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緩和中日關係的嘗試
對日本來說，塘沽協定不過是割裂華北的初步，尚未能使其與中國完全脫離。對中國來說，總算暫時滯延了日本的侵略，得以繼續進行安內工作，並力圖爭取外援。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間，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僕僕風塵，歷訪美、英、法、義、德及國際聯盟，出席世界經濟會議，顯著的收穫為中美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的成立。英國允以庚子賠款四百七十萬鎊用於完成粵漢鐵路，義、德與中國的關係，漸臻密切，國際聯盟設置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派專人駐紮中國。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日本一再指摘國際聯盟對華合作及中美棉麥借款，助長歐、美派宋子文之以夷制夷主義，勢將釀成類似瀋陽或上海事變。列強對華援助為破壞東亞和平，如不改變態度，日本將講求適當的應付手段。
國民政府為緩和對日關係，七月二十八日，蔣中正、汪兆銘聯名宣布，將以全力謀國內和平，國際安定，消除「匪」（共）患，充實國力，不簽訂割讓或承認條約，需求國際同情與協助，但不縱橫捭闔。八月，汪自兼外交部長，以熟悉日情的唐有壬為次長。日本外務省發表談話，中國如誠意容納日本主張，確謀與日本親善，日本可考慮一切。此時日本所要求的為華北與東北通車（北寧鐵路）、通商、通郵、通航（航空聯絡），長城各口由日本警備，造成中國承認滿洲國、以長城為界的事實。九月初，蔣、汪再度決定，絕不承認滿洲國割據東北四省，其他次要問題，仍可與日本周旋，並避免刺激日方的行為言論。終以對長城各口日軍無可如何，十一月，予以承認。但日本定欲置中國與滿洲國於其領導之下，使華北脫離南京。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美國蘇俄復交，一九三四年一月，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為文論遠東情勢，謂美俄諒解為對日本警告，遠東文明前途大半視中國在本世紀之行動如何。二月，莫斯科發表遠東特別紅軍總司令白魯傑演說詞，謂遠東如有軍事衝突，紅軍必予以重大打擊。同月，英俄商約簽字。三月，中國軍官考察團到莫斯科，中俄大有軍事合作可能。德國前國防部長薩克德（H. von Seeckt）於是年來華，任軍事顧問團長【註：關於德國顧問團事，見第十七章第五節】，義大利海空軍顧問亦先後而至。於是有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Amau Eiji）的聲明，謂日本對中國關係特殊，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乃日本的使命，中國如利用他國勢力以排斥日本之任何企圖與行動，均必加以排擊。各國如對中國採共同行動，縱令為財政或技術援助，日本亦表示反對。最近對中國售賣飛機，建築機場，教練飛行技術，派遣軍事顧問，供給政治借款，日本定必反對。日本駐華盛頓大使復稱，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訂立任何契約，須先與日本相商，中國購買飛機必須制止。
天羽聲明為對中國的警告，亦為對列強的警告，率直的揭示獨佔中國的野心。中國的公開反應為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不承認某一國家在任何地方獨負維持和平責任。中國有提倡國際合作的義務，無中傷他國及擾亂東亞和平意念。他國對中國苟無野心，對於中國與他國合作、力謀建設及安全之政策，不必過慮。中日間之真正永久和平，須建立於善意與互相諒解之基礎上，並應糾正現有之不平事態。數日後，二次聲明，中國主權與獨立國格，不容任何國家稍予損害，中國與他國關係，不容任何國家稍予干涉。對內努力肅清「匪患」及生產建設，對外致力於國際安全保障，維護國聯盟約、九國公約。
英、美、法、德、義、俄輿論對日本紛紛譴責，英國正式照會，聲明維護九國公約，不容任何國家破壞，美國亦稱中美關係有條約規定，非經合法手續不得修正或廢止。任何一國未經關係國同意，不得一意獨斷而涉及他國的正當權利義務，盼日本尊重美國權益。
蔣中正對天羽聲明的反應，為當時未曾發表的兩篇演講，一為四月二十三日在江西撫州對前線將士的講演，十年後必將日本逐出東北，收復台灣、朝鮮；一為七月二十四日，對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演，必須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但根本方針則為先求國內和平、安定、統一、集中。不久江西軍事告一段落，紅軍雖仍待肅清，但政府處境已大改善。十一月二十七日，蔣對日本記者談話，主中日以道德、信義為基礎，解決糾紛。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汪兆銘在國府紀念週演說，希望日本打開僵局。二十二日，日外相廣田對國會演說，中日懸案（通車、通郵）已漸解決【註：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北平、瀋陽通車，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關內外通郵】，仍期中國覺悟，共同促進此種傾向。二十九日，蔣接見日本武官鈴木美通，三十日，接見有吉明，二月一日，發表談話，中日須開誠相見，中國應改正反日情緒，日本應改正對華優越態度。同日發表《敵乎？友乎？》盼中、日從大處著想，相互提攜。中國應盡力消滅戰機，不應聽僵局延長，日本要認清事實，知道控制或消滅中國皆不可能。以往中國誤於虛驕，今後不計較一時榮辱，只要日本歸還東北四省，謀過去懸案的互利解決，彼此可直接談判。如中、日鬥爭，結果必將同歸於盡。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二月十三日，國民政府明令敦睦中日邦交。次日，蔣告日本記者，要打破中日難局，首須恢復兩國正常關係。黃郛亦告土肥原，在滿洲國問題未解決前，日本應表示不再侵害中國領土及主權。二月二十日，汪兆銘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願以誠意及和平方法，循正當途徑解決中日糾紛。同一天，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開始與廣田及其他日本軍政要員會談，建議促進中日經濟提攜與互相融和。蔣再與汪兆銘通令，嚴禁反日。三月一日，廣田在國會宣布，將一反以前地方當局交涉的政策，而與中央政府談判。五日，國民政府重下保護人民自由人權令，也就是不準抵制日貨，日方表示滿意。五月七日，中日公使升格為大使，此為中日嘗試和解的具體表現，亦為唯一成就。
二、加緊分割華北——河北、察哈爾事件
滿洲國出現後五個月，一九三二年八月，日本政府制訂的今後對華政策，為鼓吹分治，使各省反蔣、親日。攻奪熱河後一個月，一九三三年四月，又決定將中國與滿洲國並列，同歸日本領導，使華北成為日、俄作戰時的緩衝區。塘沽協定所劃的非武裝地帶，為此一計劃實行的開始，是後圖謀愈急，期消滅中國政府在華北權力。十月，華北部分將領，因日人構煽，倡議聯省自保，黃郛詳切懇勸，曉以對日、對共難題，事乃解息。十二月，日本內閣再議定對華分治方法，務令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脫離國民政府。一年多來，黃郛以內外煎迫，心力交瘁，日本的侵凌迄無止境，久欲引退。一九三五年一月，關東軍又向察哈爾尋釁，黃感難再為力，南去不返，駐平政務委員會名存實亡，日本認為消滅南京在華北權力的時機已至，於是有所謂河北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北平日本使館武官高橋坦藉口最近天津日租界兩報社長被人暗殺，與中國官廳有關【註：兩報社長為《振報》的白逾恆，《國權報》的胡恩溥，均親日而反國民黨，於五月三日被暗殺】，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抗議，並發表談話，說是此係蔣對日二重外交的鐵證。二十一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嗾使日軍滋鬧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黨部，指省政府主席於學忠、市長張廷諤為暗殺主使人。二十九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高橋面見何應欽，謂兩報社長之被暗殺、河北遵化縣長之庇護熱河義勇軍，皆為對日、滿的挑戰騷亂行為，破壞塘沽協定。又說蔣對日佯示親善、暗中準備抗日的政策，必須改變，要求罷免於學忠、張廷諤，撤退北平憲兵團、河北省黨部、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藍衣社【註※】，及河北境內的中央軍，否則即出以斷然處置。
※註：一九三二年初，部分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三民主義力行社」，擁蔣反共反日，賀衷寒、桂永清、鄧文儀、曾擴情、戴笠及非黃埔軍校出身的劉健群為中堅，人稱藍衣社。旋於力行社之下，成立革命青年同志會、革命軍人同志會及軍事情報處。軍事情報處隸屬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戴笠主之。國民黨中央黨部另有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任務與「軍統」同，陳立夫、徐恩曾主之。一九三四年，力行社擴大為復興社。
截至六月十日，中國一一接受，於學忠部（東北軍）一併調離河北，由何應欽口頭答覆，即所謂「何梅協定」。高橋迫令書面承諾，南京不許，何離北平南下，終於七月八日照辦，從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繼駐平政務委員會之後，同歸終了，國民政府失去了對河北省的統馭力。繼之而來的是察哈爾事件。
塘沽協定簽訂後，關東軍決進圖察哈爾，錫林果勒盟副盟長德王（德穆楚克棟普）暗與相通。一九三三年八月，蒙軍自熱河佔領多倫，設察東特別自治區。一九三四年二月，