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與反國民黨
北伐前及北伐初期，各方期待於國民黨者頗高。北伐後國民黨內訌不休，戰亂不絕，喪失了一往淬厲奮揚的精神，虛驕自大，儼然成為統治的特權階級，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識分子為最。一九三○年起，「自由大同盟」、「左翼文藝作家聯盟」、「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社會科學家聯盟」、「反帝大同盟」，各種左傾團體相繼出現，青年學生是他們爭取的主要對象，雖不必盡皆贊同共產主義，但均不滿意國民黨。信仰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亦反對一黨專政，對國民黨時加批評。國民黨採高壓政策，因共產黨罪名而遭迫害者不少【註：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左翼文藝作家二十四人處死，魯迅匿避】。
瀋陽事變發生，舉國憤慨，紛責政府之不抵抗，上海舉行抗日救國市民大會，請政府限日兵撤退，南京學生毆打外交部長，上海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絕交宣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上海、北平學生一萬人包圍國民政府。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示威團，高呼「全國被壓迫民眾聯合起來」，「打倒賣國政府」，佔據火車站，堅持進京。十二月九日，上海學生搗毀國民黨市黨部，圍困市政府，杭州、武漢等地，有相同舉動。十九日，宋慶齡宣言，謂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的地位，惟有為民眾而奮鬥的革命勢力，可以剷除帝國主義。國民黨內之反南京政府者，從中鼓煽。十二月十一日，麇集南京的學生總示威，有「打倒國民黨」，「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農工兵聯合起來」口號。十二月十五日，再鬧外交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素受崇敬的蔡元培遭到毆辱。同一天，蔣中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十七日，學生搗毀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西安、太原國民黨省黨部亦被搗毀，此為九一八後，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一階段。
這時學生尚乏嚴密組織，在政府壓制之下，漸歸消沉。一九三二年一月，日軍佔領山海關，北平學生竟有「愛國有心，救亡無術」之語，藉故逃課、罷考，但是其他方面的活動則轉趨積極。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左派「著作者抗日會」要求全國抗日。四月，西安學生組織抗日會，再搗毀國民黨部。五月，上海救國團體代表毆傷與日本談判停戰的代表郭泰祺，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六月，上海「救國團體聯合會」抗議政府封鎖言論。十二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四月，馬良（相伯）、章炳麟等為熱河棄守，痛詆政府。九月，國際反帝非戰大會組織「反戰同盟中國分會」。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宋慶齡、馬良等發表對日作戰宣言及基本綱領，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全體人民總動員，由農工兵學商代表組織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等三十餘團體成立。於是學生運動再起，直接的刺激為日本加緊侵略華北。
一九三五年，學生對河北、察哈爾事件無何表示，繼起的華北「自治運動」激起了洶湧怒潮，十一月一日，北平十個學校學生自治會向國民黨致送請願書，猛烈攻擊近年政府迫害青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學生聯合會恢復。十二月三日，因「冀東自治防共委員會」出現，學生決定遊行，美國記者斯諾（E. Snow）夫婦曾預聞其事。十二月九日，學生一千餘人，出動示威，反對自治運動，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與軍警衝突，數人被捕，是為「一二九運動」。十二月十六日，復因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設置，學生指為變相的自治，二次遊行，參加者近一萬人，三百七十餘人被毆傷，十四人被捕，風潮延及廣州、上海、濟南、武漢、長沙、西安、天津、杭州、南京、開封，又有強行進京請願之舉，京、滬、漢戒嚴。中共一再宣稱支持，鼓勵農工學兵共組國防政府。一九三六年一月，蔣中正約各地中等學校以上校長及大學生代表談話，謂決不簽訂任何有損領土主權條約，如至最後關頭，不惜一戰。北平、天津左派學生仍然不滿，教育部宣稱必要時將採取斷然處置。三月，北平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學生數十人被捕，四月，武漢學生救國聯合會解散。五月，平、津、滬學生為反對日本出兵華北及日人走私，罷課遊行。這是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二階段。
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共雖一再宣布反對日本侵略，仍不放棄推翻國民政府的立場，否認與之共同抗日，並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戰敗西走，政府軍行將以全力圍剿（第四次）江西紅一方面軍，日軍奪佔山海關，準備進犯熱河之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利用中國危機加劇、民族意識高漲之際，與任何中國武裝部隊及團體，結為共同抗日聯盟。於是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宣言，主張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障群眾民主權利，保衛中國，爭取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鬥爭，願以停止內戰、武裝人民、實行抗日為條件，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此一宣言，可說是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亦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開始，但國民黨並不包括在內，仍認為「抗日必先反蔣」，主要目的在分化政府軍，削弱其對紅軍的壓力。不久馮玉祥的察哈爾民族抗日同盟軍及李濟深、陳銘樞的福建人民政府相繼而來。但未能撼動政府軍對蘇區的圍剿。
福建人民政府瓦解後，第五次圍剿劇烈展開，紅軍處境至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進攻告全國民眾書》，號召民族革命戰爭，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共同聯合，對日絕交作戰，停止進攻蘇區，反對國民黨的投降出賣政策，反對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此應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擴大，縱令政治意見不同，亦願與聯合。國民黨亦在其內，所反對的為國民黨的對日政策，所希望的是停止進攻蘇區。首起響應的為宋慶齡等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繼之為「各界救國會」。
六個月後，紅軍自江西向西南轉移，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間，被困於川邊，大有不易生存之勢。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通過《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案》，指明中國必須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與反法西斯的鬥爭相連結，吸收抗日的民族力量，擴大民族解放鬥爭的戰線。八月一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及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實際是向國民黨呼籲，即《八一宣言》。略云：「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見上或利害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該真誠覺悟，首先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力量，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攜手共同救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再）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的代表機關，以便具體討論關於抗日救國各種問題。……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宣言中對於國民黨及蔣雖仍然詆毀，只是表面文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陳紹禹再闡明統一戰線的意義，指摘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派林育英（張浩）前往陝北宣達。中共的國際派自然是奉命唯謹，當權的毛澤東似尚疑慮，一面命潘漢年赴莫斯科請示，一面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出與《八一宣言》內容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林育英到後，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安定瓦窯堡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一為發動一切革命力量，反日、反蔣，二為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部隊，只要是反日、反蔣，都應聯合成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為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紅軍、白軍聯合起來」；四為使工、農、兵、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革命同盟者，相信中共為全人民利益代表者。二十七日，毛澤東再論對日策略，說明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及人民共和國的必要。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以縱橫捭闔的手段，將反革命的隊伍拉入革命的隊伍。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通電（東征宣言），要求先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停止內戰，對日絕交宣戰，成立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電文內但言抗日，不再提反蔣。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直接要求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