭解群眾行動時一樣困難。後來我才慢慢地瞭解西方文化的發展。自然那只是一種粗枝大葉而且模模糊糊的瞭解。但是這一點瞭解已經鼓起我對西洋史的興趣，同時奠定了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在浙江高等學堂裏所接觸的知識非常廣泛。從課本裏，從課外閱讀，以及師友的談話中，我對中國以及整個世界的知識日漸增長。我漸漸熟悉將近四千年的中國歷史，同時對於歷代興衰的原因也有了相當的瞭解。這是我後來對西洋史從事比較研究的一個基礎。
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更多：首先是一八九四年使台灣割讓於日本的中日戰爭，童年時代所看到的彩色圖畫曾使我對它產生錯誤的印象；其次是一八九八年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運動，那是我在中西學堂讀書時所發生的；再其次是一九○○年的義和團戰爭，我在上海時曾經聽到許多關於義和團的消息；然後是一九○四年的日俄戰爭，我在杭州唸書時正在進行。每一件事都有豐富的資料足供研究而且使人深省。
我們也可以用倒捲珠簾的方式來研究歷史：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戰爭使中國喪失了越南；太平天國始於一八五一年而終於一八六四年，其間還出現過戈登將軍和華德將軍的常勝軍；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的結果使中國失去了香港；如果再往上追溯，明末清初有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元朝有馬哥．孛羅來華遊歷；再往上可以追溯到中國與羅馬帝國的關係。
梁啟超在東京出版的「新民叢報」是份綜合性的刊物，內容從短篇小說到形而上學，無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學常識、有歷史、有政治論著，有自傳、有文學作品。梁氏簡潔的文筆深入淺出，能使人瞭解任何新穎或困難的問題。當時正需要介紹西方觀念到中國，梁氏深入淺出的才能尤其顯得重要。梁啟超的文筆簡明、有力、流暢，學生們讀來裨益非淺，我就是千千萬萬受其影響的學生之一。我認為這位偉大的學者，在介紹現代知識給年輕一代的工作上，其貢獻較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